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段运河遗产点永通桥；中国青年网通讯员 李元 摄）

　　隋唐时期，幽州成为中原王朝东北部边郡地区的重要城市，这在北京城市史上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隋唐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原王朝与东北民族的政治交往融合与矛盾斗争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北京地区因处于双方对峙与交往的前沿，其政治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这是推动北京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使幽州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政治和经济、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幽州成为中原王朝东北方的重要城市，为北京最终成为都城埋下伏笔，这是北京城市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过程

　　隋炀帝即位后，为了漕运便利和东伐高丽的需要，利用天然河道及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南通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通济渠自板渚开始，经开封、杞县、睢县、永城、宿州、灵壁、泗洪，至盱眙入于淮水。淮水以南则自山阳(今准安)利用古代邗沟，南至江都(今扬州)入于长江。大业六年(610年)为东巡会稽(今绍兴)，开凿了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这就是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发现高丽欲与突厥结盟之后，决定讨伐高丽。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决定以幽州作为讨伐高丽的军事基地，为了便利漕运以供辽东军，“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深郡。”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涿郡蓟城营建临朔官。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北巡涿郡，“乙亥，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同年五月，隋炀帝命名征伐各地民夫及军士输送军需物资，“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征伐辽东大军集于涿郡，总数113万，号称200万，征辽大军从蓟城出发，军队行进长度前后长达数百里。百万大军汇聚涿郡，大量军需物资也需要运至幽州，所需要的劳力人数更多，《隋书》称“其馈运者倍之”，由此判断从事军需物资供应的人数应多达200多万人。此后于九年三月，十年三月，隋炀帝又两次东征高丽，粮草均经永济渠运往涿郡，蓟城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根据记载，当时“城中仓库山积”，置留守名将镇守，数万兵众屯驻。《日唐书・罗艺传》记载：“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屯兵数万”。

　　唐初，唐太宗也发动了征讨高丽的战争，仍以幽州作为后方军事基地。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准备伐辽事宜，七月，“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又命太仆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唐太宗患令韦挺负责运粮之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十一月，大军会集于幽州。次年，唐太宗自洛阳出发，到达幽州，“(贞观十九年)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十一月癸酉，大飨军于幽州”。唐高宗第一次征讨辽东以失败告终。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准备再度征伐高丽，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江南诸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各载粮米兵员，分自河、海北输幽、平诸州。唐代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宣东讨契丹，上书言军国机要时说道：“江南、江淮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充纳军粮”，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千艘船将本年租米自洛阳直接转运到幽州蓟城，必定利用永济渠进行运输。

　　二、隋唐大运河対幽州的政治和军事职能的促进作用

　　永济渠的开通，在隋初以及唐初征伐高丽的历次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将大量军队运送到前线，而且大量的军事后勤物资也通过运河运到蓟城等地。水路适合长距离、大吨位物资的运输，这是农业社会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欲东征高丽，即有人指出水路运输的益处，“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唐杜甫《后出塞》诗之四：“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也说明了永济渠对于军事粮草运输的重要作用。隋朝末年，罗艺镇守幽州，凭借幽州城防坚固，物资储备丰富，有力地保卫了幽州的安全，“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官中多珍产，屯兵数万，而诸贼竞来侵略，……(罗)艺独出战，前后破贼不可胜计。”

　　军事行动与漕运关系十分密切，明王琼著《通漕志略》引用南宋吕祖谦的话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永济渠的开通，使得中原地区的物资能够顺利运输至幽州地区，这为隋唐幽州军事职能的扩张奠定了良好基础。正是基于此，幽州蓟城在隋唐时代发展成为北京地区重要的军镇，幽州成为经略东北的军事重地。唐初，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幽州是五大总管府之一，成为镇御一方的政治与军事指挥中心。开元年间，幽州辖区不断扩大，其所领州县扩充到整个河北道，蓟城是整个河北地区的军政中心，“夫幽州、太原襟带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东，太原制之。”幽州蓟城不仅是幽州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各个时期总督府、大总管府、都督府及大都督府的驻地。唐代范阳节度使掌督所辖八郡军事，临制契丹与奚，统领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九军中有四军分布在幽州地区，驻军规模较大，且配有骑兵，军事战斗力较强。经略军驻扎幽州城，兵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威武军驻扎檀州城，兵万人，马三百匹；清夷军驻扎妫州城，兵一万人，马三百匹；静塞军驻扎渔阳，兵一万六千人，马五百匹。这四个城市的兵力配置可以侧面反映出城市等级及其重要性，其中幽州蓟城最重要，其次为蓟州，再其次则为檀州和妫州。其余五军则分布于幽州南部地区，且驻军规模较小。

　　三、隋唐大运河开通对幽州城市规模和经济文化方面的促进作用

　　永济渠的开凿，主观上是为征辽东便利漕运，输送粮草，客观上将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区与中原地区和日渐富庶的江淮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重要的沟通南北经济的纽带。隋末时，大运河已经是“商旅往来，船乘不绝”。到了唐代，大运河的作用更加显著，唐代诗人皮日休说：“隋之疏淇(永济渠)、汴(通济渠)，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深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经济文化交流直接促进了幽州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增加，使幽州在隋唐时期成为一座大城。

