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帝制消亡。经过南北各方的权力博弈，北京仍然保留了“国都”身份。

　　明清时期，由于城市形态比较特殊，北京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管理机构。1912年以后，这种管理体制延续了下来，城市的税收、市政、治安、卫生、教育等事务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尤其是警察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由警察机构统揽城市公共事务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近现代都市建设的要求。1914年4月，袁世凯颁布总统令，批准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并任命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为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北京自此建立起了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和内务部基本承担了北京市政事宜。此后一直到1928年，北京城市管理由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两个机构共同负责。二者彼此独立，互有分工，市政公所负责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修缮，经费筹措、卫生行政等；京师警察厅集中负责社会治安、捐税征收、户政、消防、商业管理等。但也并非界限严格分明，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也需互相协作。

　　1928年6月，北京改为北平，北平特别市市政府随即成立，取消了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以及专门管理教育的京师学务局，相关职能被划并到北平特别市市政府下设的各局。北平特别市市政府的设立使市级行政职能开始完备，北平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独立的城市实体。

　　与沿海城市相比，现代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皇室逃离，国都被入侵者控制，但与此同时，北京也迈出了建立近代市政体制的实验性一步。联军退出之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借助于使馆区的建设，城市风貌开始发生部分改变。电力照明、电报电话、新式交通工具、自来水等带有现代城市元素的公共事业逐渐起步，市民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北京的城市化色彩进一步凸显，城市化进程加速。

　　北京的电力照明首先从宫廷开始使用，西苑三海、颐和园是北京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19世纪末，东交民巷使馆区开始使用电灯照明。1904年，由几位华商发起，经农工商部奏准，成立“筹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北京首家服务于一般市民的发电企业。此后，北京内外城一些主要街道和部分商户开始安装电灯，供电服务逐渐从宫廷、使馆、军政机关、商户转向民用。1919年又于京西石景山兴建发电厂。同时，电力还逐渐应用到城市道路照明领域，路灯开始出现在一些繁华街道。电力照明的广泛使用，使城市夜晚呈现出不同于白日的另一种景象，斑斓的灯光不仅渲染了都市的繁华，更为人们增添了诸多生活内容。夜生活的概念随之产生，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应改变。

　　1908年，实业家周学熙创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温榆河为水源， 在东直门外及孙河建水厂两座，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两年后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自来水系统的出现，改变了北京城传统的供水方式。不过，当时自来水水价较高，市民对这一新生事物在认识上存在疑虑，同时又遭遇以贩运售水为生的山东水夫群体的联合抵制，自来水在现代北京的普及率有限。

　　1912年以后的北京城保留了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四重封闭的空间格局，皇城位居内城中间，对城市交通形成严重阻碍。如果穿越东西城， 只能从地安门以北和大清门以南绕道而行。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首先以皇城为改造对象，通过在城墙开设豁口，部分打通了北京城内外的交通联络， 缩短了穿行南北东西的空间距离。此后，随着豁口的不断增多，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所谓小型“城门”，皇城的整体性开始遭到解构，个别段落的城墙开始被小规模拆除。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皇城东、西、北面城墙以及东安门、西安门先后被拆除，仅存南段正面东西墙。皇城城墙的拆除与城门的增辟对北京内城交通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皇城内部街道与外部街道连为一体，形成了内外城众多新的交通干道，原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北京城数百年来因为皇城存在导致的通行障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对皇城的改造，改变了都城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的禁城格局，使北京向现代化都市迈进了一大步。

　　现代公共交通兴起之前，北京城处于“步行”时代，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有限。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是，大多数普通居民出行没有代步工具，只有少数达官显贵乘坐轿子或骡马车。与这些交通工具相对应的城市基础设施， 如市内道路、桥梁等也处于低级水平。清末时期，城市空间扩展、人口增加、经济总量增大，商品经济发展增速，城市规模明显扩大，原有的交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从人力车到电车和公共汽车，机械化的交通工具开始出现在北京，从而引发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北京城市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改造完成之后的正阳门箭楼

　　现代北京，人力车是北京市民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也是底层民众重要的谋生工具。从事人力车的人口逐渐壮大规模，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职业群体与社会阶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城的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并在城市生活中显示出了自身的力量。

　　现代汽车是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机械交通工具，也是人类交通运输史上的一次革命。汽车在清末就已传入北京，宫廷是最早的用户，其他的乘坐群体包括外国使馆、洋行的人员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值得一提的是， 1907年4月30日，世界早期汽车赛中重要赛事——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拉力赛在北京举行。参赛汽车从德胜门出发，有当时新兴的四轮汽车，也有早期的三轮汽车，全程横跨欧亚大陆，“此为向来未有之举，各国视为奇观”。

　　新式交通工具开始引进之后，北京开始建立公共交通体系。1921年，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办。1924年底，第一条有轨电车从前门经西单至西直门线路正式开通运营，全长9公里，共有10辆电车运行。1925年，北京有轨电车新增5条线路。1929年，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合伙捣毁电车的社会事件。不过，有轨电车事业虽经打击，还是逐渐被市民接受。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始筹划修筑环城铁路，1916年1月1日正式通车。环城铁路所环之城为北京内城，起点为西直门，经过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等。环城铁路与京张铁路、京奉铁路接轨，西直门站为京张铁路起始站。环城铁路修建之后，为北京城内的人员出行及货物运输都带来了便利。

　　20世纪20年代，北京民航业起步。1920年2月北京航空署成立，在南苑铺设了机场，并成立了南苑航空学校。1922年开辟北京至上海航线，以后又陆续开辟北京至南京、北京至洛阳等地的航线。

