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北京文化面貌更深层次的变化体现在市民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风俗时尚方面。作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北京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为城市文化环境的更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市民阶层壮大，女性地位上升，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向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生活方式趋新，民众日常娱乐内容有了新变化。在传统戏园、茶馆的基础上，以现代技术手段为基础的游艺场、电影院、跳舞场、照相馆、球房等新式娱乐场所出现，二者互有市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融合，社会风尚变化更为显著。北京一直是五方杂处之地，在这座城市里，新旧、中西、贫富、高低、雅俗等元素同时存在， 因而也比其他城市能够容纳更多如此对立的事物。

　　公园是现代中国城市的一种新型公共空间，是构成城市整体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观，也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公园在北京的出现与传统政治制度变革、经济形态转变以及城市化进程等诸多要素密切相关，是城市发展与市政建设的产物，是城市新兴阶层追求现代生活方式与政治表达的必然要求，是政府治理理念更新在城市空间中的重要反映，现代公园兴起的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变迁历史的丰富内容。

　　清代，北京人除了光顾庙会，很少有游乐的去处，像什刹海、陶然亭和西山等几处，或者地方狭小，或者位置僻远，很难满足需要。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将创办公园作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北京作为五朝古都，皇家园林、坛庙众多，初期多是通过对这些场所进行改造，使它们成为现代化的大众公园。以社稷坛、景山、北海等地为例，由于地处市中心、交通便捷，基础设施完善，改造成本低，最重要的是由于帝制的废除，曾经的皇家御苑收归国有，将这些地方改建为普通民众能够进入的公共空间，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

　　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发起捐款创办，1914 年 10 月向公众开放。开放之日，时值国庆纪念日，社会各界参观热情高涨。自其建成之后，一直就是北京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气最高的公园。1936 年出版的《北平一顾》称中央公园“灵雅素淡”，游客“络绎不绝”，处处“表现着太平天下的升平快乐气象”，是北平城中最好玩的地方。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央公园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平图书馆

　　1925 年 8 月 1 日，北海公园正式开放。因为邻近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几所学术机构的缘故，所以在清晨，时有大学教授等名流雅士，手持文明杖， 漫步在荷叶青青、藕花艳艳的湖岸。相对于中央公园的热闹，北海公园则相对宁静，年轻的作家高长虹曾如此形容：“平庸的游人们当然是最好到那平庸的中山公园去写意了！因为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三海留给诗人和艺术家以不少的清净”。谢冰莹描述北海的游客：“他们有的偕着女友，有的带着全家大小，有的邀集二三知己，安静地坐着，慢慢地喝着龙井香片，吃着北平特有的点心豌豆糕，蜜枣，或者油炸花生；他们的态度是那么清闲，心境是那么宁静。年轻的男女们，老喜欢驾一叶扁舟，漫游于北海之上。”

　　除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外，中南海、景山、太庙也纷纷对市民开放。此外还有 1915 年开放的先农坛公园、1918 年开放的天坛公园和海王邨公园、1924 年开放的和平公园等。公园的开放为市民生活铺设了一个公共平台，市民的生活空间不再是彼此隔绝、相互无关的，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北海公园白塔遥望

　　中央公园与北海公园的游客主要以社会中上层群体为主，对于中下层市民而言，票价低廉的城南公园或者不收门票的什刹海更适合他们。城南公园即帝制时期的先农坛，与天桥、永定门等地距离不远。由于空间地理位置等原因，城南公园主要聚集了底层平民。作家高长虹对北京几座公园进行了品格分类：“先农是下流人物传舍，中山装满了中流人物，北海略近于绅士的花园。”《晨报》也曾描述：“下等人可到海王村去，中等人可到城南去， 上等人可到中央公园去。”师陀则形容“倘若拉住一位北京市民，问北平地方哪里顶好玩，他的回答一定是什刹海而绝非中央公园。” 

