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波:柳孜,倾听大运河的声音(下)

来源:“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8-08-22

(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延续着大运河绵绵涛声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堤坝。运河南北有两道土堤,老百姓们习惯上称之为隋堤。《开封府志》中记述:“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后蜀何光远《鉴戒录》中也记述:“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北堤宽40米,高出地面约6米,用以抵挡黄水;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4米,用作御道,设置五里一敦、十里一亭、百里一驿。河床高出地面2至3米。在过去,人站在堤外能听到里面车水马龙的喧闹,但看不到公路上的车辆行人。

  当年隋堤之上杨柳依依,叠翠成行,柔软的枝条轻轻牵出一个季节的相思。风吹柳絮,腾起似烟,在任何春风可以抵达的地方,都留下一行行生动的诗句。清晨,晓雾蒙蒙,翠柳被笼罩在淡淡烟雾之中,苍翠欲滴,仿佛半含烟雾半含愁,曾醉倒了多少墨客文人的心怀。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诗中写到:“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透过这诱人的风光、诗意的朦胧和超然的韵味,似乎使人们看到,在那“春光荡城市,满耳是笙歌”的年代,那些富贾豪绅寻欢作乐的情景。唐朝诗人杜牧有“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的诗句。杨柳纤长的枝叶,如同飞扬的琴弦,挥洒成一缕缕浅笑;杨柳青翠的色彩,好似碧透的舞台飘扬出一个个舞姿。

  关于隋堤杨柳的来历,笔记野史中有一则故事。有一年天气新热,隋炀帝听闻扬州琼花盛开,立即从东都洛阳摆驾,浩浩荡荡东下扬州观花。那时候,从洛阳到扬州的大运河尚未完成,中途要换走旱路,杨广嫌乘坐车辇不开心,就命沿途州县供给黍稷、香油,铺地行舟。然后,杨广又挑选五百名美女,分成五班,每班一百名,轮流拉纤。纤弱的少女拖着沉重的龙舟,一步一滑地走在用香油拌黍稷铺成的路面上,而杨广看着不断跌倒又爬起来的拉纤少女,得意忘形。不一会儿,这些拉纤的殿脚女就气喘嘘嘘,香汗淋淋。翰林院学士虞世基呈上对策:在堤岸遍种垂柳,清荫交映,一可为殿脚女遮阳,二能够加固新筑河堤。隋炀帝大喜,立即传旨隋堤岸边郡县连夜赶种柳树,每种一棵,赏绢一匹。短短几天之中,官员、百姓蜂拥而至,将周边大小柳树都移栽于河堤两岸。

  隋堤之上,与杨柳相伴的还有桃李与花草。宋朝诗人曹勋《隋堤草》一诗中写道:“绵绵隋堤草,草色翠如茵。梧桐间桃李,秾艳骄阳春。杨柳垂金堤,拂舞无纤尘。行人不敢折,守吏严呵嗔。”清代淮北名士李心锐在《睢阳古道》中有“柳胜堤边缘,尘消陌上红”的诗句。可见当年隋堤曾是绿柳红花,景色十分迷人。

  随着运河水的流淌,南北文化的精髓浸润着淮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从而滋生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风俗与民情。

  后来一些河段的大运河消失了。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由黄河水性决定,也像黄河一样,河床在年复一年的淤淀与增高中,不知不觉地隆出地面,成了中间微凹的悬渠。当地人干涸后的悬渠叫作“槽子路”。大运河,连同人类共有的一段梦想,被抛弃在荒草迷离之中,孤独地听任荒草野禾的牵引,成为历史深处的火焰,潜藏在泥土之下。河道湮塞废弃以后,河床及两侧的河堤在淮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更加显得突兀高隆。历史进入20世纪,当一种新的更为便捷的汽车运输方式成为主流,公路便在淮海大地上修建起来。利用运河河道筑路,以减少填方工程量,就成了非常自然的选择。如今,大运河曾经流经的地方,已经成为淮北平原上的幸福大道。隋唐大运河在岁月中增高,在改朝换代中被遗弃,又在新时代转换成平坦大道,始终为沿岸百姓广布着福祉,一切似乎都是自然天成,它也理所当然地为民所敬。黄土之躯,横亘千年,一代帝国的风骨不变,河城相拥滋生的气质文化早已生根发芽。

  在河道功能转变的同时,两岸的河堤也在岁月风雨的剥蚀中变得越来越矮小。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年复一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宿永公路两侧的河堤逐渐摊平。时至21世纪,只留下两道近似东西走向的坡带。如今走在宿永公路上,还可以看到南侧随路断续延伸的一条大土垅。当地群众依然习惯地称它“隋堤”。葳蕤与繁茂的背后,柳树柔弱的双肩承担起了无数沧桑磨砺与风吹雨打。到如今,曾经随处可见的身影已难觅踪迹了。隋堤的繁盛与衰败,不仅映照了隋炀帝的奢靡,更包含了百姓的辛酸。让我们循着诗人的笔端,再次走近袅娜起舞的垂柳,回味着流水般逝去的人间万象。“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余柳可藏鸦。岩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曾笑陈家歌玉树,却随后主看琼花。四方正是无虞日,谁信黎阳有古家?”(唐代诗人吴融《隋堤》)

