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是一本读不尽的书，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文脉悠悠、绵延不绝。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一核一城三带两区”的总体框架下，从中轴线到整个北京老城，从七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到三条文化带，一张张历史文化金名片被不断擦亮，首都北京更加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力量。

　　2023年8月31日起，北京日报“领创”版推出“点亮北京文脉”系列报道，通过古建设计师、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专家的视角，讲述源远流长的古都文脉中的创新故事。即日起，人文之光网将陆续转载系列报道文章，今天为大家转载第一篇《复兴老城》，欢迎大家阅读、关注！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不远……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老舍笔下的北京，红墙古建、胡同小院，疏朗开阔的景致，烟火繁华的气息，汇成这座古都独有的韵味。在散文《想北平》中，他用平易流畅的文字，表达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张光玮对这段描述感同身受。“在北京老城区里行走，这些带有历史温度的空间和环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深深打动了我，这里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作为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建筑师，她感叹，古都北京拥有深厚绚烂的历史积淀，又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古今交融，日新月异，如何处理好古建筑与现代化城市之间的关系，是这位文物保护建筑师孜孜不倦探究的课题。10余年来，她曾走遍钟鼓楼脚下大大小小的胡同，也曾从西单闹市中“唤醒”沉寂的文物古建，还曾站在正阳门箭楼上眺望繁华的前门街区……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运用科学的理念和技术方法，更好地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留住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和人间烟火气。

　　还原一抹青绿

　　热闹的西单商圈，一座古朴静谧的院落藏身其间。院墙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步入院内，灰瓦红柱，典雅安详。

　　这里是蒙藏学校旧址，漫步于古建之间，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西院，观众在600余岁的建筑里，细读文物史料，重温一段段红色记忆；东院，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验区里，来自各民族的传承人身着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展示传统手工技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

　　两年前，旧址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时，这里还是外实内虚的“脉象”——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古建年久失修，一些山墙随时都有坍塌风险。“西院的古建，四梁八柱基本都在，前后檐的门窗装修和槛墙大都是后期的，甚至缺失了。东院古建损坏程度更重，改造搭建也更多，有些梁柱失效后就用钢架顶着。”张光玮负责研究制定旧址的保护修缮与环境整治技术方案，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足足做了10年。

　　“2010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民族大世界商场还在营业。2013年5月，完成腾退，随后拆除了违建，对古建进行基本维护。”张光玮回忆，10年间，她和团队在这个外行人看来是“危房”的院子里，从一堆“碎砖破瓦”中寻找历史的余温。

　　“这座院落早期是东、西两院各自发展，后又合为一个院，不同历史时期承载不同功能，见证了古都北京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碰撞与融合。”张光玮解释，根据史料，东院初为明代常州会馆，清时为右翼宗学，民国时为松坡图书馆。西院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依公爵府制改造后赏给皇孙镇国公绵德，绵德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升为固山贝子，院落随即按贝子府制修理加建，绵德后人袭其爵位世居此地，光绪年间，称毓公府。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西院办学，后扩充东院为校舍，东、西两院合为一体。

　　新时代文物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据此，设计团队有步骤地开展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以及文物修缮、环境整治、三防、展示利用、夜景照明等方案设计；厘清文物保护对象与环境的现状、深入探讨文物价值、合理规划发展方向和工作流程；以文物保护为首要前提，制定各个分项专业技术措施。占地约1.26万平方米的空间里，30座现存文物建筑被完整保留下来，经整治后，连同附属建筑总面积约4950平方米。

　　“文物保护以价值研究为基础，也会适当运用科学技术助力传统工艺。”张光玮说，“国立蒙藏学校作为一组明清官式古建筑、而价值高峰集中于近现代历史时期，使得修缮中对历史原貌的认定、修缮细节与工艺措施的制定，都不同于常规。对不同时代不同的形制做法，修缮过程中都需要加以识别，保护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建造工艺的地域性和营造手法的独特性。”保护修缮工程从2021年9月启动，直到2023年1月完成竣工验收。本着最小干预原则，设计团队和古建修缮师傅一起，基于科学分析，用最传统的手艺干最“不起眼”的活。从木作、油饰，到瓦作、石作，工序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科技加持，烟消云散的过往被找回。旧址府门精致的彩绘在显微镜下亮出成分表，“我们与故宫的老师们合作对彩画残片进行微观检测分析，发现了一种蓝色钴玻璃质材料，是当时从西洋引入的。”张光玮进一步解释，这个材料在18世纪逐渐被其他人工蓝色颜料取代而消失，所以在中国明清时期古建筑中的出现时代和使用地域都较为有限，“它跟西院在乾隆四十七年以贝子府制修理加建的史实是相互印证的，所以非常有意义。”

