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文化逐渐发展，出现新的繁荣。随着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巩固， 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恢复。永乐迁都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文化上虽仍保持相当活力，但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则很快转移到北京来。其中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四夷馆等国家文化机构，对于北京文化的恢复、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作为都城的二百多年间，明代北京学术繁荣，文化昌盛。各方面人才济济，交流频繁。典籍刊印盛行，书肆遍布，官私藏书蔚然成风，科学技术也得到蓬勃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代京师文化特色。

　　明代推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视之为恢复“汉家正统”的象征。儒学地位的提升，始于官学教育。明代北京的官学，主要为都城国子监（又称太学），以及在国子监统领之下的府、州、县学。永乐元年（1403 年）， 成祖仿照南京规制，将洪武年间降格的北平府学（原大都国子监学）改为北京国子监，又升大兴县学为顺天府学，为北京教育文化的恢复与发展打下了基础。迁都后，北京国子监进一步上升为京师国子监，成为全国文教事业的中枢。虽然明代南京国子监（南监）一直存在，但迁都后的北京国子监（北监） 左庙右学，规制更为隆重，由此获得明显优于南监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明代北监，有集贤门、彝伦堂、敬一亭等众多礼制建筑，文化内涵丰富。四柱七楼的庑殿顶琉璃牌坊，也是北京唯一不属寺观的琉璃牌坊。

国子监琉璃牌坊

　　明代北监发达，永乐时太学生人数最多时近万人，明代中叶也保持在五六千人，成为承袭儒家文化的重要主体。数量众多的太学生，除勋戚官僚子弟外， 多数为全国各府州县层层选拔上来的优秀儒生， 还有边疆地区选贡赴京的求学人员。国子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有特别的地位， 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捷径。为保证监生安心求学，明代国子监待遇优厚，为前代所不及。国子监求学到一定年限的监生，还会分拨至吏、户、礼部等中央机构实习，期满考核，优秀者送吏部铨选授官。这种将国子学与吏治紧密结合的实习制度， 使饱读诗书的监生，能较好地获得从政经验，有利于他们的快速成长。

　　明代推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另一重要途径为科举。中国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发展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延续1300 多年，对于古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的教训，将科举作为拔取人才、恢复儒家文化威严的重要举措，史称“明制，科目为盛”。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于各省会举行，以北直隶的顺天府、南直隶的应天府规模最大，顺天府成为北方乡试的重镇。会试、殿试，明初在南京举行，永乐朝决定迁都之后，逐渐移至北京。

　　据《明实录》记载，明代北京举行会试，最早在永乐十三年（1415 年）。永乐十六年（1418 年），行在礼部再次会试天下举人。可见其时北京虽仍称“行在”，但已经取代南京，成为全国科举会试的中心。此后每隔三年，就有经过层层选拔、数以千计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奔赴北京，参加决定其一生命运的会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更成为天下读书人毕生追求的荣耀。一旦成为“天子门生”，很快就能成为明代统治集团中的一员，甚至拜相入阁。明代文人的精神风貌，亦由此塑造出来。

　　为组织士子参加考试，朝廷在内城东南元代礼部衙门的旧址上修建了贡院，内设龙门、明远楼、聚奎堂、会经堂。尤以考棚数量众多，万历年间曾达到一万三千多间。贡院东西各立牌坊，额题“明经取士”“为国求贤”， 以示科举主旨。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因此顺天乡试也非其他各省可比。许多与科举制度相关的文化也繁盛起来，对北京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如明朝中期北京开始出现的会馆，主要就是为各地赴北京的举子提供服务的，又称“乡缘试馆”。试馆在清代进一步发展到高峰，成为北京独特的文化景观之一。

贡院

　　与教育科举相联系的，还有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的北京讲学活动，成为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明代讲学之风发端于明初的曹端、薛瑄等人，明中后期则以湛若水、王阳明为代表。嘉靖以后，阳明学者几乎无人不讲学， 一度遍及全国。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更成为讲学重镇，而以嘉靖年间的灵济宫讲会，以及天启初年的首善书院讲学最为著名。

　　首善书院是晚明时期致力于学问的讲学书院，由东林党人邹元标、冯从吾等人创设。邹元标，号南皋，与赵南星、顾宪成合称东林党“三君”。冯从吾， 号少墟，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其时邹元标有感于党派纷争，向熹宗进谏， 并于天启二年（1622 年），与冯从吾在宣武门内设立首善书院，集同人讲学。首善书院原本为城隍庙讲会的延续，每月讲会三次，但因会讲者颇有声誉， 影响大增，遂得与此前的灵济宫讲会相提并论。前赴首善书院讲学的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李之藻、方大镇等人，虽见解不尽相同，但共存于书院讲坛， 使晚明的京城文化，在士人的探讨与论争中得到延续。

