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1-03-31
编者按
在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上，我们看到留美的施滉与罗静宜站在草坪上。施滉英俊潇洒，穿着西装，系着领结。罗静宜美丽大方，白色的连衣裙，齐耳短发。两人手中齐齐拿着礼帽，施滉微笑着直视镜头，女生侧脸看着他大笑，青春活力竟然穿越时间洋溢出来。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党组织的规模还很弱小，但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施滉、罗静宜等一批青年学子已经开始习读马列著作，决定“大家一起找共产党，将来加入共产党”。在清华英烈纪念碑上，施滉排名第二。
随着革命的进程，主动寻找共产党的进步青年越来越多。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大合唱》在大江南北迅速传唱开来，第八章《怒吼吧！黄河》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奔赴抗日前线，无数进步青年跋山涉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找寻救亡图存的精神灯塔。
鲜花寄哀思，盛世告英魂！临近清明节，我们寻访了和革命烈士有关的几处红色地标。
红迹45 | 清华英烈纪念碑——名校的秘密组织“超桃”
从清华大学“二校门”向北走，穿过草坪和老清华学堂，便是清华大礼堂。礼堂西侧是“水木清华”。池塘北侧土山之阴，校河南边路旁，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清华英烈纪念碑。
清华英烈纪念碑
碑石高约两米，正面镶有“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八个铜铸大字，2001年清华校庆90年时，学校对英烈碑进行改建，碑前刻金字“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最新一次修葺是在2019年，目前刻有65名英烈的姓名。
施 滉
清华的第一位烈士是韦杰三，他在“三一八”惨案中身中四弹，并在三天后牺牲。纪念碑上的第二个名字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施滉。碑文只寥寥数语：施滉，一九零零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学，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仅存的几张照片中，可见他的眼中充满革命的热火，颇具翩翩君子风姿。
施滉是云南洱源人，家中贫困，三岁时便帮母亲磨豆浆。他偷偷温习功课，考取清华大学，父亲为他借了一百元，将他送到北京报到。施滉在清华时成绩优异，总考第一名。
1919年，施滉参加了“五四运动”，在6月3日游行时被捕。残酷的现实斗争使他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五四”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活跃起来。施滉和冀朝鼎、徐永煐等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组织了“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他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新思想，实行“工学”，经常深入到学校附近的民众中去。1920年“五一”节前夕，他们编印了一期刊物《劳动声》，向学校附近工农大众散发。施滉还主编过《清华周刊》上的《国情报告》专栏。
1923年，施滉、冀朝鼎、徐永煐、胡敦源、章友江、罗宗震、梅汝璈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八人，在唯真学会内部又成立了一个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他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有严格的纪律，并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超桃”唯一的女成员，也是施滉之妻的罗静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采访口述中，曾回忆施滉与“超桃”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救中国，我们要加入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在哪里？我们不知道。”1924年，党刚成立三年，在知识分子中活动不多，他们暂时找不到党组织。“超桃”就先研究共产党的理论，读李大钊、向警予的文章，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研究列宁的著作，读各国领袖的传记……在比较各种理论和学说后，“超桃”开了会，认为“共产主义最好”，决定“大家一起找共产党，将来加入共产党”。
1924年1月，施滉、徐永煐、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学会”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以俄为师。在广州，他们还见到了李大钊，得到了李先生亲切的教导，他们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同年，在他们赴美欧留学前，又曾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叮嘱他们要注意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指出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超桃”8人中，有7人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加入了共产党。施滉回国后，曾在上海为地下党工作。1931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多名党员被捕。施滉临危受命，以北平艺专教员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共河北省委领导职务。1933年冬，由于叛徒出卖，施滉与其他13名同志在北平艺专开会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随后解至南京。翌年初，施滉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4岁。
补白
