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胡同史话》试读 

来源:当代中国出版社  发布时间:2016-04-02

     

      【目录】

  引言 一条普通胡同的历史文化底蕴 / 1

  第一章 北京胡同的形成和文化内涵 / 7

  形成于元代的北京胡同,有着多姿多样的形态和丰富有趣的名称。蕴藏于胡同中的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名人文化、商业文化等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和厚重的。

  一、北京胡同的形成和演变 / 8

  二、北京胡同多姿多样的形态 / 17

  三、北京胡同丰富有趣的名称 / 23

  四、蕴藏于胡同的文化内涵 / 32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胡同的变化 / 61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胡同经大力清理,一改旧貌。在经济发展中,新生了和平里等街巷胡同;因城市建设也消泯了一批胡同。“文革”时期胡同呈现乱象。

  一、大力整修一改胡同旧貌 / 62

  二、经济发展新生几多胡同 / 66

  三、城市建设消泯一批胡同 / 70

  四、“文革”时期的胡同乱象 / 74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对胡同的拆建 / 79

  改革开放后在胡同拆建中,实施危改工程,促进区域发展,使一批胡同被拆除。商业化的成片乱拆,也给胡同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因地制宜实施危改工程 / 80

  二、拆除胡同促进区域发展 / 85

  三、胡同成片倒下的忧思 / 90

  第四章 精心规划对胡同修缮开发 / 99

  近年北京规划胡同的修缮开发,对重点区域加强修缮保护;打造出一批精品街巷;抓住商机发展了商业、旅游业;整合资源发掘出大批新景观,形成热门旅游项目。

  一、确定重点加强修缮保护 / 100

  二、突出特色打造精品胡同 / 108

  三、抓住商机展现胡同魅力 / 123

  四、整合资源发展旅游观光 / 144

  五、发掘景观多塑都市名片 / 156

      参考书目 / 171

      【部分章节试读】

       引言:一条普通胡同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绚丽多彩的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史册上,“胡同”占有着重要的篇幅。

  作为北京街巷概称的胡同,不仅是居民生息的活动场所和出行的通道,构成了城市的交通网络,还是都市生活的依托,从而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舞台。时代变迁,社会动荡,政局嬗替,世事沧桑,无不在这个舞台上留下印记,并积淀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宣武门附近的一些胡同,其形成年代可上溯到辽、金时代。其名称缘起、寺院古迹、风土民情等,使一条条胡同拥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

  头发胡同位于宣武门内大街西侧。胡同东西走向,东抵宣内大街,西达佟麟阁路,全长490米,均宽4米。这条胡同在北京众多胡同中并不著名。据史学家考证,早在唐代时头发胡同即是幽州城的北垣。几百年后又成为金中都北城墙的所在地,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胡同。这条并不狭窄、细长的胡同为何称之“头发胡同”呢?有史料载,胡同西段有一座建于辽代的名寺,名真如寺,于是西段胡同以此得名真如寺胡同。胡同东段曾唤作同法胡同,因近邻真如寺,有同奉佛法之意。一来二去,将“同法”演变成“头发”。清代时东西两段胡同统称为头发胡同。

  据《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载,真如寺建于辽保宁年间(969—978年),是由一位从四川来的名叫真如的和尚八方募捐建起来的。寺名就取自和尚名叫真如寺。元代时,该寺曾改名定力院。明代后复称真如寺,曾两番重修。弘治八年(1495年)真如寺的山门变换了方向,由朝南转向于朝北。这是由于当时朝廷畜养着大象仪仗队,每逢有大的朝会,象群便会被牵到宫里,在朝仪中担当站班等重要角色,使朝会更显隆重。象群先是豢养在什刹海南岸,后又养于(广安门内)报国寺古松林中。大象要经常入宫,如果让一群大象甩动着长鼻子,慢吞吞行走很远的路,多有不便。于是朝廷旨令将真如寺山门一带辟做象房。真如寺只得垒起一堵南墙,将山门向北,开到头发胡同里。民国以后,真如寺破损,再未得到修葺,成为民居。

  在这条以寺庙得名的胡同里曾居住了好几位名人。胡同1号原为清末内务府官员、苏州织造、后调任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和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景恩的宅院。因景恩“修三海”有功,慈禧太后将紧邻头发胡同东口一块地赐他建成四合院。院内环境幽雅。这个院落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吴晗的故居。吴晗搬走后,这里住进了副市长张友渔。副市长刘仁也在1号院居住过。

  20世纪50年代初,胡同7号居住着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他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曾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他的孙女即王海容。毛泽东曾乘车到7号院探望表兄王季范。当时王海容和爷爷同住在里院,她正在上初中。

  胡同23号曾居住着新华社前社长、著名记者穆青。他住的院子是新华社北面的一个跨院。在此院居住期间,他曾赴河南兰考采访,写出名篇:《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胡同32号位于向南凹进一块的地方。这里住着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陈少敏搞过工运、地下工作,也指挥过部队打仗,是个有着传奇经历的老共产党员。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陈少敏俯下身体,低着头,硬是没有举手同意。会后康生恼羞成怒地质问她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坦然说:这是我的权利。“四人帮”垮台后,街坊们听说了陈少敏坚持真理的耿直之举,对她无不钦佩。

  如果说头发胡同里居住过几多名人,提高了胡同的知名度,与周围居民并没有什么关联,那么胡同西口路北的22号院子,和不少人可就有了密切关系了。这个大院子是三进四合院。原是清末设立的翰林院讲习馆,翰林院的官员到此研习学科知识,备各部部丞参选。辛亥革命后,1913年教育部决定在这处翰林院讲习馆旧址创办京师通俗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创办工作是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鲁迅在办馆之初曾说:“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须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采集之图书,以人民所必需且易晓者为宜。”为此该馆的藏书以大众通俗读物为主,戏曲、小说类图书达到1000多种。1927年7月,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合并过来,使馆内藏书更为丰富。其时外院南屋为图书馆阅报室,里院北屋是图书阅览室,后院是藏书库。这里的图书馆既是莘莘学子求学深造之所,也是学界名流查阅资料之地。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就曾多次来到头发胡同这处图书馆查找搜集资料。20世纪50年代初,头发胡同通俗图书馆的藏书由首都图书馆接管。首都图书馆于1953年更名为北京市图书馆,迁址至西华门大街。头发胡同的图书馆成为首图的西单分馆,突出少儿阅览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图书馆除办理借阅,服务读者,还搞了很多活跃读者的活动。曾请来高玉宝、曲波等作家介绍创作经历,几次邀请孙敬修和小读者见面,讲故事。1958年后,这处图书馆迁往了东城的国子监。

