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坛庙的变化与成型

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1-08-30

  明代是北京坛庙变化与成型的关键时期。明初太祖以应天(今南京)为都, 其国家级坛庙皆分布于金陵城内外。攻下大都的徐达,则受命捣毁胜国之都, 代之而兴的是燕王的藩镇坛庙。“靖难之役”后,成祖决意迁都北京。永乐年间, 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建皇宫,同时仿照南京形制,修筑各种礼制建筑。《明实录》有记“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奉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社稷的坛庙,逐渐在北京建成。成祖一方面继承太祖在南京立下的“祖制”,同时也吸收了元大都坛庙文化的内涵。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的太庙和社稷坛,仍遵从“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 不过其具体位置,则从元代的齐化门、平则门内,近移至紫禁城前侧左右分布。这既便于皇帝亲自参加祭祀,也大大增加了禁宫前面的景深,进一步突出“皇权至上”的威严。其南郊坛,在新建的北京丽正门之南,为明初重要祭坛。其时皇天后土合祀,称“天地坛”。天地坛之西为山川坛,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天寿山,以及京畿山川、四季月将、都城隍等神祇。山川坛内又有先农坛,为明帝祭祀先农诸神的场所。

  至于文庙,则是明初承继元代的唯一坛庙。文庙始于元大德六年(1302 年),洪武年间降为府学,但未予毁坏。永乐二年(1404 年)升为国子监, 随复文庙,九年又修缮大成殿,形成“左庙右学”的格局。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三年二月,“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考试结束后,“得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十六年二月,行在礼部再次“会试天下举人”。可见此时北京虽仍称“行在”,但其孔庙及附属国子监(即“北监”),已恢复为全国文教中心。

  正统之后,北京的坛庙建筑进一步得到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并一直沿用到嘉靖之初。此后世宗以“大礼仪”之争,复古礼,又大兴土木,试图重塑京师的坛庙建置,北京坛庙文化随之出现重大变化。嘉靖九年(1530 年)正月,世宗接受给事中夏言的建议,决定恢复天地分祀之制。遂在城北新建方泽坛,南郊圜丘、东郊朝日、西郊夕月三坛亦同时开工。随后将南郊圜丘更名为天坛,北郊方泽坛改称地坛,闻名后世的天、地、日、月四郊坛由此形成。

  除此之外,明朝还大力兴建历代帝王庙。洪武年间历代帝王庙建于南京, 成祖迁都后仍遣南京太常寺官员循例行礼,北京则附于南郊坛从祀,未另建专庙。嘉靖十年(1531 年),世宗于北京西城兴建历代帝王庙,“并罢南京庙祭”。其主殿景德崇圣殿重檐庑殿,绿琉璃瓦,略如禁宫内主殿。二十四年(1545 年)又调整入祀帝王,罢元世祖,迁唐太宗与宋太祖同室,形成“凡十五帝,从祀名臣三十二人”的定制,迄至明末。

  此外世宗又创设了一批祭坛,包括崇雩坛、先蚕坛、帝社稷坛,以及太岁坛,天神、地祇二坛等。其中雩祀始于唐、宋,元代罢废,明初“无常仪”。

天  坛

 

天坛之圜丘坛

  嘉靖九年(1530 年),世宗欲于奉天殿空行大雩礼,夏言奏请增筑雩坛,“每岁孟春祈谷”,于是“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成为朝廷逢旱祈雨、久涝祈晴的专坛。先蚕坛始设于宋,明初“未列祀典”。嘉靖九年夏言上奏“耕蚕之礼,不宜偏废”,遂于安定门外修建先蚕坛。坛成,次年复以“皇后出郊亲蚕,非便”,改建于西苑仁寿宫之侧。此后皇后不必远出禁苑, 即可行亲蚕礼。帝社稷坛,嘉靖十年创立于西苑豳风亭之西,是世宗依古礼而单独设立的“王社”。又有太岁坛,在山川坛内之南,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祇二坛,十七年(1538 年)建于山川坛围垣外东南。至于对原有坛庙的修葺与完善,则更为频繁。典型者如嘉靖九年增建崇圣祠,使孔庙“规制大备”。对于太庙,世宗也多次进行改造,最终于二十二年(1543 年)“复同堂异室之旧”。明代中期的“嘉靖崇礼”,依古礼创设了众多坛庙,开辟了北京坛庙建筑的新格局。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