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图片来源于网络）

　　江苏是大运河河道路线最长、流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丰富的省份，境内大运河约占大运河总长的2/5，申遗点占全线的40%。徐州境内的运河全长181公里，北起微山湖南段蔺家坝，南至新沂窑湾，流经沛县、铜山区、贾汪区、邳州市、睢宁县、新沂市6个县市区，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江苏也以28处遗产居首，但让徐州人民遗憾的是，运河流经江苏的8个城市中，宿迁、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均榜上有名，仅徐州与镇江没有遗产点入选。虽然徐州没有遗产点入选，但这并不能掩盖徐州作为运河文化名城的事实。

      作为运河沿岸重要城市之一，运河的流经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的兴衰变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概况的同时，重在探讨其对明清时期徐州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建设的影响，力求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和论证，为当前徐州运河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概况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以西人为地掘开黄河大堤，黄河经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又由泗水入淮河，经徐州、宿迁、淮安沿线的淮河入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河夺泗入淮”，从此黄河流经徐州长达700余年，徐州黄河河道也在元明清时期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用作运河河道。

　　元代由于定都大都，政治中心北移，为缩短陆上运道以利于南粮北运，遂在济宁以北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初步建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原来的济宁至徐州泗水河道和徐州至淮安的黄河河道(被黄河侵夺的泗水河道)作为运道的一部分，被纳入了南北漕运系统。明代前期同样采取“借黄行运”之策，沿用元朝开凿的运道，徐州段黄河河道再次被用作运道。同治《徐州府志•河防考》“运河篇”专门记载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南阳新河开凿之前的徐州运道：“自桃源县崔镇而西二十里，至古城驿入宿迁县界，又西二十里为洋河口，又十五里为陆家墩，又十里为小河口，又十五里为宿迁县南，又十五里为骆马湖口，又十五里为汊路河，又二十里至皂河，接邳州界，又西十里至直河口，又三十里至匙头湾，又二十里至邳州城南，又二十里为乾沟，又二十里至睢宁县之新安驿，又十里为马家浅，又二十里为灵璧县之双沟，又五里为徐州接境之栲栳湾，又十五里至房村，又十里至吕梁洪，又二十里为黄钟集，又十五里为樊家店，又七里为狼矢沟，又十八里至百步洪，又二里至州城，东北入泉河，又西北二十里为秦梁洪，又十里至茶城，又十里至梁境闸，又四十里至留城接沛县境，又北十里曰谢沟闸，又十里曰下沽头闸，又北五里曰中沽头闸，又五里曰上沽头闸，又七里曰金沟闸，又十里至沛县城东，又北二十里曰庙道口闸，又北十八里曰湖陵城闸，入山东鱼台县界。”

　　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徐州运道不断受到黄河水患的危害，黄河的泛滥溃决构成了南北漕运的严重威胁。明清两代为避黄保运，相继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开挖了南阳新河、泇河和中河等新运道。这三段新河道统称为中运河，北起山东鲁桥以南，经南阳、夏镇、泇口、邳州、宿迁等地，至淮安入黄河。在开凿的几条新运道中，以泇河的开凿对徐州的影响最为显著，泇河开凿以后，徐州附近运道从此废弃，徐州也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徐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由于所开运河河道相对狭窄，原来的徐州黄河运道仍旧发挥作用，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由山东利津入海，而山东以南、徐州以北的泗水由于淤塞严重而断流，从山东境内直接入运河，泗水在徐州才完成了运河的使命，徐州漕运历史最终结束。从此之后，徐州就逐步陷于“黄沙弥望，牢落无垠，舟车罕通”的衰败景象。元明清时期徐州的这段黄河运道现在被徐州当地百姓称为“故黄河”。

　　二、运河与徐州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通是城市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运河作为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交通运河线路之一，其主要功能就是漕运，伴随漕运而来的私货运销和南来北往的客商无疑对其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运河与明代前期徐州经济的繁荣

　　运河的流经与漕运的便利促进了明清时期徐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前期是徐州运河的兴盛时期，当时的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形成南北物资交流中心。每年由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船约12000艘，运军12万人，运送漕米达400万石。“凡江淮以来之贡赋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当时的徐州“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

　　水陆交通的便捷，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徐州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到明代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万历年间河臣刘士忠在其《酌议泇黄便宜疏》中记载当时繁荣时期的运河城镇徐州“舳舻衔尾，旅店如云，贸易商贾，在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更是称：“(长)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上过往商船数量众多，商船税收入于是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政府在这些客商辏集处设钞关，“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徐州钞关由徐州户部分司负责，专门征收商品流通税。此外，还设立负责征收船料税的吕梁洪工部分司，“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由徐州运河钞关的设立可见明代前期徐州商船数量之多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

