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自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之后，远古人类从洞穴走向何处，一度是未解之谜。

　　1984年，京东平谷发现上宅遗址，经碳-14测年为距今7500-6000年，是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这一重大发现，恰好填补了北京地区史前发展过程中的空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史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西有周口店，东有上宅遗址，东西辉映，衬托出北京古老的文化底蕴。”

　　更为重要的是，上宅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存。它们既独具北京特色，又有南北文化交流的痕迹。这表明，自新石器时期以来，水甘土厚的北京小平原，作为南北来往的枢纽，不同文化就已在北京相互融合，熠熠生辉。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上宅遗址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

　　发现带纹饰的陶片

　　1984年10月19日，还有4天就是霜降，京郊平谷已草木摇落，旷野凄凄，空气中弥漫着暮秋的气息。

　　在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工作的徐子旺像往常一样，骑上长江750三轮摩托车，载着同事樊志有，在田间地头，东西奔走。

　　自1982年以来，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工作队与平谷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已对全县二百八十多个村庄的文物保存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仅剩上宅村和郭家屯村两个空白点。

　　这一天下午，徐子旺和樊志有来到金海湖畔的上宅村，完成田野调查扫尾工作。

　　距平谷县城东北17公里的上宅村，北依燕山，南为平原，东南有一条蜿蜒小溪潺潺穿过村庄，汇入汤汤泃水。据1993年《北京市平谷县地名志》记载：“上宅村明已成村，时名上寨、上寨庄。因明代在此地曾安兵扎寨，故名，后演为今名。”

　　上宅村西北，有一块台地，因以前建有大庙，村民们称其为“大庙台”。徐子旺和樊志有将摩托车停在“大庙台”不远处，在地头走了一圈，看到台地上下，陶片俯拾皆是。

　　历史悠久的平谷，自西汉时期建置，是北京地区甚至全国最古老的区县之一，田间地头捡到陶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徐子旺和樊志有一开始没有多想，径直走到台地西端，发现一座砖瓦厂，由于长期用推土机取土烧砖，露出一块两米多高的土坎。

　　徐子旺走近土坎，从暴露的剖面看到各种陶片、石器掺杂层叠，密密麻麻。出于直觉，他从兜里掏出小手铲，小心翼翼地取出几块陶片，用手摸了摸粗糙的陶质，觉察出陶片上面凹凸不平，好像有纹饰。

　　于是，徐子旺拿着陶片来回端详，果然发现上面规律地分布着点戳或压印的纹饰。他仔细一琢磨，突然兴奋地拍着大腿说：“市里的考古专家说过，这是早期陶器的特征呀！”

　　徐子旺和樊志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发现。但当时暮色四合，天色已晚，他们决定等天亮后再来采集更多陶片。

　　第二天，天麻麻亮，文管所普查队拿着手铲、箩筐来到上宅村，从砖瓦厂不远处的台地剖面采集标本。大家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多，采集了一箩筐的陶片、石器后，满载而归。

　　“头一回捡了那么多，大家都高兴坏了！”时隔近38年，如今年过七旬的徐子旺向记者说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乐道，“大家虽然知道这些陶片、石器很重要，但都是考古的‘门外汉’，于是一边清理标本一边向市文物工作队汇报。”

　　市文物工作队的王武钰、郁金城等考古队员闻讯后，迫不及待地从市区乘大巴车赶往平谷。当时交通不便，去时是晨光熹微，赶到平谷文管所已然烟霞遍地。他们顾不上舟车劳顿，一进门张口就要“看东西”。

　　北大考古系科班出身的王武钰和郁金城，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工作队，整天“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摸陶片”对他们来说，只是基本功。

　　郁金城摸过陶片后，连声叫道:“太棒了！太棒了！”王武钰也兴奋地说：“我早就说过，平谷会有早期遗址，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这些陶器、石器很有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这在北京是少有的重大发现！”

　　新石器时期的年代推测，让王武钰和郁金城心情激动。他们跑到上宅村一看，心却凉了大半截。

　　台地西侧的砖瓦厂，长年累月疯狂取土，已蚕食了大部分土地。如果不及时挖掘，这处早期遗址可能没被发现就消失了！

　　怎么办？试掘工作刻不容缓。10月23日，王武钰和郁金城从上宅村雇了几位工人，在台地南端开了两个探沟开始试掘。

　　在近40平方米的探沟中，一群人夜以继日埋头挖了23天。成果喜人，他们挖出了石斧、石球、石磨棒等几十种石器，还有带多种纹饰的陶片等，总计500多件。

　　考古队员把遗存中的一些木炭标本，送到北京大学考古系碳-14实验室。经测定，这些标本的年代为距今7500-6000年，是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遗存。

