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是共产党人永恒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对党性问题十分关注并身体力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对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深刻见解，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内涵深刻的党性观。其中，坚定理想信念、热爱人民群众、保持优良作风，是邓小平党性观的重要内容。

　　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对于共产党员而言，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邓小平经常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并以实际行动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表现出坚定的党性。

　　1926年1月，赴苏留学期间，邓小平在自传中立志：“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这番表白，充分展现了邓小平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也是如此。当时组织上对他的结论是“沉着坚定”“党性强”。在此后70余年的革命人生中，无论个人处境如何艰难、革命道路如何坎坷，邓小平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信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

　　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在思想观念日益多元的形势下，强化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成为重要的课题。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认识。1985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就特别强调：“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邓小平着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在“天天准备被杀头”的艰苦环境下坚持革命的重要因素，没有理想信念，就无法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无法把革命推向前进。因此，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坚定理想信念仍然是共产党员的重要品质。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少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是否大势已去”的问题产生了思想疑惑，邓小平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分析，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难以完全避免。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收经验教训，会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告诫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的这些话，不仅体现出他的远见卓识，更体现出邓小平对理想信念始终如一的坚定。

　　热爱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是艰苦的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都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1981年，邓小平为英国出版的《邓小平文集》作序时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打动世界的经典语录，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邓小平就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共产党员的本色就是“热爱国家和人民”。1943年1月，邓小平在总结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着重指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和人民立场的重要性，深刻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

　　即使是抗击日寇的困难时期，他也不忘关心群众生活。1942年至1943年间，河北赤岸一带面临大旱，邓小平和刘伯承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施工方案。邓小平还亲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担石头、垒石堰，或亲临现场指挥，解决各方面的难题。经过艰苦奋战，大渠终于在1944年4月建成。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事事为人民群众操心，这也是邓小平党性观的重要体现。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对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系统。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份报告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人民观。他指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回顾党的历史，认为那些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又不懂得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主观主义者，给党、革命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并总结道：“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热爱人民群众，更重要的是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他把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看成是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把落脚点放在“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这与他站在人民立场、根据人民需求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保持优良作风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好，党的形象就好，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就强。对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尤为重视。他在保持自身优良作风的同时，还针对党的作风问题进行了思考分析，对党的作风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平常生活中，邓小平一向俭朴，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食。如果时间允许，他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用餐。夹饭菜时，哪怕一个饭粒掉在桌上，他都要用筷子夹起来吃掉。晚年时，邓小平开始使用餐巾纸，但他坚持让家人把一张餐巾纸裁成四小张，每次只用一小张。邓小平最喜欢吃家乡广安县的白市柚。中共广安县委知道后，每年都给他送一些柚子过去，但邓小平非给钱不可，不收钱就不要。看似都是点滴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中却可以看出邓小平廉洁奉公、勤俭律己的品质以及他对优良作风的坚持。

　　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也作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在短时间内变得十分严峻。邓小平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各种讲话中，把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归类为官僚主义、干部特殊化、卷入经济犯罪等，并深入剖析了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思想出了问题，抱着“做官当老爷”的心态，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丢掉了艰苦朴素、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产生这类心态的原因，邓小平将其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同时指出“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肃清资本主义思想不可偏废，而应齐头并进。

　　思想上的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制度上的问题更是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邓小平对制度因素的重视，是他在作风建设方面独到且关键的认识。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他强调，“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特权现象。在逐一分析各种现象后，邓小平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紧迫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虽然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是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但邓小平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邓小平党性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上文所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学习邓小平的党性观，以此观照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推进党的建设，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来源：《团结报》2022年6月9日，第5版；作者：杨纪一，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