今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也是清华党组织建立95周年。与英烈纪念碑隔河相望的，是“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三院是清华校园内最早兴建的建筑之一，1912年建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著的《长夜星火》中记载，清华学生经过“五四”运动的觉醒，并经过“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洗礼，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11月，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共产党员王达成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清华已有两名共产党员雷从敏和朱莽。三人联系上后即在三院开会，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第一个支部。当时的党组织主要是发展党员、从事国民运动和组织党内学习等，有时还请北京市委领导来讲广州的革命斗争情况。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此时距清华第一个党支部成立还不到半年。清华的党组织在巨大压力下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逐步发展，在之后的屡次政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49年地下党组织公开时，清华学生中中共党员的数量达到10%，在清华地下党成立的二十多年里，有690位共产党员在清华工作或学习生活过。
从英烈碑上许多名字后面的生卒年份可以发现，很多革命烈士牺牲时只有二十几岁，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些绽放的生命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永远停止在了他们最年轻最蓬勃的时间。了解历史才知珍惜当下，我们此时回味烈士的遗愿，再看今日之中国，方知真是“换了人间”。
红迹46 | 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最早的党员四成和北大有关
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件）
北京大学教职员月薪底册1918-1919，李大钊、毛泽东名列其中。
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原是燕京大学，故校园称“燕园”。燕京大学最早的“六院”始建于1926年，是两排六座三合院落，雕梁画栋，古朴幽静，是燕大的“深闺”，也是如今北大留存且仍用于教研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六座院落分两排相对而立，每排三座，在冬末春初被繁茂的爬山虎枯藤覆盖。“六院”中间的草坪就是“静园草坪”。静园草坪是目前燕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坪，同时还是北大师生重要的课余活动场所。
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静园草坪的北端有五座大小不一的淡红色大理石石雕，或三角形、或四边形，整齐中带些奇峻，不规则中又透着一些肃穆，从上方看去像一个“心”字。这便是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它立在静院草坪远离学生常常经过的一侧，再往北便通向未名湖，周围都是些研究所，人迹罕至，颇为静谧，偶尔有匆匆而过的师生。草坪最前方一座石雕上刻“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陈云敬书”。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绝大多数成员集中在北大，北京大学当时成为北京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因此，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直到抗美援朝战争，北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的师生和校友中，有革命烈士96位（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83位）。
纪念碑背面的碑文记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第一位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纪念碑再往北的小广场，立着李大钊的雕像。在北京大学校史馆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了当年一张北大教职工的“工资单”——“北京大学教职员月薪底册1918-1919”，从右至左依次写着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薪酬。
在中国的高校中，北京大学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李大钊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北大师生、校友还参与了全国各地的建党活动：毛泽东与何叔衡等筹备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在广州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谭平山等均是北大校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负责人张申府原为北大哲学系讲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除陈独秀外，沈雁冰（茅盾）、袁振英和李季等均为北大校友。在中共“一大”前，共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是北大师生或校友，党员58人中，北大师生校友24人，占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北大学生和校友有5人，这些数字可以说明北京大学在建党时期的突出贡献。
几方纪念碑基座上分别刻有烈士的名字、生卒年份和籍贯，一直在实时增补中，我们发现其中一块纪念碑的表面石块较新，碑文也是新刻上的。很多人可能与笔者一样，在燕园生活多年，却从未留意碑文上除前三个名字“李大钊 邓中夏 高君宇”之外那些陌生的名字，但这每一个名字背后，都不只是简单的几个字，而是鲜活的生命，是无数令人震撼的故事，他们不应被湮没。
补白——西南联大的星星之火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友仁去世前，曾对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多次回忆起他在西南联大的两位同学、舍友，他们也是烈士碑上相邻的两位烈士——刘国鋕和齐亮。刘国鋕是四川泸州人，也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他的家人中有不少四川的军政高官，他却选了一条为理想艰难奋斗之路！被捕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劝刘国鋕：“你这样的家庭，有钱又有地位，怎么去当共产党呢？你要为自己的一生着想，为自己的幸福着想。”刘国鋕拒绝去香港，也不去美国，更不在“脱党声明”上签字，他说：“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西南联大许多家境贫寒的同学都接受过刘国鋕的帮助。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先后撤离重庆后，刘国鋕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工作；当中国民主同盟被强令解散之后，他参与建立重庆地下民盟。他为《挺进报》的编印提供经费，并且是报纸重要的发行者之一。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慷慨就义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时年28岁。他与未婚妻一同被捕，牺牲在革命胜利前夕，却毫不畏惧。