  瞧瞧,头发胡同这一条普通的胡同,竟闪耀着这样多的古代、当代的文化亮点。在北京像头发胡同这样的胡同又何其多!老北京人说:“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在北京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的大小胡同里,坐落着的王府名园、名人故居、寺庙禅院、会馆展所、医院学校、酒楼餐馆、店铺茶园、剧场影院、牌坊高塔、古桥名木等,难于胜数,还有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流动的悦耳货声,洋溢着的民俗风情,世代相传的童谣故事……胡同中蕴藏着太多的历史文化,包括住宅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科教文化、餐饮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等。自古至今的北京胡同,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浩瀚,洋洋大观。今人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将资料收集详尽、撰写周全的。

  第一章 北京胡同的形成和文化内涵

  一、北京胡同的形成和演变

  街巷是城市的产物。

  史学界普遍认为,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封帝尧后裔于蓟,封召公于燕,是北京建城之始。又经一些史学专家对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所发现的密集战国秦汉古瓦井群考证,认为这周边左近即是古代蓟城。城中曾建有王宫和街市。

  在春秋中期,蓟为燕国的都城。到了战国末期,秦始皇吞并了六国,燕国的故都被降,成为广阳郡。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唐代时改称幽州的北京这块地界一直是北方的重镇。

  10世纪初,西辽河上的契丹强盛起来,乘中原五代十国战乱纷争,占领了燕云16州,建立了辽朝。幽州成为辽的陪都,改称南京,又叫燕京。城池高筑,设有8门。宫城在西南隅,殿堂宏丽。城内设26坊,是居民聚居的地方,已有了街、巷,但尚未出现胡同。今菜市口以南的南横街一带,店铺商号众多,曾是辽代南京城最繁华的大街。今长椿街南侧的三庙街东西之处,辽代叫檀州街,与广安门内大街的北线阁街、南线阁街、宣武门外下斜街东边的老墙根街等,都是北京最为古老的街巷,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到了12世纪,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兴盛,建国称金。1153年,金海陵王定中都于北京。这被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是北京建都之始。据考证,金中都城体位于今北京城区西南,东北转角在今西城区的翠花街,西北转角在今海淀区羊坊店,西南转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东南转角在今丰台区四路通。城垣每边长约9里,城中面积80平方里有余。金中都仿照北宋汴梁城(今开封)的规格,在辽代南京城旧址上改建。城内建有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大城又有外城和内城之分。内城坊巷多为金人衙署府邸,外城里坊多设为街市。城内除有宽广的御道和两条纵向的大街,还形成了横向排列的三条大街,各街纵横交错,通达四方。今广安门内大街、菜市口以西和牛街一带,是金中都较为热闹的商业区。

  进入13世纪,北方的蒙古族迅速变得强大,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蒙古国。1215年,蒙古军攻陷了金中都。1271年,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主中原,改国号元。忽必烈任命名士刘秉忠建造都城。刘秉忠考察后发现,金中都城历经战乱和大火,难以再用,而城东北的白莲潭(积水潭,今为什刹海)一带地势敞阔,水源丰富,是理想的建都之处。他上奏获准,在总体规划新都城时,先在白莲潭一串弓形湖泊的东侧划了一条切线,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城市建筑就此向两侧展开。营建都城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于1267年动工,经9年多建造,于1276年大体完工。元大都城建成后方正壮观,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池组成。外城周长达60里,开有11座城门。大都城的街道,也是按《周礼》的原则形成。每个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干道都直接以城门的名字命名。这些干道纵横相通,连同顺城街在内,使大都城共有南北和东西干道各九条,就此排列成棋盘形方整的街道格局。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览了元大都城后描写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他赞叹曰“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大都城建好,忽必烈决定从原金中都的旧城迁徙居民到大都城居住,“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贵族、功臣悉授封地,以为第宅。按照规定,官吏、权贵纷纷在大都城由主干道交织成的坊间修建了住房和院落,填塞壮阔的大都城空间。房屋四合,院落相挨,一排排连起来,留出走车马、人行的通道。北京的胡同就这样出现了。

  “胡同”一词,从北京人口里说出,带有儿化韵,这样念着顺口,听着亲切;不带儿化韵则说着生硬,听着别扭。“胡同”并非北京的土产,它来自700年前传入的蒙古语,与街、巷、道、里、弄同称。在元和以后的明、清两朝著述中,说到胡同,常写作衖通、火弄、火疃、火巷、胡洞等。已故北京史研究专家曹尔泗在《北京胡同丛谈》一文中提到,“胡同”之名曾见于元代时活跃于大都城的戏剧大师关汉卿所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一剧,剧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词句。这位专家研究认为,发端于元代的胡同是由蒙古语“浩特”而来,又经考证认为应是Hottog的音转,即水井之意。井泉自古是人的生命之源,有井之处才有民众生活,这也是胡同的本意。胡同与井相关,也与火有涉。《杭州府志》等书有载,火巷是指在都市规划时在建筑群之间留出的间隔地带,平时为通道,一旦失火,就成为防止火势蔓延的隔火设施。胡同就此也就有了火巷、火弄之称。

  胡同即是老北京的街巷。元代规定,胡同宽6步(约9.3米),小街宽12步(约18.6米),大街宽24步(约37.2米)。用步计量,一步约为1.55米。从一条胡同中心到相邻平行的下一条胡同中心,距离为50步,去掉胡同间距离6步,44步合67.8米。可建为二、三进院落的住宅院;也可两户后檐墙贴后檐,在两条胡同各自开门,成两座院落。经考古勘查,今日东四北和西四北的一些胡同,都是元代时胡同的规模。

  元末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说,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即是说共有街巷胡同413条,其中有29条直接称之为胡同。较为著名的有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等。元大都的街巷胡同普遍横平竖直,但是在积水潭(今什刹海)北岸却做了变通,出现了一条斜街。这是因为此地是通惠河漕运的终点码头,每日有大量货物集散,遂顺着曲折的湖岸走势,产生了斜向的建有货栈、店铺的街巷。虽然有了一条斜街,但并不影响都市整体棋盘形方正的街道布局。相反,如果大都城处处方正对称,一成不变,则近乎单调、古板。中轴线西侧的积水潭碧波荡漾,萦曲回环,伴有斜街,静中有动,既保持了中轴线两边的方直格局相对对称,于庄重中又平添了秀美的韵致。

  在大都西侧平则门(今阜成门)街与西南侧的顺承门(今宣武门)街经纬交汇处,有一条胡同称砖塔胡同。胡同因东口路南的一座砖塔而得名。塔下葬有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遗骨。砖塔为八角形,七级密檐式,名为万松老人塔。这条胡同自元代得名,700多年至今未变换过名字。在元人李好古编写的杂剧《张生煮海》中,侍女对书童戏言:“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据考证,这是“胡同”二字最早见诸文字,砖塔胡同也由此被称为“北京胡同之根”。

