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1-06-03

      北京从先秦时期的蓟城,经历近三千年的历史演进,从一个北方军事重镇最终发展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促进并巩固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蓟城,到辽南京、金中都,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区域中心。自元代起,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为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历经明代的积淀,至清代,北京文化以其包容而汲众方精华汇聚京城,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也发展至顶峰。清末民初,北京成为近代中华文化转型之先声,近代新文化在此萌发。

  北京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王府井人在此活动及繁衍。先秦至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崭露头角。春秋战国时期的燕文化,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占据着重要一席;两汉时期燕蓟地区先后出现了韩婴、卢植等著名经学家;魏晋至隋唐时期,燕蓟地区的学术发展兴盛,出现了著名的范阳卢氏儒学和昌平寇氏世学。

  五代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辽以幽州为其南京,改称析津府。辽设五京,上京为政治中心,南京则为文化中心。史书记载辽南京文化发达,历时七十余年、篇幅长达六千多卷的《辽藏》,即雕造于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继辽之后,金朝兴起。1153年海陵王下令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金朝迁都不久,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古代城市。女真人进入中都后,与汉民杂处,逐步学习并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风俗习惯。在多民族文化的激荡之下,北京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扩展。

  1260年忽必烈登基之后,最初以元上都为都城。1267年忽必烈决计迁都燕京,并将其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从此,大都成为继唐朝长安城之后另一座影响深远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元朝定都北京之后,为彰示元朝政权合法,稳定统治,便在政权内部极力推动儒学传播,并从全国搜罗儒释道卜医等各类人才,汇聚大都。同时,元朝还照仿宋制,在大都设立太极书院,作为儒学传播的常设机构。此外,施行科举取士,其会试及殿试两项均在大都举行,由此大都成为全国范围内最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地点。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是年八月,徐达、常遇春领兵攻克元大都,设北平府。行政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北平地位的减弱。为保证北平的安全,明朝先后驻扎了大量兵力在此,朱元璋更派遣自己最为信任的大将徐达承担了镇守北平的重任。1403年,朱棣夺取皇位,年号永乐,决计迁都北京。永乐元年二月三日,朱棣下诏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开始设立等同于南京六部的行政机构。同时,为增强北京经济实力,朱棣先是下令将江浙等富饶之地之民大量迁移至北京,充实京师人口;同时积极开通漕运、调集人力物力,为运输物资、营建北京做好准备。永乐十三年,朱棣正式下令营建北京城。

  迁都之后,为进一步巩固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明政府着手完善元朝创设的科举和教育制度。明代北京的国子监是在元代国子监的基础上扩建的,是全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教育机构。国子监学生总数达上万人,生源除指派的“官生”(皇帝钦定的勋戚、官僚子弟)和地方选拔的“民生”外,还有外国留学生。同时,北京贡院则是明政府科举考试中最后会试及殿试所在地。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和殿试,成绩优异者将被朝廷留用。以上两项机构保障了明政府对于高级人才的培训和选拔。除科举外,明政府开科武试以收纳全国武备人才。此外,为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文化交流服务,明代在北京设有四驿馆,专门培养蒙、藏、维、傣、缅甸、梵文等语种的翻译人才,以备对外交流时从事翻译工作。由此,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明代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包括政治中心地位的强化、各项制度的完善与成熟,以及文化集聚效应的巩固等。

  1644年,多尔衮率领清军占领北京,其后将都城由故都沈阳迁至北京,清朝正式定鼎中原。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清政府为巩固统治,摄政之始即广招汉族官员,笼络旧明文士,由此奠定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同时,清政府尊崇汉族儒家文化,在制度设定时全面承袭“明制”,以昭示清朝政权的正统。开科取士作为元、明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早在清朝进京伊始即行“仍袭旧例”,保证了清政府初定中原对于人才的渴求。

  北京自元代起正式确立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地缘优势为城市文化发展带来了多种优质资源,众多国家级的文化机构纷纷建立,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大量文化精英集中于此,构建了国家开展重大文化工程的人才基础,多种因素的集合使北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无可置疑的全国文化中心。

  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封闭的内向文化环境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冲击,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上海作为同上口岸的地缘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接收西方知识的前沿,尤其是基于工业时代而建立起来的众多文化传播媒介使得上海的文化地位不断提升。而作为“帝都”的北京,由于国家传统政治体制与文化教育体制的逐渐解体,文化中心地位与政治中心地位的下降呈同步趋势。

  清末随着封建政治的衰落以及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探索近代化的探索道路,北京则成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之先声,一批最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的革命人士汇集北京,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概而言之,近代北京作为中国文化转型之漩涡中心,最早产生了对于新文化的探讨和论争,也成为新文化最早的试验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在新文化运动中担任领军人物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久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对北京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殖民政治语境中,北京的文化线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缝隙中,北京文化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都处在艰难的恢复进程中。以1949年为标志,北京文化发展进入了从未有过的新历史轨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独具特色的社会伦理关系,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习俗方式,是目前世界中传承最为久远的文明之一。而北京历史文化则以传承久远、内容丰厚而成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之一。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浩瀚长河,那么北京历史文化就是汇入这条长河的主要水系,从细小的支流逐渐发展为浩荡的主流。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