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一个夏日，正当荷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湖水前看荷花，在湖边散步良久。这片荷花叫“季荷”，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亲手所植。我正在看有关季老的文字, 应《中华儿女》杂志之邀，打算采访季老，现在是为“未成曲调先有情”，我感觉写季老不能不写这荷花。

作者采访季羡林先生。

　　夏去秋来，秋去冬至，在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里，我经过残枝败叶的荷塘，走进季老的家。刚一迈进厅门，季老的大白波斯猫就紧跟我们进了书房。季老照例坐在书桌边，我刚在他的对面坐下，猫就跳到书桌上瞪起大眼盯着我。季老亲切地抚摸了它一下，它就顺从地蹲在桌上。我看到季老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爱。我和季老聊了起来，我先提出的问题是他何以对学术如此追求。我注意到，这时他的眼里散发的是智慧、深邃的目光。想起有一篇报道，说季老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一个开学之日，一位新生把正在散步的季老当成工友，让他帮着照看行李，他也照看不误。我想，这位学生不是没有抬头看看季老的眼睛，就是眼拙，季老的双眸明亮得出奇，就是他眯着眼睛，也照样闪动着灵光。正所谓“观书到老眼如月，得句惊人胸有珠”“气质变化, 学问深时”。

　　正聊着，忽然那猫一下子就跳到桌后的书柜上去了，我正想着这猫功夫够深的，只见季老站起身来，没去赶它，而是用小盘子端来猫爱吃的零食，放在地板上，还轻声“咪咪”地叫那猫。于是，那猫又乖乖地跳了下来。季老还微笑着说：“赶它，会摔着它。”无拘无束的猫吃完就排尿，于是季老又笑吟吟地拿来墩布擦干净。这种爱心“润物细无声”地打动着我。

　　季老与猫有着多年的交情，这猫每天清晨跟着他在北大散步，不离左右。

　　季老爱猫，同时与荷花也有着不解之缘。北京大学朗润园前的这池绿水，原本有过荷花，后来变得空空如也。是老人拿来洪湖的莲子, 撒在池中。一年入夏，绿水漾荡，静无信息；二年至夏，小荷微露尖尖角，在绿波中瑟瑟；三年经夏，已放数朵的荷枝，在如镜的水面上高高挺立着，举起那丰满的绿莲蓬。而后，每年春温秋肃，绿叶茂密, 莲朵繁星。季羡林经常高兴地徘徊在池边，细数着莲朵的数目，好像那满湖的碧翠，能幻化出他心中的情思。这经冬历夏的生灵，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先生的书斋号称“书城”，共有六室，每室四壁，通天到地都是书。进入“书城”，更觉先生学问之深广；聆听先生潺潺细语，更觉先生胸襟之博大。

　　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 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种语言仅有的几位先贤之一。季老驰驱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名著及德、英等国经典著作, 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文字，总计上干万字。而且，这些成就还是在先生香花满天的90多种职务的边角余空中取得的。望着先生的满头银发，真不知那头脑中展开着何等汗漫的宇宙, 旋转着何等浩荡的乾坤。而今，先生虽已至耄耋之年，写作尚晨昏不辍，寒暑尤工。细读先生往日的人生，才知勤奋之沧桑。

　　啃高粱饼子度过童年，上中学时竟喜欢上了蝌蚪文似的英语，20世纪30年代同时考取最高学府清华和北大

　　正如哲人所言：艰难能造就伟大的心灵。季羡林家境贫寒，是属于中国的最下层，他于1911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的官庄，父辈生活无着，童年充饥的是红高粱面饼子，就熬盐碱土水腌的咸菜。

　　但孩子自有孩子的乐趣，大苇坑中捉青蛙，草丛里找鸭蛋，树枝上摇知了。跟着大人捡一夏天麦穗，最后可得到母亲做两三次白馍的奖赏。他最大的兴趣是看“闲书”，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书中的侠客武功。没有学好武功，却养成了倔强的性格。有一次，在小学校里, 因带头反对老师体罚，反而被老师打得手掌肿得老高。

