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 发布时间:2021-08-16
生活在中国文化大变动时代的李大钊,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吸收进步文明,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尤值得后人景仰。
什么是宽容精神?实际上,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没有用过这个词,常用的是“容人”“相容”“调和”等词。后来的研究者把李大钊讲到的意思,概括为“宽容的精神”。看来,比较确切地反映李大钊这种宽容精神内涵的解释, 还是用《新旧思潮之激战》中所说的“容人并存的雅量”和“自信独守的坚操” 更为恰当。这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宽容要求容人。在思想领域中,要承认多种思想、思潮并存的客观事实;在人际关系领域中,要承认个人、群体、派别并存的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落后和进步、保守和创新之间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双方都有合理的和不足之处。所以,进步者应注意吸取一切合理的因素, 以“求达于真理”。
第二,宽容不否认“竞争”。宽容与和稀泥、左右逢源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宽容以明辨是非为基础,不能无原则妥协。“竞争”就是宽容的题中之义。李大钊说:“盖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只有“竞争”,真理才日益接近;只有“竞争”,社会才能进步。
第三,宽容不等于绝对的容忍。李大钊要求的统一是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并存和思想交锋、学理讨论的层面,对于政治上的统一,是要求在宪法许可范围内不同势力互相宽容,和平从容地交换政见,以选择正确与高明,争得多数的赞同和民众的拥护。
宽容精神在李大钊的日常生活、与人相交往以至革命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宽容精神使他为人谦虚和蔼、友善待人,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 即便意见不合也耐心说服,而不以势压人。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所以李大钊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军界、幕僚中间有许多朋友,还有一些国外朋友。正是这些朋友,在学术上、工作上乃至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上,给予了很多帮助,且对其人格推崇备至。下面一些片段的事例充分说明李大钊高尚人格的魅力。
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六载同窗,二人结为亲密伙伴。毕业后,二人长期互相往来,或通信,或见面彻夜长谈。从1907 年到 1923 年,虽然二人的人生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越来越远,但李大钊并未与之断交,仍求同存异地保持着友谊,并互相帮助。作为吴佩孚幕僚的白坚武三次帮助李大钊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 在洛阳二人一起游览名胜古迹,畅谈友谊。直到 1923 年白坚武协助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二人才断绝来往。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时,与白坚武和郁嶷等一起组织了北洋法政学会,筹办《言治》杂志。1912 年冬,李大钊到北京,找该举办人之一、河北籍众议院议员孙洪伊帮助解决办刊事宜。孙在接触李大钊的过程中,认为这个青年学子有真知灼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结为“忘年之交”。后来,孙洪伊把李大钊介绍给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汤也非常看重李大钊的才能,安排李大钊在《法言报》做编辑和记者,并设法资助李大钊去日本留学。李大钊回国之后,先后帮助汤化龙办《晨钟报》,帮孙洪伊办《宪法公言》。在主编《晨钟报》期间,李大钊与汤化龙政见不合,遂发表声明委婉退出,但二人并未反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与早已十分钦佩的著名政论家章士钊结为士子之交,遂加入以章为核心的宣传民主的《甲寅》群体,后来又一度任《甲寅》日刊主笔。二人观点始则相同相近,渐生分歧到疏远。章士钊反对新文化, 主张复古,后竟在担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期间镇压进步学生。李大钊对章的做法当然不赞成。但章士钊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李大钊“从不以公害私”, 二人的交往“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
在《新青年》群体中,李大钊尤以温厚的品格受人尊重。鲁迅后来回忆说,《新青年》的同人中,有人很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而李大钊“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那种人。对于当时“暴得大名”的胡适,李大钊相当尊重。他读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写给胡的信中,一方面同意胡适所说“空谈”主义是有害无益的观点,一方面明确表示自己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实践了他的既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又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与胡适政治主张日远,但仍保持良好关系, 以至胡适为实践“好政府主义”拟定《我们的政治主张》后第一个打电话征求意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而李大钊也毫不犹豫地同意签名。对于此事,学界曾有不同评价。就其事件本身来看,胡适的“好政府主义”虽是改良, 毕竟是反军阀的民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主张手段不同,但反对军阀专制的方向还是一致的。1926 年 7 月,当胡适为“庚款”事出国时,李大钊建议他取道苏联,看看这个国家的情况。胡听从李大钊的建议,去了苏联三天。他参观后,给友人写信表示赞赏。其言论见诸报端,竟被北洋政府视为“赤化”。胡适这位终身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并没有忘记他的中共好友李大钊。他在1931 年出版《文存》第3 集时,仍以特别崇敬的方式在扉页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
在北京大学工作近 10 年时间里,李大钊热心公益事业,帮助教职工学生解决困难,又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他曾与同人一道发起创办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新知书社;又担任北大妇孺救济会干事,参与发起赈灾会,多次参与或发起教职工及家属丧事或困难捐助活动;同时,为学生垫付学费、介绍工作,担任学生读书会和社团指导。他乐于助人、容易相处, 在同事和青年学生中有口皆碑。因此,他连续数届入选北京大学“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的评议会;一度担任北京八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席代表会议代表、代理主席,领导索薪运动;在多所高等学校任课,应邀参加多种会议,并作讲演;受聘任北京教育会研究部、宪法学会成员,北京各团体“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主席,并出席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举行的参众两院议员、教育界、新闻界、劳动界代表招待会和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宴请北京学界代表会,在北京教育界、学界争得了一席受人瞩目的地位。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建党和党建立后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与党内同志关系亲密和谐,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就是在国共合作建立后,李大钊也处理得非常好。1924 年国民党一大上,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的跨党政策,李大钊当即发表《意见书》,回击了分裂者,阐明了立场,维护了尊严, 博得多数与会者的赞赏。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