　　除灵济宫、首善书院讲学之外，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也先后来到北京讲学，同样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盛况空前的明代讲学，成为明代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展现了明代士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此外，总数二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也是见证明代文化繁荣的珍贵文物。《永乐大典》始纂于南京，编成后藏于南京文渊阁。成祖迁都，下令将《永乐大典》运送北京，藏于大内文楼。世宗时，曾将《永乐大典》置于案头， 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春，皇宫突发大火，存放《大典》的文楼也被焚毁。火讯传来，明世宗三次下令抢救，《永乐大典》方免于难。明世宗命抄录《永乐大典》副本，以免毁于一旦。副本抄完后，先存于皇史宬， 清雍正年间移入翰林院。明清之际，《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清代中后期， 副本也逐渐流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毗邻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成为战场，《永乐大典》更丧失殆尽。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国家图书馆搜集二百余册入藏， 现已成为该馆“镇馆之宝”。成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包罗万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明成祖迁都之后，北京的文学艺术逐渐繁盛，并超越元代。明代诗词虽不可与唐宋盛况相比，但北京文坛却始终执全国之牛耳。诗词方面，永乐、天顺年间以台阁体独尊一时。台阁体以永乐年间的馆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时称“三杨”。台阁体追慕宋人文学风范，主张采用雍容典雅的文风，结合官方主导的程朱理学，抒发爱亲忠君之理念。但这些应制、应酬之作，缺乏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怀，也缺乏对于内在情感的省察，不过由于三杨身居高位，所倡台阁体又与迁都之初的政治需要相呼应，因而一度影响广大。台阁体后期，也渐渐产生一些变化。如徐有贞、王鏊诗歌中所表现的人生感受，就比明初“三杨”更为复杂真实。李东阳以台阁大臣主持诗坛时，也强调要宗法唐代著名“诗圣”杜甫，并注意强调语言的艺术功能。

　　鉴于台阁体和八股文风的消极影响，后来涌现出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及王世贞和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倡导文学复古，促进了北京文学的发展。弘治年间的李梦阳，因不满时任宰相李东阳主导的馆阁体文风，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开创了明代盛行百年的文学复古运动。其主张得到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呼应，史称“前七子”。李梦阳认为诗歌创作要密切联系实际，提出“真诗在民间”。这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明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嘉靖年间，供职京师的王世贞、李攀龙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复古旗帜，此后又有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等标榜呼应， 人称“后七子”。“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猛烈抨击重视说理、重视词藻的宋代诗歌流弊，提出“效法盛唐”，认为盛唐诗歌体现的雄浑、雅丽、悠长是作诗的典范，提倡抒发真情实感的“真情说”。王世贞所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等，奠定了他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尤其是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领文坛二十余年，流风所及，几遍天下。

　　万历以后，又有“公安三袁”重视自我精神，反对“复古派”贵古贱今的文学倾向，在文体解放上颇有建树，并直接影响了后起的“竟陵派”。“公安三袁”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的合称， 而以宏道为主帅，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推重民歌、小说等通俗文学，在明代文学界刮起一股新风，世称“公安派”。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三袁在北京西郊崇国寺发起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推动了北京文学的发展。公安派反对模拟复古，但又注重前人的“贵达” 精神，所作游记、尺牍、小品，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袁中道提出的“性灵说”，成为明代中后期文坛上的新潮流。袁宗道批驳前后“七子”复古之风的《论文》，亦在中国文论史上据有重要地位。《上方山记》《满井游记》等作品，则是描写北京历史风物的散文名篇。

　　“竟陵派”以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 又称“钟谭派”。作为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竟陵派”同样重视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宣扬性灵，反对拟古，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安派”的延续。但另一方面，为纠正“公安派”俚俗、浮浅的弊端，“竟陵派”倡导“幽深孤峭” 的风格，标榜“物有孤而为奇”，主张标异立新。“竟陵派”的文章，偏重心理感觉，字句雕琢，语言隐晦。不过“竟陵派”张扬个性的追求，实际上是晚明社会新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竟陵派”健将刘侗与北京于弈正等人合作完成的《帝京景物略》，初读生涩， 细读则蕴味深远，兼以多系实地游历，描述亲切感人，成为了解明代北京风 景名胜的文学佳作。