　　靠着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上了中学。

　　有一件事情，使他钓虾捉蛤蟆的兴趣发生转变。他当时就读的高中附设于山东大学，校长是有名的书法家、前清状元王寿彭。季羡林 15岁时，因得到一次全校甲等第一名，得到了状元公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的表彰。季老说这对他的影响万分巨大，使他从此勤奋读书，想如果下学期不考甲等第一，那这张脸往哪儿搁呀！这时，他才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决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还有，他竟然喜欢上了英语。那蝌蚪文一样的文字，竟然能发出奇妙的声音。于是，他沉迷于神秘的曲线声音中，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节衣缩食，每年大约能省出两三块大洋，就用这钱去买英文书。当从邮局取回寄来的书时，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然而内心里却增添了极大的力量，一种用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幸福之感油然溢满心中。为取书走了 20多里路，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回来的路上他觉得天更蓝，水更绿，连鸟鸣也更加悦耳。

　　以后，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 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北大和清华，他选取了清华。凭着他的执着, 拍打着激浪，跳跃过了这个龙门。从此，这个穷孩子，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中。

　　1930年初入清华大学，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满眼是书的高山，满耳是诗的乐章。

　　他听郑振铎教授讲课，如闻高山流水，滔滔而下。在先贤的引导下，他笔下生花，写出了很多文章，还到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做编辑。

　　有一次，他听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又引发起对梵文的兴趣（他说陈教授的这门课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令他受用终身）。当时，他朦胧地知道，中国文化与印度的梵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在这朦胧的意识里，他接近了这个世人都感到朦胧的梵文的迷宫。越是迷宫，越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昨夜西风凋碧树”之时，他望尽“天涯路”，此时他发现了自己的道路。我们感叹学者的作用，一代学者启迪了下一代学者，环环相扣，使学术的生命无穷尽地延续着。

　　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有四位学习佼佼的学生被称为“四剑客”， 他们是李长之、林庚、吴组缃和季羡林。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应济南母校的邀请，季羡林回济南中学任国文教员。这时，他有了妻子、儿女，有了一个虽清贫但温馨的家。

　　不久，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清华选中季羡林留学德国。这真是一件好事，却又要与家人远别。但是，家人表示，再苦也要让他去, 以光耀门楣。

　　1935年8月1日这天，叔叔、婶母、妻子德华、女儿婉如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都送他出了家门。在亲人的眼泪中，他登上了汽车。那眼前逝去的破屋，屋顶的残砖败瓦，瓦上的枯草，和着他的眼泪, 进入了他永久的记忆中。

　　辘辘的车轮声，裹着他的离情，向着寒冷的北方驰去，又驶向更寒冷的欧洲，踏入了遥远的德国。

　　在“二战”的轰炸声中，在难忍的饥饿中，咽着带腥味的黑面包。德国面壁10年，取回“真经”，精通了已经作古的梵文和吐火罗文

　　游子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思乡。原本是两年的学业，不期，由于世界的动荡，把他的归途阻断，在德国一住就是10年。

　　他来到小城哥廷根，一到那里，马上就被眼前的美丽和洁净感动了：绿草铺就的大地，辉映着浩荡的蓝天，即使是冬日，白雪下依旧是绿草碧翠。面对如此美景，他想的依然是故乡夜空下苇坑里的小月亮，常常是梦到母亲，哭着醒来。

　　最初到德国，面临的是学业的选择。学什么？来之前，在中国, 一个相识的朋友劝他学“保险”，说为将来的生计，这是铁饭碗。但是，这与季羡林的情趣大相径庭。他倾心于中国文化，而且原来朦胧的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

　　他知道要把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 不懂梵文是很困难的。而梵文研究最具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季老说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可算是民族性，离他们越远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正正经经地上课，一丝不苟。

　　学习是艰苦的，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更何况流传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更何况老师教法的特别。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课，第一、二堂课念一念字母，第三堂课起就读练习，天书一般的梵文，语法就只有靠自己课下准备，常常一节课要准备一天。

　　季羡林既然已经决定，则知难而进，每日苦读不已，居然日有所获。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了这艰难的门径。

　　此时，“二战”开始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征入伍，换了一个 年届古稀的西克教授。西克教授的绝活儿是研究吐火罗文。

