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南伐西征，虽然军事上已经十分强大，却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都城。窝阔台汗即位后，在汉族大臣耶律楚材的影响下，建立了第一座都城——和林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后，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先后建立了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元大都，形成了两都模式。而在元大都的建造过程中，又充分展示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高度融合。

　　作为长期生活在游牧文化环境中的元朝帝王，在遵行农耕文化主题的情况下，又特别显示出对游牧文化的眷恋之情。因此，在他们的主要生活区域内，展示出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游牧文化风格。

　　大都城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由频繁的民族融合而带来的深度文化融合。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流行于西域的伊斯兰文化，以及盛行于欧洲和西亚的基督教文化，皆在这里相互撞击与融合。在当时的大都城，产生了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授时历》，编纂了官方撰写的《大元大一统志》，而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则以《窦娥冤》等杰出作品而被后人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作为少数民族领袖，元世祖深深懂得在广袤的中原及江南地区推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而这种推广的主要载体就是语言文字。蒙古国在崛起之时，没有自己的文字，曾经用回鹘文记载蒙古语言，这种文字被后世称为旧蒙古文，至今仍在沿用。元世祖即位后，又命藏地高僧八思巴用梵文的规则制造了新的蒙古文，被称为新蒙文或是八思巴蒙古文。后来，元朝政府在大都城设立蒙古国子学，并在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字学校，让更多的人来学习使用新蒙古文。元朝政府又规定，官方使用3种文字来书写公文，即汉文、新蒙古文，以及波斯文。

　　波斯文长期在西域各地流传，随着大量西域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种文字也随之传入，许多伊斯兰典籍就是用这种文字记载的。为了推广这种文字，元朝政府在大都城设置有回回国子学，以传授波斯文。当时的许多官宦子弟不喜欢学习新蒙古文和波斯文，元朝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人们学习。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推广为普及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元代进入中原和江南各地的大批少数民族人士中，不仅对农耕文化有了大量吸收和实践，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即文学艺术，也有较为深入的学习和践行，由此创作出了一批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在文学创作方面，较为著名的文学家有以创作元曲著称的贯云石，以创作诗歌著称的乃贤及萨都剌。乃贤作《南城咏古十六首》，把大都旧城的黄金台、悯忠阁、圣安寺、铁牛庙、云仙台、长春宫、李妃妆台、安史双塔等16处古迹描写得栩栩如生，流传后世。以撰文著称的则有马祖常及赵世延等人。这些少数民族文人的作品，与大多数汉族作家的作品一起，在大都文坛上各放异彩。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