  元代在14世纪中叶时,农民起义不断。朱元璋起兵江南,在南京建立了明朝。明代永乐年间,经15年之久,在元大都旧城基础上加以改造、扩建,营造了宏伟一新的北京城,皇帝朱棣迁都北京。

  明北京城参照都城南京规制营建,分为紫禁城(今故宫)、皇城、都城三重。在嘉靖年间,又加筑了外城,使都城有了内外城之分。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内城外郭,即在城的外围再套建一道城墙。明北京城增筑外城从南面开始,因工程量大,用砖多,耗资不菲。南城筑起后,无力再筑东、北、西三面,致使北京内城与外城组成一个“凸”字形格局。明代都城沿用了元大都的中轴线,随着外城南城的扩建,中轴线延展至永定门。这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把北京城分为东西两半;以东为大兴县所辖,以西属宛平县管理。不仅都城主要建筑整齐对称地排列在中轴线左右,大小街巷胡同也同样工整有序地分列于两侧。由于明代增建了南部外城,使北京的胡同数量增加很多。据明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记载,明代北京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明北京城形成纵横交错的著名街巷有30多条,如正阳门大街、鼓楼下大街、大市街、阜成门街、菜市大街、骡马市街、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双碾街等。

  老北京著名街道和主要街巷胡同口早年间都建有牌楼。牌楼也叫牌坊,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逐渐出现的一种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成为街巷标志并美化街景。明永乐年间在京城街巷胡同矗立起许多。今东四和西四路口明代都称为大市街,当年在两个路口的东、西、南、北四面都各建了四座三间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在长安街的东西两端东单和西单路口内,各建有一座单个矗立的三间四柱冲天式木牌楼。东单牌楼额坊上写“就日”,西单牌楼额坊上题“瞻云”。前门外建有一座五牌楼,不是说有五座牌楼,而只是一座五间六柱冲天式大牌楼,“五”在这里指一座牌楼的五个间量。阜成门内历代帝王庙门前东西两侧,横跨街道建有两座木牌楼,为四柱三间七楼样式,明间正中匾额书“景德街”,皆因此地亦称景德街。中轴线东边成贤街上建有四座牌楼,都是一间二柱三楼垂花柱出头悬山顶式,这种样式牌楼在街头是不多见的。这四座牌楼靠外边两座额书“成贤街”,里边两座题写“国子监”。在北海公园南门外白石桥上,明世宗年间在桥东桥西各建有一座木牌楼,西面的牌楼额名“金鳌”,东面的牌楼额书“玉”,二牌楼的额称,也使大桥得名“金鳌玉”桥。牌楼有木制的,石制的,还有琉璃的,朝阳门外神路街口的一座牌楼就是琉璃牌楼。牌楼以青石为基础,用砖砌筑,其间辟门,壁下的白石须弥座上雕以图案,壁面嵌砌琉璃砖,观之肃穆庄严。随着交通改造,横亘于街面的许多牌楼已拆除不存,而以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叫响的地名,却得以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的简称传叫至今。

  明北京城广修牌楼,另有一举是大建栅栏。弘治年间,有个叫王敏的官员上奏折要求“于京城内外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皇帝准奏,京城胡同口上便纷纷安装了木制或铁栅栏。据《北京地名志》记载,至20世纪40年代,在一些胡同口尚能看到编制严密的铁栅栏。如今虽然再难看到栅栏,却留下了不少叫栅栏的胡同名。最著名的是前门外的大栅栏。此外西长安街电报大楼旁的钟声胡同早先也叫大栅栏。过去西长安街南侧有一条双栅栏胡同;西四南的大院胡同叫二道栅栏,丰盛地区还有三道栅栏胡同、三道栅栏北巷等。

  在宽窄不同的街巷胡同里,两侧房屋构筑整齐,路面平顺,才有利于过往之人畅行无阻。如果有胡搭乱建,凸突拦路,就会造成人出行不便。为此早在明朝北京即有了严禁违章建筑的规定。据《典故纪闻》卷十四中记载,成化年间,有官员在“京城内外居民辏集处所(胡同住处)”任意修建寺观庙宇,这不仅造成了街巷胡同拥塞,也给严整的城市布局带来不利。宪宗帝得知曾面谕礼部查处此事。礼部官员遂追查并发布了禁约:“继今不许于原额外增修请额,违者许巡街御史、五城兵马司擒治。”这可以说是北京最早对违章建筑的治理了。

  清朝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清王朝进入北京,“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只对紫禁城和皇城加以一些改建、重修。对旧城布局也未作改变,仅是废除了一批明朝的官署、仓、厂,改建为居民住处和王府。像皇城广场西墙外的五军都督府府址处,全成了民居,在此有了大中府胡同、小中府胡同、左府胡同、前府胡同、后府胡同等。不少明代衙署所在地也转为民居,连成胡同,如内宫监胡同(今恭俭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火药局胡同、惜薪司胡同、石作胡同、油漆作胡同等。明朝西直门内的广平库变成了前、后广平库胡同;东直门内的新太仓变成了新太仓胡同;崇文门内的盔甲厂变成了裤子胡同(今库资胡同)、炮厂胡同、盔甲厂胡同。台基厂变成了台吉厂街,建起裕亲王府。清朝允许旗人在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三门内建房居住,就此连接出一批新胡同,如东安门以南的南池子街、苏州胡同、冰窖胡同等;西安门以北的刘兰塑胡同、草岚子胡同、扁担胡同等;地安门以东的琵琶胡同、黃花门街、妞妞房等。

  清代时北京胡同增多,南部外城比内城数量更大。清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原住在内城的大部分汉族、回族居民不得不迁到外城重建房屋。外城空地到处新建起房屋院落,并连接起一条条新的胡同。陆续又有大批进京赶考的举人、做买卖的商人在外城居住,新盖了许多房屋,连成了众多长短不一的新胡同。前门和东西崇文门、宣武门一带,店铺栉比,游人如织,成了清朝时北京最繁华的地界儿。清人朱一新所著《京师坊巷志稿》载,清代北京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呼为胡同的为978条。