　　(二)泇河开通后徐州地方经济的衰落

　　明代万历年间为避开黄河水患对运道的威胁而开凿了泇河，泇河的开凿带来了运道的东移，致使徐州交通优势丧失，商品经济迅速走向了衰落。泇河开通前的徐州是苏北运河沿岸一处重要而繁荣的商业城镇。泇河开通后的第二年，过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徐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大的衰退。

　　随着泇河的开通,外地商贩纷纷离开徐州，店铺随之大量迁移，以前从事码头服务业、搬运业的人员或失业或转移他处，徐州流动人口大量减少。明末清初学者谈迁在其《北游录》中评价泇河开凿后的徐州说:“自泇河改，徐、邳寥寥”，以此形容当时徐州经济衰退、人烟稀少的的社会状况。万历年间的《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闾阎萧条，井市零落，且连岁灾沴频仍，河工叠举，小民艰苦可谓极矣。以关厢言之，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而稀疏，贸易亦皆冷淡。”

　　泇河的开凿是徐州历史上城镇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惟泇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自通泇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徒，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在泇河开通后的明清史料以及徐州地方志中，我们很少再看到有关徐州运河及其城镇经济发展的记载。泇河的开通因而成为明代徐州城市兴衰发展的转折点。

　　(三)运河与窑湾古镇商品经济的繁荣

　　泇河的开凿在导致徐州商品经济衰落的同时，却给新运道沿线的窑湾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沂市窑湾古镇在清代属徐州府所属邳州管辖，东临骆马湖，西面和南面依傍大运河，随着泇河的开凿而逐渐兴盛。

　　在大运河开凿之前，窑湾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泇河完全开通后，每年有近万艘来自江南的漕船“取道骆马湖，由汪洋湖面行四十里始得沟河，又二十里至窑湾口而接泇”。清康熙年间靳辅等又开中河，以人工运道取代骆马湖至淮阴间的黄河故道，因为窑湾恰好位于泇运河与骆马湖的连接处，上承泇河，下启中河，窑湾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逐渐发展成运河邳州段的重要水陆运输码头。邳州地方志记载了窑湾繁荣时的盛况：“窑湾，邳宿错壤，绾毂津要，一巨镇也。昔者，漕艘停泊，帆樯林立，通闤带闠，百货殷赈有幸使过客之往来，或舟，或车，胥宿顿马。繁富甲两邑，大腹巨贾，辇金而腰玉，倚市之女，弹筝砧屣，有扬镇余风”。晚清鼎盛时期的窑湾，来自全国18个省的商贾在此设立会馆，筑店经商，钱庄、当铺、茶馆等店铺多达600余家，以至于当时的窑湾有“苏北小上海”之称。

　　三、运河对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和其所处的地理区位密切相关。从古至今，交通运输条件都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运河漕运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必然对其沿岸城市的选址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一)运河对徐州城市选址的影响

　　古代徐州城市选址几经变迁，在影响其选址的若干因素中，运河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运河作为漕运通道的社会属性对城市选址的影响：运河使徐州古城所在的地理区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地位，使得徐州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尽管屡次为徐州带来兵灾，城市选址却总是格外青睐这里。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出水运交通对徐州城市选址的影响。春秋时期的彭城就建在汴泗交流之处。之后历经汉代、东晋、南北朝、隋、唐、宋，虽然间或有汴水暴涨淹没城池、战争中决水灌城、镇压农民起义毁城等历史事件，但徐州古城还是一次次在原址上重建，而且规模时有扩大，更加壮观。

　　天启四年(1624年)，徐州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黄河水患。《明史·河渠志》记载：“天启四年六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于云龙，河事置不讲矣”。黄河决口导不致徐州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官署民房全被淹没，得已州城移到城南云龙山东，离旧城二里。兵备杨廷槐强请迁城于城南的二十里铺。新城已建设十余月，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州不宜迁六议》，迁城的事情才算作罢。在其论述“徐州不宜迁”的六个原因中第一个就是“运道不当迁”：“每岁粮艘由清河而入，近虽有泇河可行，然河势狭窄，冬春回空，必资黄河故道。黄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以下号为铜帮铁底，以河至此安澜也。嗣后，吕梁之间当事者去其中流石挫，以为利于行舟，不知河无关镇，常至泛滥。所恃者，官以仓库钱粮，民以身家性命为防御，故不至他徙。倘城一变迁，则缮修防守必疎溃决之势，其妨运道不小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州运河对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影响。

　　(二)运河对徐州城市建设规模的影响

　　明代永乐年间京杭运河南北贯通以后，徐州段运河成为“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的一段。运河的流经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便捷，使当时徐州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明景泰五年(1454年)，为了既便于储粮护仓，又使运输方便，扩建了徐州城的南部，将原来在城外的广运仓扩进城内。到明中期，很多民众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城内的街道不但数量增加，而且逐渐整齐，城镇总体发展有稳中南迁、沿河道交通干线拓展的趋势。

　　(未完待续……)

　　作者：胡梦飞，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