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一统的大国京师，聚集了比汉唐幽州或金中都时代更多的人口，对江南财赋的依赖程度明显加重。海陆两种漕运方式各有利弊：陆上的运河行船比较安全，但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用以疏浚泥沙淤积的河道并设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海上航运可以减少相应的巨额耗费，却时刻面临着狂风巨浪的严重威胁。元代供应大都的漕粮以海运为主，河运虽然只是其辅助途径，但朝廷对运河系统堪称大手笔的“截弯取直”以及大都内外的运道整治和粮仓建设，却使元代成为运河史上极具开创意义的时代。明清北京的漕运系统是对元代既定格局的继承和改造，从运河为主、海运为辅渐变为基本废止海运，大运河作为国都经济命脉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自元代中期到明清两代，每年有三四百万石漕粮从南方运抵大都，明正统年间达到五百万石的规模，其中四成存储在京城、六成存储在通州的仓场内。“通仓”与“京仓”是由多座仓库组成的储粮基地，元代有千斯仓、万斯仓等著名粮仓。明清时期京城的海运仓、百万仓、禄米仓、南新仓，集中分布在尽量接近通州漕运码头的朝阳门、东直门以内。它们与通州的大运西仓、南仓、中仓、东仓，大多是在元代基础上改建而成。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至今还残存些许遗迹，海运仓等只留下了据此派生出来的地片或街巷之名，但也不失为寻找北京文脉的宝贵线索。

　　漕运畅通对于维系首都经济命脉与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在运道淤塞或遭逢战乱的非常时期体现得尤其充分。在以海运为主的元代，至正八年（1348 年）方国珍“入海为乱，劫掠漕运”，十三年（1353 年）“拥船千艘，据海道， 阻绝粮运”，大都随之发生粮荒。二十三年（1363 年）九月，张士诚向朝廷请求赐予王爵，遭到拒绝后不再向大都输送粮食。海运终止五年之后，元代政权即宣告结束。在主要以大运河为漕运依托的明代，成化六年（1470 年） 六月北京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城内居民饥饿无着，四方流民大量涌入。九月得到奏报：“京城比来米价腾踊，民艰于食，乞丐盈路。询其所由，盖因漕运军士途中糜费粮米，至京则籴买以足其数，遂使米价日增而民食愈缺。”针对这种状况，朝廷把赈灾不力的顺天府尹等降职停俸，多次将官仓储备粮投入市场平抑物价，严刑禁止奸贪之徒高价转卖牟利，放归国子监部分生员， 逐出数以万计的云游僧人，借以减少京城人口对粮米的消耗。

　　大运河在经济上对北京的支撑作用，还在于它是各类物料的水运通道。宏伟的宫殿与城墙需要大量木材、砖瓦，除了在北京周边就近解决之外，大多数来自南方或运河沿线各省。明永乐六年（1408 年）六月，户部尚书夏原吉奉命从南京回到北京，沿着运河巡视军民运木烧砖的情形，以保障营建北京的工程需求。耗费巨量人力物力从四川、云南、湖广等地采伐的楠木等珍贵木材，首先要利用原始森林区的河道漂流出山，再辗转经由大运河运到北京存放备用。崇文门外和广渠门外的神木厂，通州的竹木局和皇木厂，都是储放皇家木料之地。江苏苏州制作的金砖、山东临清烧造的砖瓦等宫殿建材， 也都是通过大运河抵达北京。朝廷甚至规定，来往于运河之上的粮船必须捎带一定数量的砖瓦。万历二年（1574 年），山东临清按计划应当烧制城砖100 万块，朝臣建议其中 30 万块改在土壤条件相似的天津武清生产，临清所出的70 万块“照旧粮船带运”，可见这种做法早已成为惯例。万历十二年（1584 年）改建慈宁宫时缺少苏州砖料，诏令从速制造、送往京城。诸如此类的史实证明：大运河这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为北京近千年来作为全国首都提供了交通运输的地理依托；有了这条物流通达的水运航线，自元代以来才能迅速调集举国资源营造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使北京成为运河文化带上璀璨夺目的明珠。

　　物资保障只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运河的开通，更增强了朝廷政令的通达以及对全国的掌控，也是体现国家对沿岸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新渠道。疆域辽阔的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偏于国家版图的东北，而有了大运河，也就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及时掌控江南社会动态的通道。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