  再一次想象着消逝的泥土无法在今天重新聚拢起来,但是随着近年来的一次次考古发现,那些曾经不可解释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我们不得不赞叹那曾经的杨柳,柔弱的身躯舞动的不只是媚人风情,更是不屈的灵魂。

  曾经的运河、码头、航船、瓷器、堤坝、杨柳,见证了柳孜集的兴衰。得益于大运河这个黄金水道而兴盛起来的柳孜集,原为柳江口、柳孜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据明、清《宿州志》记载:四千多年前,柳孜就是一个人群聚落。春秋战国以来曾先后归属宋国、楚国,秦汉时期隶属沛国相县,唐宋以来隶属宿州临涣县。

  关于柳江口名字的由来,这里有一个故事。隋炀帝巡历淮海,在龙舟之上观看殿脚佳丽持楫划船,即兴作诗一首:旧曲歌桃叶,新歌唱柳眉,将身伴轻楫,疑是渡江来。当地官员为讨好皇帝,就把这段运河命名“柳江”,因柳孜码头又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口岸,于是柳孜就被叫做了“柳江口”。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里还存有“柳江口码头”的石碑。

  当我们谈论当年舳舻千里、纲运繁沓的大运河,谈论绵延不绝的运河文化时,我们在柳孜这里找到了载体。

  自隋代开凿大运河后,柳孜逐渐发展成为运河岸边的重要商埠,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当年的柳孜镇人口众多,客流如织,既是漕运中转码头,又是较多的商品集散地,一派繁华景象。在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图集》中,唐宋时期淮北的版图上就仅标有临涣、柳孜两个地名。出土文物和历代史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它的繁华历史。柳孜存有宋代天圣十年(1032)塔碑一块,标刻“大宋国保静军临涣县柳孜镇”,碑文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建有七级宝塔一座。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处要冲之地。清光绪《宿州志》记载,到了“前明1032年,柳孜巨镇有水井百眼,庙宇99座……”

  柳孜这个运河岸边的繁华巨镇,自然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以来,这里曾经爆发过多次大规模战争。最著名的是淮北戍卒起义。唐咸通十年,庞勋率领淮北地区戍边的三千名士兵在桂林起义,很快打回淮北,发展到5万余人。他们以柳孜为据点,东据宿州,北克徐州。唐王朝任命康承训为行营都招讨使,统帅7万大军,讨伐起义军。双方在柳孜一带发生了激战。柳孜镇守将姚周率兵抵御唐军数十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惨败。柳孜镇失守,使宿州、徐州失去屏障,庞勋又集合五六万人,试图夺回柳孜镇。由于康承训早已事先设下埋伏,起义军遭到伏击。几个月后,庞勋率领的起义军全军覆没。起义军虽然失败,但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精神和英勇气概永不泯灭。

  黄巢起义军也曾在这里,扼控漕运,与奢侈腐朽的李唐王朝抗争。宋廷太尉杨沂中,以淮北宣抚副使的身份,亲率五千骁骑,奔袭屯于柳孜的金军。这位百战名将中计遭伏,只得大败而逃。新四军曾在这里挖战壕,设立伏击圈,开展抗日斗争。

  随着运河涛声的消逝和战争硝烟的弥散,柳孜也成了淮海大地上一个幽静的集镇,然而其繁华虽落,历史没有断失;其河道虽湮,文明没有消失。就在不经意中,漫漫尘沙所湮没的运河码头的发掘,让当年小桥流水和集市繁华的柳孜又重新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焦点。

  专家认为,柳孜集考古发现,是我国大运河遗址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它为研究中国运河史、交通航运史、水利史和隋唐宋三代历史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商贸旅游、瓷器的出口外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新资料。考古学家王晓秋委员说: “柳孜遗址的发现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考古学家刘庆柱委员说:“从柳孜考古发现来看,如果说大运河是一条项链,这里就是项链上最为璀璨的一颗珍珠。”

  离开柳孜镇,回头望去,当年的隋堤烟柳似乎还在风中婆娑起舞,喧嚣的码头似乎还在熙来攘往,挥汗如雨的纤夫们口中的号子也似乎越来越响,希望这些刻在残破沉船上、刻在传世古瓷上、刻在青石码头上、刻在老百姓口口相传故事里的记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作者:张云波,安徽省濉溪县人。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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