治学之路并非坦途，几番起落，几经风雨，在波浪式的前进中经受考验

　　1937年，北京沦陷了。张岱年因故滞留北平，闭门读书，蜗居家中。他常常盘坐在桌前，厘清自己未思考完的哲理。

　　当时张岱年因不与敌伪共事，没有工作，生计遇到了危机，怎么办？恰好，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大纲》手稿，被私立中国大学的校长何其巩发现，便邀请他到该校讲学，把书稿印成讲义，也免得被战火焚毁。私立中国大学是不接受日军津贴的，于是，张岱年再一次站到了哲学讲台上，向学生讲解老子关于“天地不断变化“的哲理。

　　1945年，日本投降了，张岱年欢腾雀跃，他称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高兴欢乐的日子。冯友兰先生很快从云南来信，聘请他到西南联大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除在清华大学任教外，辅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聘请他为客座教授。他满心欢喜地乘坐公共汽车，穿梭般地往来于四校的讲台。他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崭新的哲学研究方法。

　　1952年，张岱年来到了北京大学，与冯友兰共同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冯先生讲先秦至汉初哲学，张岱年讲汉初至明清时代的哲学。这时，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异常活跃、清晰。

　　早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张岱年就对哲学问题做了深入研究，除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之外，经常思考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问题，有如汉代思想家杨雄所谓“好深湛之思”。于1942年至1944年，他将历年致思所得整理发表，包括：《哲学思维论》，论述哲学的性质、哲学命题的意义，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知实论》，从感觉经验推理证明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事理论》，论述事物与规律的关系。《品德论》，论述价值的标准与道德理想的基本准则。1948年又写成《天人简论》，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五篇哲学论稿，后称“天人五论”。

　　此时，张岱年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以前没有读过的《自然辩证法》《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体会较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哲学的革命变革，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不复措意，专注从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注重中国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探讨。

　　但是不久，作为哲人的他却迷茫了。

　　1957年，他糊里糊涂地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其间，最让他感动的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决定对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付印，知道他被打入另册之后，该馆仍不改初衷，只是建议他改用笔名。于是，《中国哲学大纲》便以“宇同”的笔名出版了。

　　更让张岱年糊涂的是，他被下放到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他这条“鲤鱼”再也跳不出龙门了，只能在泥沼中喘气。

　　困顿之中，原来相识的人，有的形同路人，有的落井下石。但是，也有朋友依然热情地和他握手，表示问候。对握手之人，张岱年感到此情此景真有“万人之中一握手，三年衣袖尚留香”的感觉。他会永远记住在困顿之时帮助过他的人。

　　不过，哲人毕竟有哲人的心境。

　　在鲤鱼洲的草棚中，夜里张岱年独自盘坐，仰视那神秘而高深的夜空，北斗依然在目，他的内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老子的冷静，又回到了张岱年的心中。

　　文化“综合创新”论，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斗转星移，时代总是随着时光的流转而变化。新的时代终于到来了。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张岱年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渴望已久的讲台，回到了他写作思考的桌前。多年来一直引而未发的哲理之光，又闪耀在他的脑海里。

作者探望张岱年先生

　　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了，他被推选担任会长。高考制度恢复了，设立了学位制度，他带起了博士生。社会渴求知识，他的哲学创作进入了空前的旺季。《求真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张岱年文集》……他的著作不断地发表、出版。他头脑中那思绪的翅膀，继续拍打着、飞腾着……

　　1979年以来，他重新考虑世界哲学发展的形势，觉得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拟不一概排斥，应加以分析抉择；但对于西方流行的反理性主义则颇以为非。他认为唯物主义承认客观实在，理性主义承认理性的重要，还都是应该肯定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生又感研究哲学史，如果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毫无自己的见解，恐亦难于体会往昔哲人的深邃意蕴，于是倾心钻研理论问题，常至废寝忘食。

　　其主要兴趣是：推崇唯物论，阐扬辩证法；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法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注重分析，在内容上则致力于结合。

　　先生不愧是哲人，我惊诧面前的这位89岁高龄的老先生，讲起话来是如此言简意赅。于是，几个大起大落的概括之后，我们就已谈及先生思想的前沿：

　　“先生，您有一本《求真集》，我想写一篇《求真记》。那么，您求索了大半个世纪，所求到的'真'是什么？您能讲一两点吗？”

　　于是，先生讲起了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与“民族精神”之说。我则完全像一个学生，在听尊敬的长者讲课。我发现，这时先生讲述起来已经不是山崖上的一线清泉，而是滔滔的江河了。那带着沙哑的、听似平静的语调里，竟携带了他胸中融溶的几干年历史文化精华的底蕴，听起来是那么厚重。

　　“综合创新”论是他1985年充实后又重申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前进的唯一出路便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形成华夏文化的新体系。文化“综合创新”理论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儒学复兴”论。他主张，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反思、批判地加以继承；另一方面，又要对西方进步文化进行考察、引进、选择吸取。

　　如何综合中西文化？先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观、思维方式三个方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典哲学宣扬人与自然统一与和谐，西方近代思维鼓吹人与自然的对抗与斗争。西方思想家高喊“战胜自然”，确已取得了可敬的成绩，时至今日却发现人类已经破坏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还是应该保护的。中国儒家的正统观点是“天人合一”，并不否认天与人的区别，而是强调天与人的统一。

　　将“天人合一”与“战胜自然”的观点结合起来，是理之当然，势之必至。

　　关于价值观，先生认为：儒家的礼教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忽视了个人应该有的权利，这点应该加以批判。但是，儒家提倡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还是必须肯定的。西方价值观则强调个人奋斗精神、个人独立意识以及公平竞争原则，值得我们学习。而现代西方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并无裨益，是不应该效法的。

　　关于思维方式，先生说：中国有一个“辩证思维”的传统，今日应注意学习吸取西方现代科学的分析思维方法，应该将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先生认为，民族精神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他说：世界上各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作为民族文化之主导思想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延续发展了几干年，必然具有独特的民族精神。

　　最后，张岱年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民族必须具有凝聚力、自尊心、自信心。要相信我们民族有优良的传统，能够继续弘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发扬民族精神。

　　听先生一番宏论，真有耳目一新之感。我问：“那么，先生您求'真'几十年，这可以说是您修成的’正果'了？”

　　先生不语，但是，我从他那庄重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告别了张岱年先生，再看那哲人之居的翠竹，蓊蓊郁郁，且清，旦爽，且直，我觉得身轻如燕，好像在哲人思想的晴空中飞翔了一遍。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