　　在考古学上，北京地区新石器时期从距今约1万年前延续至距今约4000年前。这一时期，人类从洞穴走向平原，开始种植作物、饲养家畜、制作陶器，出现文明的曙光。

　　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尚未在北京地区发现完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平谷上宅，难道真的有吗？

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位置图

　　挖出7000年前的“垃圾沟”

　　上宅遗址试掘结束后，王武钰把一些样本送回市文物工作队，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看。夏先生看后连连说，这些器物很重要，是早期器物，有地方特色，应当正式发掘。

　　1985年，时年75岁的夏鼐身体力行，亲自到上宅考察。可惜没过多久，夏鼐溘然长逝。提起这段往事，王武钰至今遗憾不已，“夏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平谷上宅遗址拍的。”

　　考古界专家的意见令人振奋，但上宅遗址还需要正式的考古发掘来佐证。

　　1985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局文物工作队改名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4月初，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写了书面材料上报有关领导及部门，报请立即对上宅遗址进行发掘，旋即得到北京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4月中旬，平谷田畴桃花灼灼。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队，进驻上宅村。考古队由市文物研究所的赵福生领队，组员包括王武钰、郁金城、杨学林等人。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有关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规范，规定田野考古发掘专业人员需要通过国家考古领队资质培训和考试。赵福生是当时北京地区唯一有领队资格证的，他曾回忆：“单位让我去上宅组织发掘，第一年市文物局拨了3万块钱，我们白手起家，购置各种设备。”

　　上宅遗址是北京市第一个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且有考古发掘执照进行发掘的遗址。正式发掘之前，考古队会同当地相关部门，与砖瓦厂主达成协议，不得再从遗址范围内取土烧砖。几经周折，才从砖瓦厂的推土机下，救出了这片遗址。

　　考古队在村里租下一方小院儿，建立上宅考古工作站。那儿当时是村大队闲置的库房，里面堆放了各种杂物。“窗户都是用报纸糊的，八面透风。”如今年过七旬的王武钰告诉记者，“清扫了十天，才给工作站整理出厨房、整理间、洗澡间、摄影室等。”

　　起初，工作站没有自来水，考古队吃水成了问题。“我们要用扁担挑着水桶，到村里的老乡家挑水喝。”王武钰说，“后来与大队协调，给我们的小院安装了自来水，用水才方便很多。”

　　田野考古是件苦差事。考古队员一天的野外工作补助，只有四毛钱。大家都自带锅碗瓢盆、煤气罐，煮点面条，加点白菜帮子，一年四季都如此。

　　住的地方也很简陋。房间里，除了临时借来的书桌，只有几块从市里拉来的木板，“架在两个长条板凳上，就是一张床。”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这片黄土地下，能不能挖出新石器时期的聚落、居住区和墓葬？

　　考古队用洛阳铲，把上宅村台地周围的一沟一坎探了个遍，画出遗址的范围。为了摸清下面的地形，王武钰从北京测绘院买了一张1∶10000比例尺的北京地形图。但上宅村是一个小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只能看个大概，根本看不出来地形。”

　　于是，王武钰从北京大学请来考古系王树林教授，测绘出一张1∶2000比例尺的地形图。“这样就能在地图上准确找到上宅遗址的位置，遗址方圆两公里内的地形，也一清二楚。”

　　拿着这张图，考古队依照南北正方向，按5米乘5米的规格，用木桩、绳子布出十个探方来。探方是为了方便发掘，在发掘区临时划分的正方格，也是考古队员们终日蹲守的“土坑”。

　　考古队员先去除探方里的表土和杂土，然后蹲在地上用小铲子一遍遍仔细刮。动作幅度需拿捏好，用力太轻，刮不动；用力太猛，伤文物。“看到陶片，要用竹签、刷子一点点清理出来，然后拍照，编号，装进袋子里。”王武钰说。