　　明代文学艺术的平民化、世俗化趋势，在北京也有体现。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三言”“二拍”《金瓶梅》《封神榜》等市井言情作品，以抄本或刻本的形式，在北京各个阶层辗转流传。戏曲方面， 明中叶以后随着全国戏剧的繁荣，昆曲传入北京，成为流行的剧种。明代“戏班”也开始走出王侯宅第，进行公开演出。名列“嘉靖八才子”、曾在北京任职的李开先，就十分推崇与正统诗文异趣的戏曲小说，认为戏曲俗雅俱备、易使常人明晓。他主编的《宝剑记》，对于《水浒传》故事的改编具有首创之功。记载唐代孝行的《断发记》，亦刊刻流行。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魂记》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 在北京也有很大影响。据明代著名文人沈德符记载，其友黄汝亨还京时，特地将汤显祖新作的《牡丹亭》，作为礼物馈送给他。沈德符读后，感叹称奇， 说《牡丹亭》足与脍炙人口的《西厢记》相媲美，对汤显祖给予了很高评价， 由此可见《牡丹亭》在北京的影响。其他如朱国桢《涌幢小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蒋一葵《长安客话》、刘若愚《酌中志》等，既载录北京宫廷的朝章典故，也涉及京城民间的戏曲稗史，成为内容丰富的明代笔记小说。

　　明代北京书画也有很大发展，明代诸帝都喜欢书画。明廷将技艺精湛的书画家征集至京，命擅长书法者待诏于文华殿，擅长绘画者则待诏于武英殿， 由此，全国的著名书画家皆聚集于北京宫廷，大大促进了北京书画的交流与发展。

　　明代书法，前期崇尚以沈度为代表的馆阁体。沈度的书法深得成祖喜爱， 将其誉为“我朝（王）羲之”。相传永乐大钟上的经文，即为沈度所书。明代后期，则以董其昌享誉一时。董其昌遍习前代书法名家法帖，兼取各家之长，

　　融会贯通，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其字体外表秀美，但又不乏苍劲之气， 兼得颜真卿和赵孟頫之长，世人竞相收藏。如董其昌所书的《关侯正阳门庙碑》，前段行中带楷，用笔涩拙，颜米诸体笔意明显。补题于 30 年后的后记， 则爽朗秀媚，自抒胸臆，明显可见其在书法上的发展与成熟。昌平现存的《吕真人祠记》石刻，行楷遒劲飘逸，也是北京难得一见的董氏书法文物。

　　绘画方面，明代画家以沈周、文徵明、唐寅（号伯虎）和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又有徐渭、陈洪绶等人，画艺也很出色。这些人主要活动于江南苏州等地，但大部分人亦曾北上。沈周作有《沧州趣图》，以江南水乡景致， 表达他对于北方山川的文化想象。文徵明官至翰林待诏，有过在北京供职的经历。唐寅曾赴北京参加会试，因遭遇挫折回到吴县隐居，专事绘画。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以长卷形式细微描绘初春皇宫中的佳丽百态，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画托名“汉宫”，所绘殿宇园林实为明代南京、北京宫殿在绘画上的文化再现。

　　明代以“泼墨”画法著称的徐渭，字青藤，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曾赴京师出任幕僚。万历四年（1576 年）再次受邀北上，并出居庸关赴塞外， 结识了蒙古族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六十岁时，徐渭又应友人之邀游览京城， 居京三年，在北京留下了文化的足迹。徐渭将书法技巧融于画中，产生了“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奇妙意境，《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墨葡萄图》等为其代表作。

　　董其昌早年以书法选入翰林院深造，其绘画成就也很大。在学习前人山水画技法的前提下，董其昌主张“即兴写意”，反对精心刻画的画工风格。董其昌作画，集宋元诸家之长，如《关山雪霁图》气势沉雄，诗意悠远。受这种观点影响，明代文人画风逐渐兴盛起来。陈洪绶，号老莲，崇祯年间曾捐赀入国子监，奉命临摹历代帝王像，得以观摹内府所藏的古今名画，技艺日益精湛，名扬京华。陈洪绶擅长描绘人物、花鸟，注重线条变化，有“画圣”吴道子之风。明代这些著名画家的北上经历，以及其画作在北京的流传，对北京书画艺术的影响不可忽视。

　　明代的文化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源于明代宫廷的智化寺京音乐， 就有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活化石”的美誉。明清两代在天坛神乐观演奏的中和韶乐，也是深具特色的中国朝廷音乐。始于明代中期的景泰蓝，更具有典型意义。景泰蓝是一种珐琅工艺品，以鼎盛于景泰年间（1450 年－ 1457 年） 而得名。由于技术的突破与成熟，明代烧造的景泰蓝，造型仿古，色彩逼真， 呈现出蓝宝石般的浓郁宝蓝，显得极其高贵华美。后来北京设有专为宫廷服务的珐琅作坊，其技艺也从成熟走向辉煌。景泰蓝现已成为深具历史文化意蕴的中国符号之一。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