齐亮当时和刘国鋕一起在重庆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地下党成员处于极度危险中，组织希望已经暴露的同志赶紧撤离。齐亮为了营救更多的同志，毅然留下来继续奔走，最终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他在1949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时年27岁。他的妻子马秀英也是烈士，在他被害十几天后，马秀英也在重庆渣滓洞殉难。
作家马识途今年已107岁高龄，他去年出版小说《夜谭续记》依旧引发了文学界的感叹。或许很少人知道，他是马秀英烈士的堂兄，他曾专门写文章回忆过这段往事。马识途当时也在重庆地下党组织工作，他只知道妹妹妹夫是留下来“殿后”，好让同志们顺利撤退，没有想过他们会双双牺牲。他还讲到自己作为负责人，曾准备对马秀英进行处分，因为她在有机会转移时却没行动，甘愿陪着心爱的丈夫齐亮一同赴死。但是，这个“处分”却再没有机会送到妹妹手中。
李大钊、邓中夏、刘国鋕、齐亮、马秀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壮烈牺牲了，但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北大人！
红迹47 | 潞河中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投身中国革命的朝鲜青年
周文彬
潞河中学内有一条直通校门的道路，名为“文彬路”。“文彬”是1927年在通州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周文彬同志。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族，出生于朝鲜平安道新义州江南洞村。周文彬1908年出生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朝鲜半岛，周文彬的父亲和哥哥都参加了朝鲜独立运动。因遭到日本人追捕，1914年全家人逃往中国，入中国籍。1916年，周文彬一家来到通县复兴庄定居，复兴庄就在潞河中学西边几百米，他在潞河小学毕业后，1922年进入潞河中学读初中。
潞河中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春寒料峭，从校门口沿着“文彬路”一直往西走，便能看到如碉堡一般相对而立的人民楼（卫氏楼）与红楼（谢氏楼），灰色砖墙上布满枯黄的爬山虎，窗棂是暗红色的。楼前是一片草坪，草坪中央立着一座不大的铜雕像，初春午后的阳光打在雕像棱角分明的侧脸上，静谧中似乎讲述着千言万语。这是潞河中学在2008年周文彬诞辰100周年时所立“周文彬像”，与两侧超过百年的建筑呼应，在周文彬读书时，便是当时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读书期间，金成镐学习刻苦，思想进步。在潞河中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和诸多进步学者主编或执笔的《工人周刊》报等革命刊物和文章，就在进步学生中争相传阅。1925年，他和哥哥金永镐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参与了李大钊组织的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参与了包围段执政府的活动，活动中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通过这次活动，他体会到了群众的力量，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坚定了一个选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李大钊干革命”。
1926年3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从此，北方革命运动转入低潮。面对反革命的逆流，金成镐更加坚定革命信念。在读了李大钊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后，他在笔记本上写道：“革命有退潮必有来潮，进路经逼狭定到平坦，我要在退潮时勇闯海滩，在逼狭的险路上去领略奇绝壮美的景致。”
“金成镐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一直坚持革命。”潞河中学党总支副书记孟洪峰向记者介绍，金成镐在二哥金永镐（中共党员、燕大学生）那里看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通过学习这本书，他入党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向二哥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永镐向他所在的燕京大学党支部做了汇报，党组织同意了金成镐的请求，并指定金永镐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入党后，金成镐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他在班内组织“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学习的学生最多时有30多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金成镐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进一步加强革命活动。他在学校里相继发展共青团员宏庆隆（又名冯文堂）、张树棣、康景新、金祥镐（金成镐弟弟）、张学渊（张珍）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潞河中学校史馆一层的展厅中，我们看到了金成镐发展的第一批党员的介绍，其中不乏名人，如张树棣原名张克义，是著名将军张克侠的胞弟。
1927年秋，经中共北平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潞河中学支部。金成镐任支部书记，宏庆隆、康景新任支部委员。这是通县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1928年7月，金成镐在潞河高中毕业后，根据党组织的需要，在北平专做秘密工作，从那时起化名“周文彬”。1944年10月17日，周文彬等人参加丰滦迁联合县委扩大会议时，突遭近3000多日军包围，周文彬浴血奋战，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6岁。周文彬牺牲后，刘少奇同志惋惜地说：“文彬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好儿子，他是我党我军一位猛将！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
（来源：《北京晚报》2021年3月30日，第26、27版；作者：陈梦溪；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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