　　不同历史时期，堆积的土层颜色、软硬不同。但土层并不是像千层饼一样，水平的一层一层，而是会遇到各种情况。因此，考古队员要一边刮一边辨别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层软硬，听手铲刮过地皮时声音是闷还是脆。王武钰说，“有一点变化，就得仔细琢磨。”

　　探方一开，基本上不能停。夏天，泥土里翻滚着热浪。冬天，田野里寒风刺骨。无论酷暑严寒，考古队从天亮刮到天黑，一直刮到“生土”为止。生土就是没有人类活动过的土。“不见生土不收兵”，是考古界一种不成文的说法。

　　在一个探方中，考古队挖了将近3米深，自上而下有七层，发现和生土很像，但又不太一样。据赵福生回忆：“我们画图、照相之后，再往下挖，发现不是生土。这一很硬的地层厚达一米左右，发现了三两个陶片。”

　　接着，赵福生让工人把其余九个探方，也都再向下挖掉一层。尽管当时十个探方出土的陶片，加起来一共才二三十片。但让考古队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层出土的陶片，和别的土层迥然不同。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考古队决定对这些陶片做微量元素分析。“我们取上宅的土，和四至七层的陶片中的元素做分析，最后结果一样，说明四至七层陶器就是取上宅当地土壤烧制的。而第八层的陶片与当地土样的微量元素对比，二者差距很大。这说明第八层的陶片不是平谷当地的。”赵福生回忆。

　　这些陶片来自哪儿？是北京周边地区吗？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上宅？

　　众多谜团萦绕在考古队员心头。他们把《考古》杂志、北京周边地区同时期考古发掘报告、各种相关书籍翻了个遍，结果发现，第八层出土的陶片，从陶质、纹饰等来看，“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接近，很可能是交换而来的”。

　　这就意味着，早在7000多年前，北京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就有了文化交往？为了继续考证，考古队把主持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请来探讨，接着又亲自去当地学习考察。

　　但令赵福生遗憾至今的是，“由于一些外部原因，我们没能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的陶片做对比，看看是否一致或相近。如果二者十分接近，说明平谷与内蒙古兴隆洼在新石器时期有物质和技术交流。”

　　据考古发掘简报，上宅遗址一共挖了八层，在四至七层的土层中，埋藏了各式各样的残陶片、四下散落的石器，还有大量炭屑、炭块和炭化的果核等。

　　这些丰富多样的遗存表明，上宅先民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但一个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他们具体住在哪儿？

　　从1985年5月至1987年年底，考古队在上宅发掘了2785平方米，加上1984年试掘的75平方米，总共发掘了2860平方米。但在新石器文化堆积较好的700平方米及其周围，始终没有找到上宅先民的居住区。

　　据上宅村的村民回忆，1960年代平整土地时，曾发现台地的南部有一片片的红烧土和残陶片。考古队推测，可能是上宅先民的居住遗址区，可惜当时已荡然无存了。

　　考古队怅然若失。他们挖了近140个探方后发现，上宅村保存较完好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其实是一条灰沟。

　　灰沟可以说是古人的“垃圾沟”，里面有古代居民生产与生活丢弃的遗存。王武钰解释说，“灰沟有自然形成和人为之分。上宅遗址的灰沟，最早是自然形成的河沟。附近可能有烧陶器的作坊，人们把烧坏的或者残缺的陶器，随意丢弃在灰沟里。”

　　这条灰沟究竟埋藏了多少旷世的秘密？考古队员的心里，也充满了疑问。

1980年代的上宅遗址

　　农家女修复陶器

　　碎片依旧是碎片，但7000多年的岁月与尘土，为我们解读尘封的记忆，蒙上了层层面纱。

　　揭开第一层面纱，首先要让陶器“破镜重圆”。

　　陶器作为容器或者烧煮食物的器具，不仅意味着先民的食物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意义非凡。对考古学者而言，“陶器如同一把钥匙，根据它的种类、形制等变化，能帮助我们解读背后的文化。”王武钰说。

　　上宅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枚残陶片，据考古队估算，可修复的陶器有千余件。然而，对它们进行清理、拼对、修复、绘图、拓片等，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耗时耗力。