　　北京新式公园出现之后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特定人群的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尤其对于知识群体而言，更是成为他们举办各种活动的极佳场所。公园在现代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优美的环境比较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同时，购票规则对进入公园的人群进行了一种过滤性选择，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园内部的氛围。中央公园一直是知识群体举办各种聚会的重要场所，既有景色怡人的环境，又是自由开放的空间，文人演讲、结社、展览、闲聊乃至宴会等集体活动都可以安排在中央公园。《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国语研究会、新潮社、语丝社等团体在中央公园亦留下了诸多痕迹。蔡元培、胡适、鲁迅、朱自清、沈从文、萧乾、徐志摩、林徽因、张恨水等各界文人经常光顾这里。

　　现代北京的很多公园都设有茶座，成为各种聚会的重要场所，当时最受欢迎的是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茶座。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最为著名，客人主要来自于社会上层，文化气息浓厚。20 世纪 30 年代，沈从文、萧乾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身份在来今雨轩定期组织约稿会，邀请青年学生与作家畅谈文学，朱光潜、梁宗岱、林徽因等人也会参与，形成了“京派文学” 的重要阵地。

　　逛公园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其覆盖的人群范围比较广泛，理论上讲， 公园对所有阶层都是开放的。但是，公园的“公共性”总是有限度的，公园从未成为所有人群可以自由共享的“空间”。它仍然通过地理位置、消费水平、硬件设施、景物特征等因素对进入公园的市民实现着阶层区分。

　　公园所承载的现代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在市民感官层面的愉悦上，更反映出日常观念的变化与精神层面的更新。很多新生事物都在公园这个场所中实现了自我展示。1926 年 10 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婚礼，证婚人为梁启超，观礼宾客众多，许多报纸纷纷予以报导，形成了一个关注度很广的舆论事件。1937 年 6 月，北平市社会局组织的首届“集团婚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若干对新婚夫妇在同一地点，由同一证婚人主持，统一举行婚礼。这种结婚方式在当时所体现出的“时尚”意义以及传播效力对于北京市民婚礼样式的革新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北海溜冰

　　北海、中南海开放为公园之后，因有广阔的水域，无论冬夏，均为市民日常的娱乐场所。尤其是在寒冷冬日，冰面如镜，用杉篙、芦席在冰面上围出冰场，此时的北海是北京城最热闹、时尚的场所之一，以青少年为主的群体在冰面上相互追逐嬉戏。作家张恨水描述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海冬季的溜冰场景：“走过这整个北海，在琼岛前面，又有一湾湖冰。北国的青年， 男女成群结队的，在冰面上溜冰。男子是单薄的西装，女子穿了细条儿的旗袍，各人肩上，搭了一条围脖，风飘飘的吹了多长，他们在冰上歪斜驰骋，作出各种姿势，忘了是在冰点以下的温度过活了。在北海公园门口，你可以看到穿戴整齐的摩登男女，各人肩上像搭梢马裢子似的，挂了一双有冰刀的皮鞋，这是上海香港摩登世界所没有的。”北海公园、中南海公园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举办化妆溜冰大会，造型各异，在当时可谓“时代先锋”。北京新式公园除了日常开放外，还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游园会。北海公园每逢开放纪念日、民俗节日及国庆日等，一般都会在园内燃放焰火， 举办灯彩游园晚会。1917 年 10 月中央公园举办了一场游园会，内容十分丰富， 包括“烟火、电影、中外军乐队、各种新奇幻术、艺伎杂唱、各种技术、童子军操、十番音乐游戏、天津吹会、竞枪、票友清唱、奇兽、音乐、游戏、跳舞、大台宫戏、双师会、北京大学新戏、北京大学生击技、双石头会、清华学校新戏等类”。此外，中央公园还会举办以筹款为目的的赈灾会，添加娱乐内容，如抽奖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男女交往有比较严格的限定，女性的生活环境基本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她们的角色被固定在家庭这样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中，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被剥夺了社会交往的权利。现代公园出现之初， 虽然对女性进入也有一些规定上的限制，但迅速废除，公园成为都市女性展示自身形象、延展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空间。女性开始大规模进入公共场所，她们的身份与角色的社会化进程加深，与此同时，城市新女性意识得到凸显，她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现代北京的艺术舞台上，戏曲、曲艺等娱乐行业非常发达，这些艺术形式恰恰适应了京城自在的生活节奏，京剧、昆曲、评剧、大鼓、单弦、相声等曲艺形式在京城都有广阔的观众市场，即使在普通劳动者中，也有众多的戏曲、曲艺爱好者。此时有第一舞台、开明戏院、新明戏院、新罗天剧场、万胜轩戏园、小小戏园、天乐戏园、小桃园、丹桂戏园、小吉祥戏园等，观众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涉及社会各阶层。源自大江南北的艺术逐渐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以京剧最受欢迎。