　　1. 幽州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扩大

　　隋唐幽州无论在行政层级上，还是在人口规模上都成为区域内首屈一指的大都会。隋唐时代，幽州蓟城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大城。根据记载，唐代幽州城的城垣规模宏大，呈长方形，南北略长，方圆约24里(今里)。唐代没有关于幽州蓟城人口的确切资料。但是，根据宋代使臣路振《乘轺录》记载，辽南京城沿用唐代的幽州城，城中有二十六坊。唐制，“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坊方圆约4里，坊内居民约五百家。若按唐代人口极盛时计算，幽州城内26坊共有居民1万户，6.5万人。若加上3万经略军及其家属，幽州城市人口当在10万人以上。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管理也有了新的变化。781年，唐政府在幽州城置都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幽州城出现了双附郭县的设置，这是幽州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直接反映。

　　2. 幽州城市经济和文化职能的增强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将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区与中原地区和日渐富庶的江淮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重要的沟通南北经济的纽带，密切了中原与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刺激了蓟城经济职能的提高，为蓟城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隋唐时期，幽州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大运河的开凿使全国各地的货物能够顺利运抵蓟城，同时幽州地接蒙古与东北，各种畜牧产品也能够汇集于此，成为重要的边地贸易市场。

      在经济职能增强的同时，北京地区城市的文化职能也大大提高了。史载“幽燕自古多豪侠之士”，“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到了隋唐时期，情况稍有改观，《隋书》修于唐初，在《隋书・地理志》关于涿郡的记载中，有一段评论，其中这样记述：“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社会风俗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北京地区城市的文化职能的提升。“唐兴，官学大振”，幽州深厚的文化传统和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制度的推行，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国家在中央设置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等七学，各州置州学与医学，县置县学。按照唐代制度，幽州城内应该设有都督府学与医学，还有幽州州学与医学，蓟与与幽都二附郭县应设有县学。幽州城显然是幽州地区官学与生员最多的城市，自然也就成为了北京地区的文化中心。此外，各州县的官学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檀州，“素无学校，机(指韦机)敦劝生徒，创立孔子庙，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光绪顺天府志》也记载密云县学：“唐贞观十一年，檀州刺史韦宏机建。”

　　四、隋唐大运河对幽州周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隋代南北大运河开通之后，北京地区运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因漕运而兴起。根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宋辽边境的塘泺曾云：“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永济渠为一水”，“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为一方。”而《太平寰宇记》霸州破虏军下条：“永济河自霸州永清县界来。”此处，破虏军即指信安。《太平寰宇记》幽州安次县下记：“本汉旧县，东枕永济渠。”可见，永济渠应该是从信安经永清、安次，然后到达涿郡。隋在沿永济渠附近置通泽与丰利两个城市，应当与漕运有关。丰利和通泽两县设置于大业七年，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隋大业七年征辽，途经淤河口，当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隋末乱离，百姓南移，就是城。唐贞观元年，以丰利、文安二县相逼，遂废文安城，仍移文安名，就丰利城置文安县，即今理也。”贞观元年，丰利县省并入文安，文安迁至原丰利城，此后，文安县治所未有变动，可知隋代丰利县治所即今文安县城。既然隋炀帝途径淤河口并置丰利县，可知永济渠一定经过今文安。另外，隋炀帝还在今永清县城西设置通泽县，“隋大业七年，于今县西五里置通泽县，隋末废”。隋炀帝设置丰利、通泽两县与其北上征辽的时间吻合，且都位于永济渠附近，显然这两个县的设置与永济渠有密切关系。永济渠是重要的军事物资补给通道，保证漕河运输畅通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借鉴后世金代事例，金朝实行潞水漕运后，曾确定运河沿线州县负责治理漕河事务的制度，“(泰和)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於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隋时，安次县至文安县之间距离约70公里，永济渠经过这里，并且众多河流在此交汇，堤防维护、水道疏浚等工程均需朝廷进行有效管理，而二者中间地段距离遥远，管理不易，因此，这两个县的设置很可能是出于维护永济渠河道以保持漕运畅通。今人研究多以为永济渠利用潞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隋炀帝在经潞水北上，却在距离潞水很远的永清县一带设置通泽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结合《太平寰宇记》对永济渠的记载，可以断定永济渠北段系经文安、永清、安次一线抵达蓟城，并没有利用潞水。

　　五、结论

　　北京从一个边镇城市最终转变为统一国家的都城，其起步正是始于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自隋唐以后，北京城市兴衰起伏和繁荣发展均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正是在大运河的哺育下，北京城市才不断成长和壮大，最终成为统一国家的都城。梁启超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对北京城市发展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转换之机，皆在于运河”，北京城市地位的提升正是大运河通航以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他指出，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政治地位仅仅与蜀、闽、南粤相当，在全国政局中无足轻重，而在大运河开通后的数百年里，北京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隋唐大运河将北京与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连接起来，贯通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余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

      今日的京杭大运河，是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修建而成，如今仍旧在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功用。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隋唐大运河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精神培育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成为全体人民的宝贵文化财富。“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保护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弘扬运河文化精神，不仅能够带给我们文化自豪感，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而且能够振奋精神，鼓舞人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持久而深厚的文化源动力。

　　作者：陈喜波 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教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