  元代时北京城曾规定了胡同与小街、大街的宽度,明清以后胡同与街道已经没有了严格的划分。许多胡同不再比街窄,如西单北侧的太仆寺街、东斜街,就没有灵境胡同宽,西单南侧的西绒线胡同又不比翠花街、新壁街窄。前门外的一尺大街比周围的很多条胡同也都窄小。还有人认为,店铺集中的道路叫街,居民住宅为主的通道叫胡同,胡同的演变发展,让这样的划分也变得不很严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民国初年,行人可以自由地进出长安左、右门,横穿长安街了。这样北京就有了一条横穿东西的长纬线。接着又开通了紫禁城东西两侧的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1923年以后,先后拆除了东、西、北三面的皇城墙。拆除了正阳门瓮城,增开东西两个门洞。在修建内城的环城铁路时,又把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四门的瓮城拆除。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新辟了和平门(始称兴华门),在东长安街正东城墙处新开了建国门(始称启明门),在西长安街正西城墙处新开了复兴门(始称长安门)。这些拆改使北京的主要街道变得通达,两侧和周边的胡同也得到了舒展和延伸,从而使胡同数目增加。到了1944年,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所记,当时北京共有胡同3200条。如此之多的胡同,形状精灵古怪,名称富有情趣,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二、北京胡同多姿多样的形态

  北京布局方正,胡同大都横平竖直,但也有一些依河道、湖岸形成的斜街。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由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路相连组成。北起西直门内大街,斜向而南,直至宣武门迤西。这条斜街源自明代所挖的排水沟渠大明濠,民国以后河道淤塞,改为暗沟,填平筑路遂成斜街。早年大明濠有道支流,从辟才胡同往东,经甘水桥再向东入北海,在辟才胡同东口处弯曲,并由此产生了西斜街和东斜街两条斜向胡同。至于南城的樱桃斜街、铁树斜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上斜街、下斜街等斜胡同,也都是由元、明时期的旧河道走势形成的。

  在什刹海一带,依湖岸地势形成了烟袋斜街、白米斜街、西海南沿、后海北沿、前海东沿等不少斜胡同。元代时的斜街则成了路面开阔的鼓楼西大街。什刹海偏东的金丝套地带,胡同大部分受湖岸影响方向不正,虽不称斜街,却向东北或西南方偏斜。为保持房屋正南正北的朝向,很多四合院的房屋与倾斜的胡同之间形成了一定角度的夹角,使院落与胡同之间构成了锯齿形状,成为北京胡同和四合院中一个独有的特点。

  北京有一些斜胡同,还有不少曲里拐弯的胡同。西四南大街西侧有一条四道湾,因胡同有四道折弯得名。西直门桥西侧有一条北礼士西头条,早年胡同多曲折,曾名八道湾。赵登禹路北口东侧,另有一条八道湾胡同,以胡同内弯折多而得名,并沿用至今。鼓楼西大街中路北侧,也有一条胡同走向多折弯,得名小八道湾。北京还有多条折弯更多的胡同,南长街西侧的百代胡同中段多曲折,曾称九道湾。前门大街西的九湾胡同名为九湾,一路走下去,却要拐十几个弯儿。拐弯更多的胡同是北新桥那条九道湾,虽叫九道湾,却有弯折二十多道,可列为有弯折多胡同的头名。后来这条胡同析为九道湾东巷、西巷、南巷、北巷、中巷五条街巷。

  北京纵或横向的胡同中,哪一条是最长的呢?打开民国时期的北京地图可见,东西走向的绒线胡同,从宣武门内大街自西向东,中部与北新华街相交,一直延伸至司法部街,全长1461米,是北京胡同中最长的一条胡同。最短的胡同则是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街东口的东南,桐梓胡同东口至樱桃胡同北口一段,全长十来米,东西走向,因其短得名一尺大街。胡同南北各有三家小店铺。从这条胡同往东不远,还有一条叫贯通巷的胡同,仅有30来米长,也是北京最短的胡同之一。

  除了最短,还有最窄的胡同。天桥西永安路北边的小喇叭胡同,北口处仅宽58厘米,发胖的人从此路过要侧着身走。东珠市口北边的高筱胡同南口处,宽度为65厘米,挑担、推车也不好走过。前门外珠宝市西侧的钱市胡同,宽处有80厘米,中间两侧住宅台阶挤得胡同更窄,仅有44厘米。两人在胡同迎面而行,一人须先退入一个院门内,另一人方能走过,不然就会双双被堵。

  难以计数的小胡同连通着大胡同,密布于京城四面八方。由于短小,小胡同多被冠以小麻线胡同、夹道等,还有被叫作耳朵眼儿(西长安街六部口)、针尖儿(丰盛地区)的。蜡烛本就不大,珠市口西大街东南侧有条胡同称蜡烛芯,足见其胡同之小。有些地势低洼的小胡同被称作后坑(德胜门内),前、后泥洼(丰盛地区),水罐儿(新街口地区)等。也有些胡同进口处狭小,往里走却宽敞起来,东华门东边的一条胡同就因有个空“膛”而称闷葫芦罐儿;德胜门内的一条胡同也因有个大肚儿而得名水罐胡同。锦什坊街西侧有一条锦南小巷,胡同口小而内广,因其形如油篓曾得名油篓胡同。有的有大“膛”的胡同还因膛形形状得称马蹄胡同(德胜门外)、茄子胡同(二龙路地区)、铃铛胡同(鼓楼西北处)等。磨盘院胡同的街面略呈圆圈状,而抽屉胡同、盒子胡同的街面则为长方形。有“人民艺术家”之称的老舍的出生地是新街口南大街的小杨家胡同。这条胡同在清宣统年间《详细帝京舆图》上标为羊圈。老舍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对胡同描写道:“……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进了葫芦脖子,“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现今小杨家胡同里仍然是老舍先生所描述的格局,只是空地处加盖了房屋,已没有了葫芦的样子。

  如果胡同里原就“膛”大,而加盖了宅院,这种胡同就能形成一种抄手胡同的形状。走进这样的胡同口,左拐右绕转了一圈儿,出来才知道是从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转了出来。本想穿过去,不承想无功而返。人们感觉这种胡同有些像一个人两手抄在一起的模样,便诙谐地为其取名抄手胡同。抄手胡同在老北京有多条,宣武门里马路西有一条,传叫至今。白塔寺东北处有前、后抄手胡同,后合并为前抄手胡同。德胜门内大街西侧原有一条抄手胡同,现改称辛勤胡同。在老北京南城也分布有几条抄手胡同,今俱已改名。另有椅子胡同,两个出口在同一个方向,路面环绕三面,像椅子的靠背和两边扶手,胡同走向与抄手胡同相仿。