　　对于京剧而言，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皇朝帝都是京剧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这里聚集了最广大的消费群体与最杰出的专业人才。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徽班进京始，北京的戏剧演出活动日渐丰富， 京剧这一艺术门类逐渐孕育成熟。同治年后，京剧的艺术形式日益完善，演出市场最为繁荣。晚清内廷供奉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戏剧的密切关系。

　　随着戏曲演出市场的日渐兴隆，内城不准设戏园的禁令被打破。演出场所也逐渐从旧式戏园向新式剧场过渡，戏园突破旧式戏台的理念束缚和空间限制，剧场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同时，随着照明技术的发展，夜间也开始演戏。1906 年，位于东安市场北门东侧的吉祥茶园开业，名为“茶园”，但园内设有舞台，演出活动众多，观众踊跃。不久后又在东安市场建起丹桂茶园和中华舞台。久负盛名的广和楼也扩建舞台，已经能够容纳 900 名观众，开明戏院、新明戏院也都是能够容纳千人的大戏院。

　　进入现代之后，政府官员仍是举办堂会的主体，而前朝的遗老遗少在丧失政治权力之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娱乐休闲之中，京剧仍是重要选项。同时， 在与政治的关系有所疏离的情况下，戏剧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新兴广大市民阶层的趣味与需求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力量。

　　同时，京剧这一艺术门类自身也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早在清末政治体制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戏曲作为舆论宣传、民智启蒙的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运动中。随着电影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兴起，对传统京剧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从而加速了其改革，梅兰芳是代表性人物。京剧形成的最初阶段，老生唱腔是主流，男旦一直处于附属地位。清代既禁女戏，女伶自然式微。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排演了时装新戏《孽海波澜》《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从念腔、曲调、念白、做功、舞台，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方面，都对京剧进行了革新，使男旦艺术达到巅峰，开辟了京剧艺术的新天地。

　　旦角取代老生，有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 大批女性观众开始进入戏院，由于对京剧艺术相对生疏，对唱腔、内容等并不十分看重，而更注重身段、扮相等外在因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旦角的盛行，引发了戏剧界的变革。正是女性作为自由观众进入戏园看戏 ，使京剧的审美客体——演员表演艺术的侧重发生了微妙的转向。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女旦，政府不再明令禁止女角演出，京剧表演中出现了男女同台局面， 台下观众男女合座，允许演出夜戏，这些因素为北京戏剧市场带来了新的风貌。1912 年 5 月 22 日，俞振庭的双庆班在广和楼演出的《红梅阁》《失街亭》等戏曲采取男女合演的方式，令北京观众耳目一新，趋之若鹜。

　　戏园的娱乐功能也囊括了更多与时代相关联的特性。1912 年到 1949 年间的北京，娱乐中心与商业中心如影随形。商业发达之处往往聚集着众多娱乐场所，娱乐业的兴隆往往依托于商业中心的繁荣，王府井地区成为北京城内的剧场密集区。与此同时，北京的戏剧演出进一步商业化。由于前门商业区向南发展，珠市口、虎坊桥一带陆续出现了文明园、开明戏院等。1914 年1 月，杨小楼会同名旦姚佩秋以及商人殿阆仙等，在珠市口建成了一座能容纳 2600 名观众的“第一舞台”。香厂商业区开辟之后，1918 年相继建成了新世界和南城游乐园综合商场。新世界内设有女戏场、电影场、茶楼、京津杂耍场、说书场等。南城游乐园内设有坤剧场、文明戏场、电影场、魔术场等， 还建有新明大戏院，成为新的剧场群落。

