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丹辽人建都之前，北京曾以幽州闻名，而幽州自古就是一个军事要地。早在汉代幽州就有州刺史派驻，唐朝时其依然为军事重镇，曾经是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区，有过昔日的辉煌。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混战。后唐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同时，驻守幽州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也想篡位夺帝，同样求助于契丹。石敬瑭提出，如果契丹出兵帮助他登上皇位，即向契丹称臣，并以父礼敬奉契丹国主，事成之后，还会将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给契丹，外加每年贡献绢帛三十万匹。辽太宗耶律德光面对石敬瑭的承诺，实现了他的愿望。

　　在辽军的帮助下，石敬瑭顺利攻下洛阳，灭掉后唐，立国后晋。随即兑现承诺，对辽主自称“儿皇帝”，并将幽、蓟等十六州图籍献给契丹。其中，幽、蓟、檀、顺、儒、妫六州与今北京市管辖的地域范围有关。对中原王朝而言，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到社稷安危。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历史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的黄花城附近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即所谓的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战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又由于本地区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

　　会同元年（938年）冬月，辽主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提升为陪都，作为“五京”之一，又曰“燕京”。由此拉开了历史上的北京从北方军事中心向大一统王朝政治中心转变的序幕。

　　辽南京城是在唐幽州城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现代学者通过深入研究，从更大范围完善了这一认识。如杨宽在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中指出：“这该是沿用唐代幽州治所的格局。这种子城设于外郭城西南隅的格局， 也还是沿用战国时代燕国建都于蓟的传统的制度”。

　　辽南京皇城即原幽州城内子城，城门也多承袭唐五代旧名，坊市布局基本承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无所改易。受到汉族“天子面南而立”观念的影响，所有宫殿都以南门为正门。但是，皇城四门只有东面的宣和门可以出入，其余三门设而不开，以此体现契丹族崇拜太阳、以东为尚的文化观念。宣和门之上修建五凤楼，标志着它实际上具有皇城正门的地位。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以后的和平岁月里，辽南京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居民众多、商业手工业发达、多民族杂居的城市。虽然自唐中期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幽州城的封闭格局已有所改变，个别商铺已越出市门，甚至深入坊里，但在辽朝统治的180余年间，这座城市仍基本保持着坊里旧制形式。

　　辽南京城的性质相比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从唐代城内“家家自有军人”的军事重镇，演变成作为辽南京的区域政治中心。辽南京城内众多的军、政、财赋衙署和专为皇室服务的各种职司的衙署，以及诸亲王、公主的府第，构成了城市建筑中与汉唐以来不同的中央统治枢纽的特点。可以认为，北京在辽代已初步具备了作为京师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幽州城从军事重镇向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演变过程，始于辽代，及金中都时期始具雏形，至元大都时期最后完成。

　　辽南京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过渡地带。辽朝建立之后，燕京地区受到契丹文化的进一步浸染，又始终保有着中原儒家文化的韵味。在本地传统农业文化基础之上，伴随着新的文化元素的传入，呈现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二元并存的局面。

　　辽南京在辽朝的五京之中，经济和文化发展最为繁荣。作为国都的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境内），虽然是政治中心，却是以游牧文化作为主体的地方，而辽南京则是以农耕文化作为主体。辽朝一国两制中的北面官大多活动在辽上京，而南面官大多活动在辽南京。作为辽朝最高学府的太学，不是设在辽上京，而是设在辽南京，这里的文化中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从辽南京到金中都，北京地区的民族融合度与文化包容性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契丹人对幽燕地区实行“汉人治汉，契丹人治契丹”的“两面官”制。辽南京作为一个陪都，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城里和四郊主要是汉族居民，城市格局仍保持唐幽州城的坊里旧制，风俗习惯变化。同时，随着行政建置的逐步完善，辽南京城发展成为科举中心、教育中心，由此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文化的发展。辽朝大力推行唐朝科举制度，至辽圣宗时期，有时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两年举行一次，后来定制为每三年举行一次。辽南京为科举应试所在地，出现了多名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为官的人。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契丹统治者专门下诏，颁行《五经注疏》，又设置博士和助教，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其教官主要从各个都城中的著名儒士中选取，至于其他各府、州、县的官学，也均有相应的设置，由此构成了层次分明、建制完善、系统全面的教学体系。