  因对路途不熟,人走进去又得走出来的胡同,有一种是罗圈胡同。福绥境的六合三条、二龙路的乐全胡同,早先都因胡同呈圆弧形而称罗圈胡同。德胜门内大街西侧的罗圈胡同由前、后罗圈胡同两条胡同组成,合围成一个圈状。广渠门内的健康里,在明代时设抽分厂,对竹木柴薪抽分收税,建有大空场和围墙。清代时撤销这处税厂,空地和四周盖起房屋,北端打通,于此形成一条呈“回”字形环状胡同。旧鼓楼大街西侧的清秀巷,东部东西走向,西部也是一条呈“回”字形的胡同。德胜门内大街西侧,现今有一条环状胡同称为四环胡同。清《京师坊巷志稿》将其记为草场大坑。清代时北边羊房胡同大规模养羊,把喂羊的干草贮放在这里。民国之后贮草之地荒废,形成的低洼大坑用于填倒垃圾。1953年,巨大的深坑被填平,在坑址建起厂房、民房,胡同就此得名四环胡同。

  让人迈进去又会无奈地走出来的胡同,还有一种是口袋胡同。这是一些里端封闭不通行的死胡同。西四北大街东侧,有一条前口袋胡同,东端有折弯不通行,自清代称口袋胡同,以形得名,曾析为前、后口袋胡同。什刹海后海西南侧,隔柳荫街西有一条西口袋胡同,东有一条东口袋胡同,各有一端不通行,以形得名至今。西直门东北处民国时期也有一条口袋胡同,后改为阔带胡同。以形得名口袋胡同的胡同不少,有的胡同有宅院十几个门,也有的有多达二三十个门。住在靠里院落的人家被认为是住口袋底儿。由于路不通行,门前少有车马、行人经过,住得越靠胡同里越清静。过去死胡同前都钉有一个写着“此巷不通行”的小牌子,让过往行人莫入,以免走冤枉路。

  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中,有许多呈奇形怪状。所起的名字与胡同走势外观贴切形象,惟妙惟肖。一条胡同平直,便取名笔杆胡同、笔管胡同、扁担胡同等;细长些的叫箭杆胡同;胡同宽些的叫作烟筒胡同、门栓胡同;中部弯曲的得名月牙胡同;胡同细长略有弯曲的叫绦带胡同、玉带胡同、阔带胡同等。西单北大街西侧一条细长而一端有微曲的胡同称豆芽菜胡同。有相似形状,白塔寺西侧宫门口的一条胡同得名象鼻子胡同。西四北大街东侧的大、小拐棒胡同,因胡同有折弯,形似拐棒而得名。西长安街北侧的大、小秤钩胡同也因胡同有弯曲,取名大、小秤钩。阜成门东南侧的廉让胡同街道平直,两端略窄,曾被称为擀面杖胡同。往南的一条胡同东端有折弯,形似井上打水的辘轳把儿,人们干脆管这条胡同叫辘轳把胡同了。

  胡同一端弯曲,如同小动物尾巴扬起上翘、搖动,为此老北京有不少胡同取名狗尾巴胡同、猪尾巴胡同、羊尾巴胡同、猴尾巴胡同等,也有的叫牛犄角胡同、羊角灯胡同等。一条细直的胡同开口处较宽,有不少取名喇叭胡同、油勺胡同、锥把儿胡同。德胜门外大街东侧有一条六枝胡同,早年间东端南拐通东小井胡同,形如手掌五指外的畸指,曾取名六指胡同。鼓楼西南方的烟袋斜街,清代时街上烟铺、烟具买卖兴隆,街的形状也酷似烟袋——细长的胡同像烟袋杆儿,东边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口处折向南边开阔处,又很像是个烟袋锅儿。站到高处端详,更会觉得街名靠谱。

  象形胡同并非仅为一条胡同专有,也有的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胡同共同构成的。在西单商场东侧,东牛角胡同与西牛角胡同一东一西,自清代得名,两胡同形同各扬一只犄角,共同组成为一对牛角。在东花市大街处,北角湾胡同和南角湾胡同各呈一只牛角之状,南北组成一对牛角,与东、西牛角胡同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塔寺西边宫门口二条东侧,原分为南、北两岔,称南、北裤角,形似一条裤子分开的两个裤角。在这处象形胡同东侧,是宫门口东岔和西岔,这两条胡同同为南北走向,有相交,有分开,若即若离,形如锁链,又像麻花,可说是北京城最为怪异的胡同。在东西走向的宫门口四条、五条之间,早年由南北走向的两条小胡同平行勾通,形如轿子上的两根轿杆,为此两条小胡同也得名东轿杆与西轿杆。在丰盛胡同南侧,清代时此处的北骆驼湾、南骆驼湾和古直胡同形如骆驼的两个驼峰和脖子,三胡同的走向组合起来很像骆驼,南、北骆驼湾也就此得名,叫到今天。在地安门东大街北侧,南北走向的南锣鼓巷街道宽阔,像只肥硕的虫体肉身,两侧整齐排列着各八条小胡同,好似虫的步足,这让南锣鼓巷又有了蜈蚣街之称。

  三、北京胡同丰富有趣的名称

  一条胡同形成后,自会有一个名称,叫响传开就在城市中有了自己的方位,成为人们联系、交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标志,具有了指代功能的作用。胡同的名称如此重要,居住在胡同里的人,或住于附近的人便会自发地为胡同取名。或以所在地的建筑景物取名,或依胡同象形地貌得名,或按人物等特征命名。胡同名字越是起得直爽、实在、形象、准确,越是容易叫得开,让人记得住。

  老北京的胡同由老北京人自发起名,有些胡同起得十分通俗,使用了土语,如背阴胡同、阴凉胡同、取灯(火柴)胡同、蚂螂(蜻蜓)胡同、嘎嘎(陀螺)胡同、胰子(肥皂)胡同、闷葫芦罐胡同、老城根、顺城街等。有的胡同名字带有儿音,如雨儿胡同、土儿胡同、香儿胡同、阡儿胡同、簪儿胡同、帽儿胡同、辇儿胡同、车儿胡同、碾儿胡同、炕儿胡同、井儿胡同、柴儿胡同、砖儿胡同、盆儿胡同、菊儿胡同、鸦儿胡同、鹞儿胡同等,念着好听,且京味十足。

  北京胡同众多,所起的名称纷繁庞杂,包罗万象。按有关专家的研究,北京的街巷胡同除象形的一大类以外,还可以分为十几大类,细分则可分为几十类。在老北京城,井是居民用水的主要来源,出现了大量含有井名的胡同,如水井胡同、高井胡同、黄井胡同、红井胡同、南井胡同、北井胡同、全井胡同、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坑眼井、甜水井、龙头井、大铜井胡同、小铜井胡同、东苦水井、西苦水井等。以井为名的胡同多达80多条。

