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利玛窦曾向皇帝敬献自鸣钟，万历皇帝对此把玩不已。利玛窦还将所带来的西洋器物公开展示，像地球仪、天体仪、西洋镜、世界地图、三棱镜以及精美的油画，大家争相观看，深受吸引。

　　西方的新技术、新机械是西方人介绍到中国的重要内容。清宫中的钟表最初由内务府负责收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设立自鸣钟处，雍正十年（1732 年）改名造钟处，由中国工匠操作，西方人督造，制造钟表。担任为宫廷修表、造表的任务始自安文思，后来，专业的钟表匠也被西方人派来中国。他们大多来自著名的钟表制造地。乾隆朝服务宫廷的钟表技师有蒋友仁——为乾隆帝在圆明园设计了喷泉时钟，沙如玉、汪达洪来自法国钟表制造地多芬尼，杨自新来自法国钟表制造地布列塔尼。

　　乾隆十六年（1751 年），为祝贺皇太后六十大寿，在京二十二名西方人共同向乾隆进贡，其中就有著名的“万年欢”的机械装置。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 乾隆非常喜欢，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李俊贤、潘廷璋进献了两种贡品：“新法远镜”和“验气筒”。蒋有仁记述：“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蒋有仁被派去进行解释，在场的太监和其他大臣对望远镜都很满意，皇帝用完餐后，一切安排妥当，“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感觉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方法”。对于乾隆的西洋情趣，钱德明在乾隆十九年（1754 年）有着精辟的观察与论述：“这位君主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 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经喜欢过的东西。”

　　除了科技器物，西洋音乐也走进了北京宫中。康熙时期，西洋音乐在宫中颇受欢迎。南怀仁、徐日升等人，不但向康熙进献西洋乐器，还为他讲解西洋乐理，教他乐器的使用及演奏技巧。康熙以徐日升为宫中首席乐师，经常在御前演奏。据《中西交通史》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德理格将一小管琴献于康熙。法国南光国亦曾为康熙制造乐器。波希米严嘉禄，用当时宫中所存的西洋乐器，一一为康熙帝试奏表演， 并修理过宫中的西洋管琴。据高士奇《蓬山密记》记载：康熙的畅春园渊鉴斋内，置有西洋乐器，特别“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二十根，上亲抚《普唵咒》一曲”。康熙还命德理格为三位皇子讲解乐理，并命徐日升、德理格将西洋乐理知识整理成中文。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编纂完成的《律吕正义》续编卷就出自两位之手。

中南海海晏堂兽首

　　西洋建筑风格在清代北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宫廷苑囿之中。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由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 全部采用当时欧洲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由意大利人郎世宁和当时供职于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法国人蒋友仁设计监修，中国匠师建造。乾隆十二年（1747 年）开始筹划，乾隆十六年（1751 年） 秋季建成第一座西洋水法（喷泉）工程谐奇趣，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最终建成高台大殿远瀛观。

　　与建筑一样，西洋油画也是完全异域的风格，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人郎世宁。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郎世宁派到中国，当年七月郎世宁抵达中国。当时的广东巡抚杨琳向康熙奏报，康熙虽然对传播洋教不感兴趣，但对教士们带来的先进技术颇为关注，因此在看了奏折后，马上就做了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十一月获康熙召见。此后甚为礼遇，并起汉名郎世宁。

　　康熙不喜欢西洋油画，认为近距离观看时模糊不清。而且，西洋画喜欢表现人物脸部在特定的光线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而传统的中国写真技艺， 则要求被画者是处在不受光线变化影响的常态下的相貌。人像必须画正面， 不能画阴影，人们以为像上的阴影“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郎世宁本来工于油画，但他不得不屈从帝意吸取中国画的技巧和画法，弥补油画之不足。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以其独创的新画体博得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

　　雍正继位后，只有那些在宫廷服务的西方洋人受到特殊礼遇。在雍正年间， 郎世宁根据皇帝的旨意，向中国的宫廷画家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传授欧洲的油画技艺，从此，纯属欧洲绘画品种的油画，在清朝的宫廷内也开始流行。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开始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还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雍正对于这位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

　　西洋物品不只流行于宫廷之中，一些东西也开始进入民间，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桐城杨米人于乾隆末年写成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三针洋表最时兴” 句，反映了时人对西洋钟表的爱好。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就描写了刘姥姥在凤姐房中所见自鸣钟的情形：“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 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

　　钟表之外，西洋眼镜也是京师社会中的流行风尚。试看：“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近视人人戴眼镜， 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总之，西洋器物虽然也被很多人视为“奇技淫巧”，但不像西学一开始就受到各个层面的提防和反对，它作为一种生活元素更容易融入清初北京的物质文化中，在潜移默化中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