对府门遗存彩画取样

　　为了这抹青绿，团队几经周折，最终在一家欧洲颜料铺找到了几乎一样的颜料。老师傅们依照现存的“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痕迹，修补、还原了内外檐彩画。

蒙藏学校旧址府门修缮对比图

　　设计团队还通过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和木材切片材种鉴定，给古建的梁柱号脉。“东院古建的年代最老，正房柱子用了云杉，碳-14测年显示砍伐于明中期，印证了这里在明代为延陵会馆的历史。”张光玮说，但今天大多数市场上的云杉是速生材，和古代的云杉致密度不同，“经过反复对比，最终修缮时补配材料还是选用了强度相近的落叶松。”

　　找回“旧时光”

　　找回“旧时光”的过程，张光玮不敢有一丝怠慢。

　　如今，走进蒙藏学校旧址，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旧址中轴线上，蹲踞在屋脊两端的脊兽动作并不统一——绝大部分都是四目相对的吻兽，只有一对儿是“背靠背”、扭头望向远方的望兽。

　　“在前期勘查的时候，西院主要殿座正脊都是吻兽。”张光玮揭秘，依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中的规定，贝子府应是“脊安望兽”，吻兽的配置，以及旧址府门留下的老彩画“龙锦枋心”，均逾越了贝子府的规矩，“同时代建造细节因地制宜、偶有逾制的现象也不是不存在的，而且西院大部分屋面在近期整修过，不需挑顶，所以我们在修缮方案中没有对脊兽过多干预。”

　　团队在故纸堆中仔细翻找，想要找到脊兽曾经“扭头”的证据。

　　“我们在1957年的老照片上看到，旧址一进院东厢房似乎用了望兽，由于照片较为模糊且不完整，证据不够确凿。”张光玮说，修缮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团队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蒙藏学校时期一进院正房的脊兽用的是望兽。后续，团队召开了专家咨询会，结合二进院过厅的屋面病害修缮和脊兽补配项目，为旧址恢复了一对望兽。“我们尊重建筑本身，和它建造、使用、维护演变过程中承载的记忆，也希望让世人有机会看到它曾经的样子。”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西院一进院正房，在拆除了现代覆盖地面后，团队发现了九趟老方砖，本着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决定对其进行保留。“这些老砖其实可能也是在某一次历史维修中留下的，因为尺寸不统一，似乎也重复利用了老砖，我们特意保留了下来。”张光玮自豪地说，“老师傅们不怕麻烦地依据每趟尺寸单独手工打磨补配方砖，其余再采用统一规格的新砖补配，只为保存历史沧桑感和真实性。”

　　西院二进院东厢房有一堵磨砖对缝儿的老墙，表面斑驳褪色。张光玮揭秘，这里曾经被糊上了水泥，“修缮时，特意请老师傅一点点把水泥剔掉，酥碱碎裂不厉害的砖，并不要求剔补替换。希望观众可以从斑驳的砖石中，看到过往。”东院也保留了一堵“碎砖”墙，反映了老北京人平房修缮的智慧，“这样用掺灰泥砌筑齐整的一排核桃砖、一排卧砖，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我们清除了后期的涂层，把老墙修补勾好缝，展示了出来。”

　　一草一木，皆有故事。

　　蒙藏学校的一个重要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诞生地。“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环境整治工程突出了革命旧址的严肃性，恢复历史上蒙藏学校的主要格局，最大限度保持和呈现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张光玮举例，为了还原院落的绿化景观，设计人员翻阅了大量资料。根据徐志摩在诗文《石虎胡同七号》中的描述，以及蒙藏学校多位校友的回忆，同时结合20世纪50年代的航拍图，她和同事推测：旧址东院一进院曾种了柿子树，二进院曾有槐树、海棠并设藤架；而西院一进院落内对称种植有多棵槐树，西院三进院曾种植国槐并搭配丁香等。“这些绿植也都恢复了，让人们在院子里的感受和过去是相通的。”张光玮说。

　　今年3月以来，蒙藏学校旧址以新身份开放，每天，数以千计的观众来此寻访红色足迹，昔日的红色“课堂”，成为北京老城的新地标。现在，张光玮还会时不时地来到这里，看看悉心保留下来的建筑结构，在藏有历史信息的方砖路上走一走，听听观众口中议论的古建和环境细节……“很高兴，古建正在焕发新生，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更紧密。”她说。

　　新与旧的碰撞

　　全长7.8公里、串联一颗颗历史文化明珠的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脊梁和灵魂。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这句话，张光玮印象很深。中轴线，也是她和北京老城缘分的起点。