  在老北京胡同中,还有不少是依山、河、海、水道、牌楼、栅栏、塔、冰窖、石碑、石雕等景物命名的胡同。另有一些胡同以别致的建筑景观命名,如胡同一面有房屋,另一面是墙或旷野,胡同便称半边街或半壁街。横担在两条大胡同之间的小胡同,称川堂门或穿堂门。早年间,北京城里还有些跨街建筑,南城珠市口东大街和南横街儒福里都建有著名的过街楼。在北池子大街东侧,明代建有一座楼式之桥,桥体为封闭式建筑,横跨御河,桥西就此得名骑河楼。还有一些街巷胡同以标志性的建筑或方位取名,如五路通、六个门、八间房、二里沟、三里河、六里桥、八里庄等。崇文门外龙潭湖旁有条胡同叫滨角园,因早年西部苇塘中有个小岛而得名。

  老北京另有一些胡同以衙署得名,如顺天府街、六部口、府学胡同、兵部洼、兵马司胡同、刑部街、太仆寺街、学院胡同、按院胡同、察院胡同等。民国以后又出现了府右街、外交部街等。太仆寺街名称中有“寺”字,但太仆寺并不是寺庙,而是明代专门掌管舆马及畜物的衙门。

  老北京建有很多寺庙宫观,不少胡同以坐落有寺庙取名,如雍和宫大街、白云观街、护国寺街、隆福寺街、双寺胡同、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舍饭寺胡同、三庙街、夕照寺街、天宁寺东里等。在白塔寺西北处,明代曾建造了宏伟的道教名观朝天宫,后朝天宫焚毁不存,但至今仍留下了宫门口一至五条,宫门口横胡同,宫门口东岔、西岔等胡同名。

  市场和食品、用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老北京以市场取名的胡同较多,如猪市大街、羊市大街、牛街、缸瓦市街、煤市街、米市街、果子市、珠宝市街、花市、灯市口、鲜鱼口、赶驴市、榄杆市、刷子市、铺陈市等。铺陈市也可写作铺衬市,铺衬是废旧糟破的布片、布头,用作给旧衣裳打补丁,或以糨糊打褡褙,纳鞋底子之用。铺陈市以铺陈为胡同市场名,是说买卖的尽是廉价废料、破破烂烂的东西。铺陈市遂称穷汉市,是社会底层穷苦人聚集的地方。

  除了市场,老北京的一些胡同还以作坊和店铺取名,如小酱坊胡同、小沙锅胡同、芝麻巷、豆腐巷、麻豆腐作坊、粉房、油房胡同、大绣作胡同、小绣作胡同、养羊胡同、染房胡同、绳匠胡同、盔头作、麻刀店、盐店大院、当铺胡同、杠房胡同、油炸鬼胡同、剃头棚胡同等。油炸鬼胡同以一家炸油条的小铺得名。炸油条也称油炸鬼,相传宋代有位炸油条的小贩痛恨害死岳飞的奸臣秦桧,便将两条面捏成秦桧和其妻的样子,扭结一起放入油锅中炸,让顾客吃“油炸桧”,以后油炸桧就传为油炸鬼了。北京这条胡同就因铺子内卖的油炸鬼暄腾、味香而得名。

  以食品取名的胡同很是不少,如羊肉胡同、瘦肉胡同、熟肉胡同、口条胡同、灌肠胡同、烧饼胡同、麻花胡同、饽饽房、干鱼胡同、干面胡同、烂面胡同、炒豆胡同、炒米胡同、黃米胡同、茶食胡同、花椒胡同、瓜子营、莲子胡同、枣子胡同、葡萄园、樱桃胡同、大沙果胡同、小沙果胡同等。在以食品为名的胡同中,以蔬菜为名的胡同另可列出一串,如藕芽胡同、豆芽胡同、豆芽菜胡同、酥萝卜胡同、黄瓜园、茄子胡同、豆角胡同、豆瓣胡同、豆须胡同,还有菜帮胡同等。

  以用品取名的胡同更多,主要的有三类。一类以穿戴和随身用品为胡同取名,如裤子胡同、皮裤胡同、袜子胡同、靴子胡同、毛窝(棉鞋旧称)胡同、草帽胡同、大纱帽胡同、小纱帽胡同、蓑衣胡同、簪儿胡同、手帕胡同、钥匙胡同、眼镜胡同、拐棍胡同、褡裢胡同、钞纸胡同等。一类以厨间用品为胡同取名,如盆儿胡同、桶儿胡同、瓢儿胡同、罐儿胡同、柳罐胡同、砂锅胡同、银碗胡同、碗架子胡同、油勺胡同、马杓胡同、坛子胡同、漏子胡同、案板胡同、劈柴胡同、柴儿胡同、炭儿胡同、煤渣胡同、铁炉胡同、风箱胡同、烟筒胡同等。另一类是以日常用品为胡同取名,如椅子胡同、交椅胡同、抽屉胡同、盒子胡同、笤帚胡同、席儿胡同、新帘子胡同、旧帘子胡同、大枕头胡同、剪子巷、绳子胡同、麻绳胡同、针线胡同、胰子胡同、胭脂胡同、香儿胡同、玻璃胡同、笔杆胡同、取灯胡同、灯笼胡同、扁担胡同、筛子胡同、梯子胡同等。以家常用品为胡同所取的名字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在老北京的胡同名字中,有一大类是由人而来的。以人的身体结构命名的胡同也能列出一串,如嘴巴胡同、门牙胡同、大耳胡同、耳朵眼胡同、头发胡同、胳膊肘胡同、大脚胡同、小脚胡同等。以达官贵人命名的胡同不少,如文丞相胡同以南宋文天祥职称命名;石大人胡同以明朝天顺年间石亨大将军命名;李阁老胡同以明朝孝宗时的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命名。以明朝所封爵位命名的胡同还有定府大街、武定侯胡同、永康侯胡同、丰城侯胡同、遂安伯胡同、建平伯胡同、广宁伯街等。明代时还有一些胡同以皇亲国戚命名,如张皇亲胡同、石驸马大街、林驸马胡同、王驸马胡同等。护国寺东北处有一条三不老胡同,明代时称三保老爹胡同,“老爹”是当时人对长者的尊称,而“三保”是指三宝太监郑和。郑和曾在胡同东口路北处居住,胡同遂以他的名字命名。清代时管理各部院的亲王、郡王称王爷,部院的尚书、侍郎称大人。二龙路建有郑王府,西侧建有家庙,二龙路西街曾得名王爷佛堂。东四六条东口处的育芳胡同在清代称班大人胡同,皆因乾隆年间兵部尚书班第居住于此。这么称大人的胡同还有马大人胡同、王大人胡同、赵府大人胡同等。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有一条以状元命名的胡同,清顺治年间蒙古族人麻勒吉考取了状元后,曾居住在这条胡同,使胡同得名麻状元胡同。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三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率部御敌,战死疆场。抗战胜利后为纪念他们,北京有三条街巷为他们命名。东四北大街西侧的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北京最长的斜街北段北沟沿命名为赵登禹路,南段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三条街巷的命名,体现了北京胡同对现代民族英雄的弘扬。