　　新式公共交通的兴起对北京城市生活的影响非常广泛。首先，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其次，使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市民的时间观念发生变化， 开始从模糊变得精确，钟表的需求开始上升。尤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时间与效率的要求开始严格。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生活半径明显扩展，日常生活的内容大大增加，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可以说，以人力车、电车和公共汽车为代表的公共交通的兴起与发展，是近代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路面狭窄，设施较差，人行道与车行道不加区分，有轨电车、汽车、骡马车、人力车、行人混杂期间， 对于建立规范的交通秩序的需求日益迫切。

　　国家政体变革、最高权力更替，北京传统的空间结构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旧有的合法性。城市形态、城市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引发社会结构变化， 形成与之匹配的新的空间形态。皇权至上的空间结构逐渐瓦解，政治性逐渐淡化、世俗性逐渐凸显。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建立，城市管理体制发生变革， 为空间结构的变化奠定了行政基础。1912年之后，“共和”等新观念的传播、现代市政技术的引进，加之商业资本力量的驱动，多种因素共同引发了现代北京的空间变革。

　　清朝建都北京后，满族皇帝进驻紫禁城，内城成为满洲贵族、官员以及满蒙汉三军八旗的专属居留地，原有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居民被强迫迁往外城或其他地方，以层层城墙为界，实行“旗、民分治”，界限分明。同时，为了永葆旗人斗志，内城取缔商业街区，禁开娱乐场所。通过这种方式，北京内城逐渐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中央衙署为前导、八旗劲旅环卫皇城的封闭的政治、军事结合体，无异于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大本营，城市的其他功能属性弱化。这种居住特点实际上通过地域空间的划分实现了对社会结构的等级划分，形成了僵硬、固化的城市格局。

　　在清代中后期，王朝势力走向衰落，统治末梢逐渐式微，原有秩序渐渐松动，被突破的禁令越来越多，地域空间的划分逐渐模糊，内外城的区隔， 甚至皇城与京城的界限也被打破，平民进入内城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明显增强。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始对城市实施改造，拆除城墙、规划市区道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城固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 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城市新形态。

　　1912年之后，随着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北京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形成了一批新的社会群体和职业阶层。这里驻扎了大量政府机关、高等学府、商贸公司，大批政客、知识分子、经济新贵集聚于此。由于有东交民巷使馆区，北京城内居住着规模庞大的外交官群体。他们大都集中在内城，形成了比较强的消费群体，为一些新兴商业街区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消费基础。

　　王府井大街是现代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商业街区之一，位于天安门东、东华门外，南北走向，南达东长安街，北达东四西大街。清代中期之后，关于内城禁开商业场所的规定逐渐松弛，东安门、灯市口一带商贩渐多。由于地处出入皇城的重要通道，内务府采购物资也多经由此处。至清后期，王府井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不仅有流动性摊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铺、饭庄。不过，此时的王府井大街还是一条土马路。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首先选择了以王府井大街所在的内城左一区为示范区域，开始道路改造工程。具体内容包括拓宽道路、房屋基准线测量、整修明沟、铺装工事，修筑沥青道路等。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东长安街

　　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王府井地区设立有轨电车车站，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店铺和摊商、新式百货店和银行以及外国饭店、影院、洋行也大量增加，东安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北京饭店、协和医院等先后建成， 成为王府井的标志性建筑。1928年，王府井大街修建柏油马路，硬件设施明显提升，一批高档洋行纷纷进驻，如经营橡胶制品的英商邓禄普洋行、经营电器的德商西门子洋行、经营福特汽车的美商美丰洋行、经营印度绸缎的英商力古洋行、经营煤油的美商德士古洋行、经营钟表钻石金银器皿的法商利威洋行等。此外，中原百货公司、国货售品所、三友公司、亨得利钟表店、大明眼镜店等也设立在此。王府井地区已经成为北平最为知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区域内寸土寸金。

　　王府井大街与东交民巷使馆区近在咫尺，外交使节众多，同时，周边又是高官显贵聚居区，这些人群的消费品位与消费习惯对于王府井大街的商业业态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区域内洋行众多，经营钟表、钻石、西服等西洋色彩浓厚的商品，即使国内商户，定位也以高端为主。七层楼高的北京饭店是这一区域的标志性建筑，周边还出现了豪华电影院、戏院，协和医院也选址在此。

　　清末，西单地区已经聚集起一批流动性小商贩，经营范围包括日用品、小吃店以及一些戏园。1912年后，北京的许多政府机构都设立在西单附近， 周边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由此带动周边地区店铺、摊商的兴起。随后，西单商场建立，一批洋行也纷纷进驻，各种商店不断增加，包括三友实业社、真光照相馆、新新大戏院等。据 1934年统计，西单地区共有铺商157家，摊商280余家，成为内城一处著名的商业中心。

新世界商场

　　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开辟新区。京都市政公所选择香厂地区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通过规划区域内道路，铺装地面，铺设电线、电话线、自来水管、地下排水管线，兴建一批新式建筑，并翻修了通向宣武门大街、前门大街的马路，沟通了城市交通联络线。同时，制定地块标租、项目建设招标以及市政市容管理等法规，引进各类商户。经过几年的建设，逐渐形成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处的具有现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区，对于城南区域市民生活内容的丰富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影响非常明显。

　　清末为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发轫时期。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京师之地的市政建设初步开启。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北京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但由于外部局势的动荡、经济内在驱动力不足以及政府财力匮乏、自身产业基础薄弱等因素，大量市政设施主要集中在内城和外城前门一带的繁华地段。对于其他地段尤其是诸多贫民区则无力顾及，市政建设的成果没有惠及大多数底层民众。整体而言，近代北京的市政建设对整个城市生活环境的整体改善仍然是局部的，城市化成效有限。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