　　辽朝统治者对儒学十分重视。不过，儒学在辽朝得到真正发展是在夺取燕云十六州之后，其中尤以中后期为甚。至辽大安二年，辽道宗曾专请赵孝严、王师儒进京为其讲解《五经》大义，此后又在大安四年延请名士耶律俨为其讲解《尚书》洪范等篇章。此后，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统治阶层需要根据自身面临的新问题调整统治策略和方法，从成熟的儒学中汲取营养，儒学在辽朝得以迅速发展。

　　同样，作为政治统治的有力支持力量，宗教的作用得到了辽政权的高度重视，以此笼络汉地居民，加强统治的稳固性。辽兴之后为稳定统治局面，在辽南京积极倡导佛学，修建并扩建了大量寺庙，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本地宗教的快速发展。早在辽太祖时期，徙置汉民，推行汉化政策，佛教随之流入。辽圣宗对于佛教和道教都有钻研。在辽朝皇帝的倡导之下，南京地区“僧居佛寺，冠于北方”，不只城区之内，就连郊区都出现了佛寺庵堂遍布的景象。佛教之外，其他宗教亦有发展。

　　同时，作为契丹部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亦随之进入。此外，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在辽代传入南京，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的牛街清真寺即建于辽统和年间。随着南京地区宗教文化的发展，对于教义的研习及佛经雕刻等得以不断发展成熟。大量佛经石刻亦在此出现，其中较为著名的《辽藏》，即刊刻于此。

　　随着南京地区科举和教育的发展，书肆业随之兴起并渐趋发达，许多刻印作坊都设有书肆，前店后厂，既是图书印刷地点，又是发行店铺。辽代的不少皇族和各级官员对中原文化颇有仰慕之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性好读书，仰慕华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宋朝书籍，对宋朝的文人墨客更是敬佩有加，这促使宋人图书在除边境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得以交流传播。辽南京及周边地区已经深受中原学人的著述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地俨然成为了辽宋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一方面吸收宋朝文化，一方面将其传至本国其他地区，推动了辽宋文化交流。还需注意到的是，文化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进行的，在宋朝人的书籍不断向南京输入的同时，南京的图书也在向宋朝流入。如僧人行钧所著《龙龛手镜》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宋朝，并进行翻印。辽朝的佛教经藏和其他书籍还从燕京传到高丽，又辗转流传到日本。

　　辽南京的印刷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悯忠寺、昊天寺、仰山寺，这些规模较大的寺院附近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印作坊，各个作坊都拥有大量刻工，组成了一支专业化的刻制队伍。据学者估算，整个南京地区的雕版工人达到了几千人规模。数量众多之外，技艺精湛是另一显著特点。从辽朝留存下来的经卷可以看出，当时本地的雕版技术具有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准，无论是佛像、楼阁亭台，还是城墙城门，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燕京地区的图书装帧已经相当考究，出现了卷子装、蝴蝶装等多种样式，反映出图书出版在得到量的提升之后，开始出现了质的大幅提高。印刷业的繁荣，进一步刺激了南京城造纸业的发展。在刻经数量日趋庞大的直接需求拉动下，造纸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时的经藏用纸主要是皮纸和麻纸，为了防止生虫，采用了皮纸入潢的先进技术。皮纸经过这一工艺，被称作黄纸，由于它被大量用于印制大藏经，因此被称为藏经纸。

　　总之，自辽南京建立以来，北京地区的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建筑、绘画，诸多方面都有了显著成就。随着契丹族与汉族交往的日益深入，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逐渐扩大到日常生活中，具体反映在音乐、舞蹈、美术、节日习俗等各个方面。

　　（来源：资料来源于《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