　　吐火罗文分A、B两种方言，后者又称“龟兹文”，学的是新疆出土的文献，这种文字是古代流行在吐鲁番一带的语言。它比天书一般的梵文还要难懂，世界上能读懂它的只有西克教授等一两个人。西克教授不容商量地把这种稀缺的残卷影印本摆在了季羡林的面前, 大概因为季羡林是中国人。于是，季羡林又每日沉浸在这迷茫的语言中了。

　　语言虽然近于迷茫，而目标是明确的。逐渐地，他和西克教授的感情越来越亲近，下课之后送老师回家，搀扶着西克教授，一师一徒, 一老一少，行走在冬日的夜幕中，踏着厚厚的白雪吱吱作响。其景其情，为季羡林所永远不忘。

　　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论文答辩的日子已经确定。季羡林心里有些慌。这心慌本来是正常的，任何学生在考试前心里都在成与不成中徘徊。但是，季羡林还有一个原因：他初到德国，见到很多留学生，而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国内达官贵人家的纨绔子弟或者衙内。他们留学不过是换了一个玩耍的地方，整天花天酒地，反正有的是钱，不在乎取不取得博士文凭。然而季羡林却很在乎这文凭，因为如果得不到文凭，回国以后就与那些纨绔子弟成了同类，并且危及饭碗。他下决心要拿到博士文凭，一吐胸中之闷气。

　　论文通过了，成绩是“优”，而且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被教授赞不绝口，说“论文有了突破的意义”。季羡林心满意足地认为没有丢中国人的脸，可以无负于祖国和亲人了。

　　但是，紧接着“二战”的炸弹袭来了，德国法西斯残忍地把德国人民也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美、英、法的飞机，把炸弹下雨般地倾泻到了德国的大街小巷。一幢幢大楼坍塌了，季羡林也如同池鱼般地和德国人民一起东躲西藏。

　　更严重的是食物的缺乏，让原本悠哉游哉的德国人陷入了饥饿的泥沼。季羡林整日饥肠辘辘，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连德国人酷爱的咖啡也没有了。咖啡豆贵胜黄金。当时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枚高贵的戒指，上面镶嵌的不是珍珠，不是宝石，而是一粒咖啡豆。

　　为了找食物，季羡林想尽办法。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个为乡村农民摘苹果的机会，报酬是几斤土豆。他大喜过望，急忙赶回家，一下子就把五六斤土豆都煮了，一下子全都吃了，可是，肚子竟然毫无饱的感觉。

　　又有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点面粉、黄油和鸡蛋，急忙到糕点店特制了一个蛋糕。望着这块贵如黄金的蛋糕，尽管自己忍不住咽口水，但还是把它捧到了老师西克教授的面前。

　　西克教授一看，激动得双手颤抖，接过蛋糕连“谢谢”也忘了， 就高声地喊他的太太。季羡林看到教授如此激动，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安慰。师生之情，其浓若是。

　　师生情谊本该如此，季羡林更为感动的是：教授们视科学如生命。

　　有一次，大轰炸刚过，季羡林急忙赶去看西克教授。路上，他看到一个老人正弯腰曲背在观察着什么。走近一看，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P教授。原来，他正在观察一段短墙是如何被炸弹的气流摧毁的。他赶到西克教授家里，教授家的玻璃都被炸成了碎渣，而教授还伏在满是碎渣的桌子上，依然聚精会神地看他的吐火罗文。 季羡林真的看呆了，他感叹教授们是如何忠于自己所献身的科学。

　　那时，哥根廷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比梵文大许多倍的汉文图书馆。十几万本汉籍，他本本感兴趣。他每个礼拜都要来这里几次，读书到了 “死啃”地步，空荡荡的六七间大房子里只有他一人。

　　他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看书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心里充满自豪感。

　　10年后，季羡林要回国和房东告别时，无依无靠的德国房东老妈妈号啕大哭；但是，季羡林必须要离开她，去找那生他养他的祖国母亲了。树叶经10年的飘摇，渴望着落在家乡的泥土上。他感慨地说：“山川信美非吾土，飘泊天涯胡不归。”

　　“不可接触者”翻译出了世界瞩目的印度史诗；坐拥“书城”，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

　　苦难到了尽头，但是混乱中回国谈何容易。四处打听，得知只能取道瑞士。于是，和几位同命运的留学生，于1945年10月坐着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进入瑞士。在瑞士，等候签证数月，方才冲破阻力，乘火车，入法国，登轮船，滞西贡，过香港；终于在1946年5月，经半年多的时间，才踏上了阔别10年的故土。