  老北京胡同中以姓氏为名的胡同颇多,如鲍家街、裘家街、姚家井、敫家坑、孙家坑、赵家楼、方家胡同、刘家胡同、史家胡同、何家胡同、苗家胡同、谢家胡同、佘家胡同、韩家胡同、施家胡同、甄家胡同、蔡家胡同、戴家胡同、巴家胡同、富家胡同、汪家胡同、前肖家胡同、后肖家胡同、郎家园、金家大院、周家大院、潘家河沿等。姓这些姓氏的人家很多,为何这些胡同冠以这些姓氏?经查可知原来居住于胡同内的人经历、门第不凡。如赵家楼曾为明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居住过。孙家坑在明嘉靖朝为副都御史孙继鲁的居处,这位御史住在此地时,因胡同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居民难于行走,便自家出资填平道路。居民感其行德,而将这条胡同称之为孙家坑。

  老北京还有一些胡同以人的名字、称呼,甚至以外号取名,如孟端胡同、江聪胡同、范子平胡同、贾三胡同、李四家胡同、吴老八胡同、吴老儿胡同、卢老儿胡同、秦老儿胡同、王瑞老儿胡同、马官人胡同、杨二官胡同、王寡妇胡同、张秃子胡同、焦狗头胡同、瞎子胡同、哑巴胡同等。这些人不会是泛指,在当时也都会有一些名气,使所在地的胡同因此得名。

  以商贩、工艺之人的姓氏及从事的行业来命名的胡同也有一类,以职业排前的有豆腐陈胡同、馓子王胡子、醋张胡同、灯草王胡同、粉房刘胡同、针刘胡同、棚匠刘胡同等。以姓氏排前的有何薄酒胡同、马丝棉胡同、苏萝卜胡同、梁瓜子胡同、赵锥子胡同、杨毡胡同、沈篦子胡同、唐刀胡同、宋姑娘胡同、石老娘胡同、陶兽医胡同、汪太医胡同等。东直门内的宋姑娘胡同,以胡同里居住的一名交际广的妓女得名。西四北五条在明代时称石老娘胡同,过去称产婆、接生婆为老娘,胡同以住有石姓接生婆得名。西四西什库东有一条刘兰塑胡同,胡同以元朝雕塑家刘元之名命名。当年皇城白塔寺、东岳庙等庙观的塑像生动传神,有不少出自刘元之手。清代时刘元的名字被误传为刘兰或刘銮,使胡同至今叫刘兰塑胡同。

  在老北京胡同中有一类是以动物命名的,如喜鹊胡同、黃雀胡同、孔雀胡同、大鹁鸪胡同、小鹁鸪胡同、莺房、鸡鹅馆、火鸡胡同、青蚨(一种蝉样的小虫)胡同、蚂螂胡同、屎壳郎胡同、蝎虎胡同、金鱼胡同、鲤鱼胡同、老鼠胡同、母猪胡同、驴驹胡同、骆驼胡同、大鹿圈、象房、狮子胡同、老虎洞等。在以动物命名的胡同中,除了以尾巴、角命名,还有羊毛胡同、羊肠胡同、牛蹄胡同、牛血胡同、鱼眼胡同、鸡爪胡同等。此外胡同名字中,含“龙”“虎”“马”字的也不少。胡同中另有一类是以植物命名的,如松树胡同、枣树胡同、椿树胡同、柏树胡同、槐树胡同、龙爪槐胡同、柳巷、双柳树、松竹胡同、桃条胡同、花枝胡同、菖蒲河沿、菊儿胡同、桂花胡同、翠花胡同、丁香胡同等。

  树木花草的胡同名字,念着让人感觉有春意,有生气。另有一些胡同名则显得喜兴、吉利,如喜庆胡同、喜悦胡同、喜洋胡同、大喜胡同、吉庆里、吉祥里、吉庆胡同、吉祥大院、福寿里、福康里、福昌里、福长街、福禄居、福祥胡同、福顺胡同、福德胡同、福善胡同、福盛胡同、寿康街、寿康里、寿逾百胡同、平安胡同、平乐园胡同、安乐巷、安平巷、安德路、安福胡同、安康胡同、大安胡同等。从这些胡同名称中明显能显露出老北京人祈望喜乐平安、福星高照的愿望。

  在开放性水域什刹海一带,有几条胡同的名称起得极美。小胡同“杏花天”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东侧,相传民国时期胡同西口开有一家杏花天酒坊,酒香浓郁,胡同就此得名。“乐春坊”在白米斜街南侧,据传早年此处建有一座养有金鱼、禽鸟的景苑,到此观赏的游人很多,将胡同取名乐春坊。“百花深处”是京城取名最雅的胡同之一,胡同位于新街口南大街东侧。《北京琐闻录》载,明万历年间,有一户张氏夫妇在此购买了一大块空地,种菜为生。渐渐有了积蓄后,改菜地为花园,种植林木,叠石造山,挖池引水,修筑亭阁。又辟地种植牡丹、芍药、梅、兰、盆景等,营造出一个优雅的所在。百花深处的胡同名字就从这里传开了。护国寺东侧有一条花枝胡同,红学家周汝昌考证认为《红楼梦》第六十回写到的小花枝巷,即是这条花枝胡同。在《红楼梦》中曾写到一处“清虚观”,清虚观在北京只有一处,位于旧鼓楼大街西侧,后胡同得名清秀巷,名字也是挺美的。

  胡同有了名字,要会念,念得对,念得好听,让人听着悦耳。北京胡同名的读音,同是一个字,有儿化和不儿化的区别。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不作区别,就不足以显示出地道的京味来。如前门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烟袋斜街、一尺大街等,“街”字不儿化;而南长街、北长街、宽街等,“街”字可儿化。又如阜成门内宫门口的“口”字不儿化;而珠市口、菜市口、闹市口、山涧口等,“口”字可儿化。再如东、西交民巷,南、北锣鼓巷的“巷”字不儿化;而果子巷,南、北柳巷,方巾巷等,“巷”字可儿化。还有东大桥、高梁桥的“桥”字不儿化;而天桥、达智桥、太平桥的“桥”字可儿化。在北京胡同名字中读不读儿化音,约定俗成,自有其多年形成的特点。细琢磨又会发现内中蕴含着特殊的人文精神。