　　除戏园外，茶馆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在功能、类型和空间分布上都有明显的特征。茶馆与戏园似一对孪生兄弟，一些茶馆供人休闲、饮茶外，还有戏曲演出。清末以来，社会的剧烈变革也直接反映在茶馆的功能变迁方面，部分茶馆开始投入到开启民智的新式启蒙当中，在店内进行讲报、宣讲活动并上演爱国剧目等。

　　1912 年后，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娱乐场所如电影院、游艺场、舞厅、球房等开始在北京出现，其中，以电影对市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最为广泛。

　　电影原诞生于法国，在传入中国之前，国内已有幻灯出现，时人称之为“影戏”。电影比影戏的技术和娱乐性更胜一筹。作为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一种新型娱乐载体，电影在 20 世纪初的北京迎来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北京虽不是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但特殊的人口结构决定了这座城市与上海共同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观众市场。电影在丰富北京市民娱乐生活的同时， 也反映出他们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转变。

　　电影最初传入北京时，电影放映场地依托于传统的茶馆、戏园，尚未独立经营。1902 年，一位外国人带着电影放映设备，租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黑人吃西瓜》等短片，这被认为是北京电影放映之始。1904 年，法国百代公司曾在东长安街搭设草棚、放映短片，当时人称之为“腊人走戏”。同时， 百代公司还在北京设分销处，发售影片及唱片、出租影片影机，并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三处每晚于京戏结束后加演影片，略收租费， 这是北京电影业的重要源头。

　　1905 年，一位美国人在长安街创办了平安电影院，这通常被认为是北京第一座专门的电影院。同年，位于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邀请京剧大师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时长 20 分钟，在大栅栏大亨轩茶园放映，

　　在京城引起轰动，这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制作史的一个开端。从 1906 年起， 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逐渐增多，如文明茶园、吉祥园、和声园、新丰园、西庆轩茶园等都放映电影。这些地方规模都不大，只是临时的电影放映场所，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电影院。同时，一些电影只是作为戏曲的附属品，在戏曲演出结束之后才在戏院中放映，无法与传统的娱乐样式抗衡。此时，北京电影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专业电影院寥寥无几。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电影在北京市民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许多戏院纷纷改建为电影院或加演电影。至 30 年代中期，北京电影院的数量已经有了明显增长，电影已经与戏园、茶楼分离，放映场所专门化，在都市娱乐空间中有了独立位置，扮演的娱乐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最初在北京放映的主要是法、英、美、德等国的黑白无声片影片，每部影片时间不过一二十分钟， 内容以滑稽、打斗、魔术为主。20 世纪 20 年代， 国人开始拍摄影片，北京最早的故事片是 1926 年拍摄的《燕山侠隐》和《西太后》。此后，影片《严端生谋杀莲英》《海誓》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1927 年，罗明佑创办华北电影公司，成为北京最早的电影发行机构。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城市消费能力下降，消费规模萎缩，电影院数量减少，但仍然是市民娱乐生活的重要选择。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1930 年， 光陆有声电影院在米市大街建成，设备与环境在北京都属一流。荣华电影园、同乐电影园、光明电影社、大观楼电影院也纷纷建立。

　　城市既是一处地理空间，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组织，是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某种空间秩序一旦形成，对于其间所要开展的活动，通常会有特定的指向作用，处在其中的人需要遵循既定的规范。与传统娱乐休闲场所如茶楼、戏院的喧嚣不同，专业化的电影院让人觉得舒适和安静。观众通过大屏幕能够感知一个超越现实的影像世界，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思想疆域，一些传统的禁忌被打破，在精神生活方面提升明显。同时，电影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也起到引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的时代风尚。

　　与一些沿海城市相比，北京无论在影院数量还是座位数量上都不占优势。据美国商务局的一份报告书显示，1930 年上海有 53 家电影院，37110 个座位， 广州有 17 家电影院，14300 个座位，厦门有 12 家电影院，6750 个座位，天津有 10 家电影院， 8820 个座位，而北京仅有 8 家电影院，5160 个座位。电影院虽然作为新式的娱乐场所受到了北京市民的欢迎，但却无法替代戏园、茶楼在北京市民娱乐生活中的主要地位。即使一些观众走进了电影院，但仍保留着在戏园听戏的习惯。各种不同的娱乐形式对应不同的观众群体，在同一座城市中共同分享消费空间。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