　　回来了，他的梵文研究也停止了。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精通了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吠陀语，以及梵文等。 他的关于印度语言的论文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他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他作为中印关系学者，参加了访问印度文化代表团。

　　后来，他把妻儿和婶母接到了北京（母亲已去世）。但是，其乐尚未品尝出滋味，又一个10年的“风雨”，使得他的家门窗破损，周身寒冷。

　　“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场灾难尽人皆知。但是，事物总是“阴阳合璧”。游街、批斗、挂牌、住牛棚，季羡林都一一“品尝” 了； 最令他悲哀的，是他被宣布为“不可接触的人”。生在人世，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好像独步于荒漠。他被分配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

　　大雪纷飞，他独自望着楼前落尽叶子的白杨，想到荷花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自己不也处在严寒中吗？但他坚信，池塘里的荷花，会重新冒出淡绿色的大叶子；春天，会回到大地。

　　于是，他把原来没有时间细看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摩的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主要是宣传道德伦常和一夫一妻制）搬入了自己的脑海里，沉入了诗的意境中。在看门、收发信件时，思考着翻译的韵脚。走路、吃饭，精力都集中于此，一节节地抄在小纸条上，一字字、一行行地翻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非妄言。终于，在“无人接触”的时间里，他翻译出了以后使他享誉海外的《罗摩衍那》。这是汉语的首译本，8大册，9万行，历时整整10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那质朴的大脑里依旧白云舒卷，不知老之将至。他不觉得老，乐于做各种事，哪怕被数不清的会议催促，他也不觉得烦，高高兴兴地如约而至。

　　1995年的一天，在家里写作，开会的时间将到，待开门之时才知被家人锁在屋里。怕惊动别人，已84岁的他，索性推开窗户从1.7 米高的阳台上跳了出去。不料，跌坏了脚，他依然一瘸一拐地走去参加会议。另人问起，他反倒乐呵呵地说：

　　“跌了一下，脚虽然受伤，但检验出了五脏还结实，也是好事。”

　　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抓紧自己的每一秒钟。凌晨4时，天空还 布满繁星，他已伏案读书，开始工作了。他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情，他的6个房间，分类贮藏书籍。在这个房间写佛学文章，累了，就到那个房间写散文（面对荷塘）……他把这称为“散步”，交替而行。每天, 头脑中智慧的思想似清泉喷涌，从他的笔下泻到纸上。他的思想，就如飞升的大鹏，在阔海上翱翔。

　　先生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断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

　　王阳明曰：“夫道必体而后见。”先生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犹如一条铁链，一环扣一环。而先生正具备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和圆融之智；又在西方文化中汲取了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他正身体力行，分秒必争地把他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进而开拓更宽阔的研究领域，以推动祖国文化的发展、东方文化的繁荣。

　　先生倡议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撰写《东方文化集成》, 亲任主编，计划用10年的时间，撰写出版500种书，涵盖东方各国文化。这个浩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于1995年启动。当时，先生于坐八望九之年，使命感还如此强烈，精神还如此旺健，真可谓老而弥坚。

　　先生是智者，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实践者。他生活淡泊，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挑食、不嘀咕、不闲着。名誉地位于他视如浮云。他特别喜欢陶渊明的这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清淡平和的人格，半个世纪中，教化了多少北大及全国的莘莘学子。

　　先生是仁者，宽厚、爱人又重亲情。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在北大设立了 “季羡林奖学金”。他多次给家乡的小学校寄书捐款，甚至还托人给儿时一起在苇坑里戏水的小伙伴，捎钱买衣服。几十年的世间沧桑，恍如隔世，儿时的小伙伴得到这份心意，感动得老泪纵横。

　　先生脚踏一双圆口布鞋，身穿一身普通的中山装，头上却仿佛已经升华出一束自然的灵光，那是先生心中宇宙“天人合一“的辉煌。

　　季老手植的荷花，蓊蓊郁郁[ wěng wěng yù yù ]地满布池塘，荷花艳艳，莲叶田田。那莲花中端坐着的绿莲蓬，依然如佛尊般地望着季老，不知季老头脑中的宇宙，还要吹拂着什么惠风。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