　　为了把更多精力集中在研究上，考古队决定，在当地参与考古发掘的工人中挑选5名细心认真的工人，经过培训后，负责室内整理工作。

　　时年22岁的刘凤英，被选入上宅工作站。王武钰记得，她一开始什么都不会，但做事细心、勤学好问，后来修复、绘图、拓片等流程，样样都得心应手。

　　当时，只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刘凤英，刚嫁到上宅村不久。“听说村里挖出7000多年前的遗址，非常好奇，没事儿就跑过去看看。考古队在村里招人发掘，我就报了名。”她没想到，后来还被工作站选上做室内整理。

　　刘凤英心细如发，但在七零八碎的陶片面前，却不知所措。

　　修复的第一步是“洗”陶，就是清理陶片上的泥土和杂质。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过程却非常复杂。刘凤英不断试错，“水多了陶片易碎，水少了又擦不净，还得分辨哪些不能用水洗。一些陶片因为烧制温度低，质地软，一不小心就‘洗’成一汤泥水。”

　　更难的是拼接陶片。上宅遗址出土的陶片，虽然在发掘时都按照探方、土层等编号整理，但要从数以千计的碎片中找出同一个器物的碎片，并且严丝合缝对上号，仿佛大海捞针一般。刘凤英一头雾水，“看起来都差不多。”

　　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陶片之间的细微差别。刘凤英拿着陶片看啊看，“考古队的老师，手把手教我根据不同的陶质、陶色进行分类和分色。然后，在区分出来的陶片中，把具有同样陶色、纹理、厚薄、弧度、形制的陶片整理在一起。”

　　埋着头，从清晨枯坐到黄昏，时间一点点流逝，刘凤英和工作站里的同事，重复着这件庞杂而繁琐的工作。运气好时，几个小时可以拼接上陶器的一部分；更多时候，一天也拼不上几块。

　　但只要能找到属于同一器物的口沿、腹部、底部，这件陶器的形状就能被考古队推测出来，从而进行修复。

　　修复陶器讲究“修旧如旧”。而要把残缺不全的碎片，修复的和原物一模一样，要先以泥制模。“上宅本地的红胶泥土，遇水太黏，不便于塑形。掺一些黄土，柔韧性更好。”王武钰记得，考古队为此到处找土，最后在平谷北城子村汉代博陆城遗址残留的夯土层中，筛选出一些黄土。

　　制模还要经过给文物刷蜡、脱模、灌注石膏等。刷蜡要掌握蜡模的软硬程度，白蜡硬，黄蜡软，需要不断调整两种蜡的比例；灌注石膏要控制好水与石膏的比例，注意石膏的流动性。每一步都暗藏玄机。

　　久而久之，那些灰头土脸的碎陶片，被刘凤英和工作站的同事修复成完好如初的盆盆罐罐。“这个时候特别有成就感，把文物捧在手里，像宝贝一样。”刘凤英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修好一个陶罐，最后用水一冲又裂开了，她为此懊恼了好几天。

　　除了修复文物，考古绘图也是考古发掘中必不可缺的一环。王武钰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不论照片拍得多清楚，只能看到器物的表面。表现整个器物的尺寸、结构、纹饰、线条等，只能靠绘图。”

　　上宅遗址出土的陶片，多数都带有纹饰。有“之”字纹、篦点纹、瓜条纹、抹压纹等20多种，刘凤英单是学习这些纹饰的称呼、样式，就记了满满一个笔记本。“有的字甚至不会写，就干脆把拼音写旁边，或者照猫画虎画出来。”

　　看、记、琢磨的多了，刘凤英学着把这些带纹饰的陶器绘制出来。一块巴掌大的残陶钵，外壁饰着“之”字纹。刘凤英先把它的外观，严格按比例画在白纸上。那些“之”字纹，用标尺量，分毫不能差。

　　“按照老师教的，一遍遍画。”没有绘画基础的刘凤英，画了十几遍才画出来。“到现在三十多年了，还记着当初老师的要求，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刘凤英说。

　　时光在指尖流逝，碎陶片恍如“重生”，变成了陶盘、深腹罐、碗、圈足钵、杯、勺等千余件陶器。除此之外，工作室还整理了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磨棒、柳叶形细石器等近千余件石器，还有石猴、石鸮、石龟等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这些埋藏在大地深处的丰富遗存，好像穿越7000多年邈远的历史烟云，款款而来。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也终于有了具体的实证。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5月17日，第9、12版；作者：张小英；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