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素有“闸漕”之称。自唐代在运河过江河处设“斗门”始，京杭运河上修建起了许多用以调节水量的闸坝。淮安乃运河漕运中心，淮阴区码头是漕船北上必经之地。它处泗、淮、黄、运河交汇处，也是河患集中之地。其知名的“三闸”——福兴闸、惠济闸和通济闸——便是明清两朝为解决运河会淮穿黄难题“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保漕”而修建的。

　　码头三闸，从明万历初年开始到清嘉庆年间，在前人的基础上修了拆、拆了建、建了移，闸名也是不断变更，最后才定型(由南往北)依次为惠济闸、通济闸和福兴闸，俗名头闸、二闸、三闸。“三闸”的正闸均有闸无门，大小基本相同：宽7.99米，长12米、高10余米。连接闸身两边的坝体为石墙八字形，闸中部设有两道板槽，供插板上下开闭，古代用以过船，叫做“斗门”，它是比早期更为先进的过船方式。清江浦区的清江闸便是这种“斗门”的遗迹。

　　古代人解决水位落差，靠多建闸。过船靠绞关人力拉牵，闸孔上下游的水位差只能小于二、三尺，落差大、流速快，就有断缆沉舟的危险。所以，对于像码头三闸前后落差10余米这样的河段，一是采用“截直道使曲”法，即明朝总理河漕潘季驯在此一带顺应地形地势开设的一条“之”形河道，通过增加河道长度而缓和水流；二是建闸群，在七八公里河道上建三个闸，通过闸与闸间二里的短距离，达到“双闸”过船的效应：即船行至时，闭后闸，开前闸，在两闸间放水或充水，以降低或提高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段趋于一致，然后打开前闸，依次阶梯起到了分散落差的作用。这也是后来被西方吸纳引用至今的“复闸”过船原理。但实际操作中多有不便，手动放“闸门”既麻烦又耗时，船多等待时间亦长，所以闸门通年是敞开的多。落差加大，水流变得湍急，因而便有了“过个娘娘庙要三天三夜”这样的说法，说的是天妃庙不大就在闸旁边，但船从它的东山头行到西山头，得要三天三夜。

　　过“三闸”对于船民和放闸人员来说，那就是一道关。过闸在当时也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全村老少跑来看热闹。船民和放闸人都要去闸旁的天妃庙点烛焚香，祈祷天妃护佑安全过闸。《淮阴风土记》中便记录了舟船过三闸时的情景：“盖水势东怒，航途艰险，”“当绞关时，爆屑纷飞，锣声轰发，一时岸上居民，无老无幼，悉受闸夫雇用，为之‘邪许’，随锣声之紧慢，为用力之缓急……”

　　1936年，淮安从英国进口了启闭机，在杨庄活动坝建成了淮阴小船闸，双闸门自动启闭，船在静止状态下升降达到与出闸前水位一致的状态便可平稳出行，前后只需一小时，从而取替了磨盘大弯和“三闸”。然而，这个历经四个多世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工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拆除，不免令人遗憾。欣慰的是，历史还为“三闸”留存了一些闸塘、闸石和生态河道。正是这些遗存，还能印证当年的漕运历史，2014年被中国大运河整体打包载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三闸”去今不远，史料尚存，尤其是那些与其相伴相生的“闸民”，无论岁月怎么打磨，“三闸”是他们抹不掉的记忆。现居住在“二闸小区”的张立伯老人，当年他家在二闸西旁开茶馆，村里过闸收费点也设在此。他说这里的村民祖辈们都是吃“闸饭”的，身强力壮水性好就替过往的船只“放闸”，一天酬劳也能拿到三四百元(相当现在)，技术好的拿的更多。说到放闸技术，可能是遗传，77岁的张志华看上去好像60多岁的样子，身体健壮。他说他爷爷是有名的下闸高手。他认为，“上闸”靠绞关可以借助一元硬币大小粗的铅丝缆拉牵，凭的是力气。“下闸”靠的是技术，全靠人驾舵撑控，歪一歪就撞到闸墙上，迎溜控制不好甚至连船带人都被卷进去。所以，老主顾晚上船到码头便找上门来，请他爷爷第二天出马。头闸那儿溜也大，那边也经常请他过去。放一条大点的船一次可以收10个洋钱，所以，像他爷爷这样的人是当地有钱的主。一般“放闸”是强于农耕收入的。来钱也快，“早上没饭吃，中午有马骑“，“船一到，票子到手”。这只是当年闸民们生活中的一点写照。

　　作者：黄迎红，本文由公众号“清江浦人家”投稿。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