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国文化大变动时代的李大钊，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吸收进步文明，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尤值得后人景仰。

　　什么是宽容精神？实际上，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没有用过这个词，常用的是“容人”“相容”“调和”等词。后来的研究者把李大钊讲到的意思，概括为“宽容的精神”。看来，比较确切地反映李大钊这种宽容精神内涵的解释， 还是用《新旧思潮之激战》中所说的“容人并存的雅量”和“自信独守的坚操” 更为恰当。这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宽容要求容人。在思想领域中，要承认多种思想、思潮并存的客观事实；在人际关系领域中，要承认个人、群体、派别并存的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落后和进步、保守和创新之间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双方都有合理的和不足之处。所以，进步者应注意吸取一切合理的因素， 以“求达于真理”。

　　第二，宽容不否认“竞争”。宽容与和稀泥、左右逢源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宽容以明辨是非为基础，不能无原则妥协。“竞争”就是宽容的题中之义。李大钊说：“盖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只有“竞争”，真理才日益接近；只有“竞争”，社会才能进步。

　　第三，宽容不等于绝对的容忍。李大钊要求的统一是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并存和思想交锋、学理讨论的层面，对于政治上的统一，是要求在宪法许可范围内不同势力互相宽容，和平从容地交换政见，以选择正确与高明，争得多数的赞同和民众的拥护。

　　宽容精神在李大钊的日常生活、与人相交往以至革命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宽容精神使他为人谦虚和蔼、友善待人，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 即便意见不合也耐心说服，而不以势压人。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所以李大钊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军界、幕僚中间有许多朋友，还有一些国外朋友。正是这些朋友，在学术上、工作上乃至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上，给予了很多帮助，且对其人格推崇备至。下面一些片段的事例充分说明李大钊高尚人格的魅力。

　　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六载同窗，二人结为亲密伙伴。毕业后，二人长期互相往来，或通信，或见面彻夜长谈。从1907 年到 1923 年，虽然二人的人生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越来越远，但李大钊并未与之断交，仍求同存异地保持着友谊，并互相帮助。作为吴佩孚幕僚的白坚武三次帮助李大钊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 在洛阳二人一起游览名胜古迹，畅谈友谊。直到 1923 年白坚武协助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二人才断绝来往。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时，与白坚武和郁嶷等一起组织了北洋法政学会，筹办《言治》杂志。1912 年冬，李大钊到北京，找该举办人之一、河北籍众议院议员孙洪伊帮助解决办刊事宜。孙在接触李大钊的过程中，认为这个青年学子有真知灼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结为“忘年之交”。后来，孙洪伊把李大钊介绍给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汤也非常看重李大钊的才能，安排李大钊在《法言报》做编辑和记者，并设法资助李大钊去日本留学。李大钊回国之后，先后帮助汤化龙办《晨钟报》，帮孙洪伊办《宪法公言》。在主编《晨钟报》期间，李大钊与汤化龙政见不合，遂发表声明委婉退出，但二人并未反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与早已十分钦佩的著名政论家章士钊结为士子之交，遂加入以章为核心的宣传民主的《甲寅》群体，后来又一度任《甲寅》日刊主笔。二人观点始则相同相近，渐生分歧到疏远。章士钊反对新文化， 主张复古，后竟在担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期间镇压进步学生。李大钊对章的做法当然不赞成。但章士钊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李大钊“从不以公害私”， 二人的交往“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

　　在《新青年》群体中，李大钊尤以温厚的品格受人尊重。鲁迅后来回忆说，《新青年》的同人中，有人很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而李大钊“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那种人。对于当时“暴得大名”的胡适，李大钊相当尊重。他读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写给胡的信中，一方面同意胡适所说“空谈”主义是有害无益的观点，一方面明确表示自己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实践了他的既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又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与胡适政治主张日远，但仍保持良好关系， 以至胡适为实践“好政府主义”拟定《我们的政治主张》后第一个打电话征求意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而李大钊也毫不犹豫地同意签名。对于此事，学界曾有不同评价。就其事件本身来看，胡适的“好政府主义”虽是改良， 毕竟是反军阀的民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主张手段不同，但反对军阀专制的方向还是一致的。1926 年 7 月，当胡适为“庚款”事出国时，李大钊建议他取道苏联，看看这个国家的情况。胡听从李大钊的建议，去了苏联三天。他参观后，给友人写信表示赞赏。其言论见诸报端，竟被北洋政府视为“赤化”。胡适这位终身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并没有忘记他的中共好友李大钊。他在1931 年出版《文存》第3 集时，仍以特别崇敬的方式在扉页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

　　在北京大学工作近 10 年时间里，李大钊热心公益事业，帮助教职工学生解决困难，又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他曾与同人一道发起创办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新知书社；又担任北大妇孺救济会干事，参与发起赈灾会，多次参与或发起教职工及家属丧事或困难捐助活动；同时，为学生垫付学费、介绍工作，担任学生读书会和社团指导。他乐于助人、容易相处， 在同事和青年学生中有口皆碑。因此，他连续数届入选北京大学“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的评议会；一度担任北京八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席代表会议代表、代理主席，领导索薪运动；在多所高等学校任课，应邀参加多种会议，并作讲演；受聘任北京教育会研究部、宪法学会成员，北京各团体“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主席，并出席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举行的参众两院议员、教育界、新闻界、劳动界代表招待会和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宴请北京学界代表会，在北京教育界、学界争得了一席受人瞩目的地位。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建党和党建立后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与党内同志关系亲密和谐，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就是在国共合作建立后，李大钊也处理得非常好。1924 年国民党一大上，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的跨党政策，李大钊当即发表《意见书》，回击了分裂者，阐明了立场，维护了尊严， 博得多数与会者的赞赏。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