　　钟鼓楼脚下，密密匝匝的胡同，对张光玮来说再熟悉不过。“2005年前后，我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读书，当时参与了一个以钟鼓楼片区白米斜街为研究对象的城市更新项目。”回忆起那段青葱岁月，张光玮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那时候，每天早上从清华坐地铁到西直门，再倒车到积水潭，然后向南步行20多分钟，这一路走过来，胡同街巷里的风景是最美的。”

　　当时，张光玮和来自各个专业的同学一起，通过实地调研，研究白米斜街更新的具体方案。“我主要负责梳理张之洞故居的历史格局。”张光玮解释，因为这座院落是个杂院，除了花园，还有居民居住，“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字模型，系统梳理了院落的历史格局，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故居活化利用的具体方案。”

　　研究做了一年，张光玮用心感受着北京老城的春夏秋冬。“每天，经过什刹海，穿过大大小小的胡同，看见老人们在老槐树下乘凉、下棋，到钟鼓楼广场上跳舞、踢毽子，孩子们在胡同里追逐打闹，还有‘磨剪子来抢菜刀’的吆喝声……”她说，关注老城的历史建筑之余，她更爱上了这里的浓浓烟火气。

　　“在18年前，这样关于老城保护的探索，其实是非常具有适应性和前瞻性的。”张光玮说，她也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启发：老城复兴，不是建筑设计师一方的事，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更新”，而是在尊重历史遗存、关照社区发展的基础上，多方努力，达到历史和现代的平衡，文物建筑与人居环境的和谐。

　　2021年，张光玮与中轴线再续前缘。受西城区委托，她参与了正阳门箭楼南望景观视廊环境整治项目，负责整体方案设计。“景观视廊的治理是综合且复杂的工程，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建筑色彩都是景观视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光玮说，景观视廊更像是一幅“全景图”，站在正阳门箭楼上向南望去，沿线整体符合中轴线的传统风貌，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屋顶，也就是“第五立面”上有很多杂物、棚架、设施，不仅布局凌乱，而且其材质、色彩与中轴线上传统建筑风貌格格不入。

　　“我们的工作就是对前门大街东侧片区的建筑风貌及第五立面进行整治。这项工作听上去简单，其实非常繁杂、细致。”张光玮掰着手指细细解释，这条街沿线，形成了居住与商业、中式与西洋、传统与近代、平房与多层建筑共存的风貌，“我们会把‘不协调’的点分为几类，比如，针对传统、近现代等不同风格类型的建筑，对立面门窗、墙面、装饰等细节的色彩、用材和工艺进行微调，提升整体协调性；屋顶重点整治沿街建筑、大栅栏地区屋顶附属设施，拆除私搭乱建设施，对必要设施进行消隐、美化，形成整洁、有序的正阳门箭楼南望永定门眺望景观。”

前门大街  北京日报记者 邓伟摄

　　整治过程中，大到一处建筑屋顶，小到一台空调室外机，都需要建筑师“一户一策”给出调整方案。“几乎沿街每一间房，我们都做了正摄投影图，参考《宣南鸿雪图志》里记录的上世纪90年代的测绘图，分析比对历史遗存信息，尽量恢复当时的建筑特征。”张光玮指着一组廊坊二条的店面图举例：这是一组非常典型的三层商铺建筑，设计方案希望按照历史图纸恢复立面的基本秩序，协调隔扇样式。然而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这样一个微小的改变，却在店铺租户那里“碰了壁”，“店家觉得传统隔扇不通透，顾客在街上看不见他们的商品。”

正阳门箭楼南望景观视廊环境整治项目局部历史分析图

　　为此，张光玮和建设方一起讨论，几易其稿，“考虑实际需求的同时，兼顾历史风貌，最终找到和店家的平衡点。”她说，自己至今仍记得当时心中的喜悦，然而在长800余米、覆盖上百个点位的治理片区里，这样的小插曲几乎成了建筑师的家常便饭，“我们能做的，就是主动配合，给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如今，登上正阳门箭楼向南眺望，一条通透的景观视廊跃入眼帘：正阳门至珠市口，朱红色的牌楼、青瓦灰砖的建筑，相映成趣；笔直的马道沿中轴线向南延伸，城市“第五立面”整洁清朗，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形态徐徐展开，尽显古都风韵。

　　最近，张光玮又在参与前门东区的恢复性修建项目。在她和团队的设计图纸上，2800平方米的建筑镶补在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之间。“未来需求如何有机植入街区演变的过程，怎样平衡老房子的历史记忆和新功能需求之间的‘不对等’，是这次方案设计要解决的难题。”张光玮指着被标记上不同序号的地块说，她愿意静下心来，和这些老房子相处，在新旧碰撞之间，找到最优解。

      （来源：《北京日报》2023年8月31日，第12版；作者：李祺瑶；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