  老北京的很多胡同名称起得美好、巧妙、高雅,可也有一些胡同名字难听,粗俗。如裤裆胡同,小脚胡同,王寡妇胡同,小猪圈,猪、狗、羊尾巴胡同等。和平门东北侧有一条巴巴胡同,过去北京人把小孩子拉屎叫拉巴巴,巴为粪意。在新街口北大街西侧有猪巴巴胡同,东城还有东巴巴胡同和南巴巴胡同。西直门内有屎壳郎胡同,崇文门外有粪场大院等,胡同名皆为不雅。宣武门西大街北侧原有一条胡同称棺材胡同。明代时该地为王恭厂,铸造铁锅,后改制火药。天启年间此处发生惨烈爆炸,据记载,当时紫禁城内的天启皇帝正在乾清宫用膳,爆炸而来的冲击波把他的御案都掀翻了。爆炸造成的死伤超一万人,“僵尸层叠”,后装入棺材长久摞列于胡同两旁。胡同就此得名棺材胡同。凡此种种,将胡同之名冠以裤裆、猪圈、巴巴(屎堆)、棺材等,让居住其间的人们情何以堪?

  民国以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北京的有识之士开展了大规模的雅化地名活动。一些粗俗不雅的胡同名称被改头换面。裤裆胡同改成了库藏胡同,裤腿胡同改成了库堆胡同,裤子胡同改成了库资胡同。小脚胡同改成了晓教胡同,大脚胡同改成了达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成了王广福斜街,宋姑娘胡同改成了颂年胡同,张秃子胡同改成了长图治胡同。猪尾巴胡同改成了朱苇箔胡同,狗尾巴胡同改成了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改成了扬威胡同,猴尾巴胡同改成了侯位胡同。巴巴胡同改成了八宝胡同,猪巴巴胡同改成了珠八宝胡同。小猪圈胡同改成了小珠帘胡同。屎壳郎胡同改成了时刻亮胡同,粪场大院改成了奋章大院。棺材胡同改成了光彩胡同。一些带有封建皇家色彩的街巷胡同名称也加以更换,沾皇字的皇城根等变为了黄城根等,张皇亲胡同改成了尚勤胡同。

  1924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时,家住东四的鸡爪胡同,人们也管这条胡同叫鸡罩胡同。堂堂的执政大人焉能被扣在鸡罩内,段祺瑞便令警察总监取同音字吉兆取代了鸡爪,他居住的鸡爪胡同于是改成了可预兆吉祥的吉兆胡同。这正如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所言:“一旦发迹,家谱也修了,雅号也有了,那么当然不甘心居址言不雅训。”以谐音字代替粗俗字,在胡同改名时大量运用。这种改换方法念起来和原来的叫法差不多,既让人能接受,也不影响口头流传。如罗锅巷改为锣鼓巷、臭水河改为受水河、哑巴胡同改为雅宝胡同、城隍庙街改为成方街、阎王庙街改为延旺庙街、鬼门关改为贵门关、鸡毛胡同改为锦帽胡同、闷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等。

  民国时期,胡同名称发生改变的有300多条。北京在雅化改动了胡同名称后,从1934年开始把写有胡同名称的标牌挂上了胡同口,用于标示。

  四、蕴藏于胡同的文化内涵

  1.胡同中的住宅文化

  一条条以墙隔成的胡同,供人通行,往来车马,在雨季排水,也能隔火,这是胡同的功用,也是表层。其实质和内涵是在墙内,即胡同主人们各自居住的四合院。

  北京的四合院是集皇家宫院、王府官邸、名人故居、百姓院落为一处,多规模、多形式、多变化的居所代表模式,被誉为北京的文化精华和市徽。北京的四合院格局,是在历代民居建筑的传承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从元代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建造。四合院的构成一般为东、西、南、北四面建有房屋,合围成敞亮的院落。有的四合院只有一个院落,称一进,有的却是二进、三进。一些王府、大宅第的四合院不仅有多进,还有跨院和花园。1965年,西直门内后英房胡同发掘出一座元代四合院住宅,住宅坐北朝南,有正房和厢房、工字厅,还有跨院和小花园。丈量一下,占地在8亩左右,正是元代的规模。明清时期,北京的四合院继承了元代的传统风格,并有了一些变化,如取消了元代四合院的工字形平面,改为由正房、东西厢房和抄手游廊围成的四合式平面;明清四合院减小了前院的面积,扩展了后院的面积,把空间重心放到了内院,布局更趋合理和实用。

  四合院是我国古代建筑形式中的一种典型,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和家庭制度在居住建筑上的表现物。其规模、样式、装饰等,都必须按照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来建筑,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一家人居住在四合院里,家长住坐北朝南的正房,儿女晚辈分住东西两边相对的厢房;倒座的南房一般用作客厅或书房。如果有外院,东西为低于厢房的鹿顶房,为厨子、仆人居住。

  四面房墙合围构成的四合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仅体现了以家长为中心的封建家庭秩序,还营造了高度的私密性和亲和性。组成四合院的单体建筑,也无不体现着礼制思想的文化内涵和宜居模式。

  四合院的大门是出入口处,代表着住宅人家的脸面,表示着身份。受古代建造房屋的风水之说影响,胡同里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一般都将大门开在院落的东南角。此处为八卦中的“巽”位,在风水中是吉祥的位置,是柔润之风吹入的地方。胡同南侧的四合院,通常在北房西侧向北开门。

  明清时期,四合院住宅大门形制严谨。王府大门可以做到五开间或三开间。顶部使用琉璃瓦件,正脊两端上设吻兽,垂脊上带有仙人、走兽。规制仅次于王府大门的是广亮大门。大门占据倒座房一个开间,门扉设在屋宇脊檩下中柱位置,把门庭一分为二,使大门入口区域相对宽大敞亮,为此得广亮大门之称。在级别上略低于广亮大门的是金柱大门,大门也占倒座房一个开间,其门扉安装在中柱外靠近前檐的金柱位置,故称金柱大门。蛮子门的门扉更为靠前,设于两檐柱位置。一般为南方商人到北京经商,定居所住的宅院。南方人在旧时称“南蛮子”,为此北京人把这种门楼称为蛮子门。在中小型四合院中,如意门的运用较为广泛,与蛮子门不同之处是门扇缩小,在檐柱间砌了墙,只留出有限的门洞。窄小的门扇上设有两颗门簪,多雕刻“如意”字样。在北京众多胡同里,排列着墙垣式小门楼,即把门开在墙垣上,也称随墙门。可起脊,也有平顶。外观可简洁朴实,也可雕饰门庭,做得华美。这样的门楼里,一般为普通百姓

  居住。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从这首老北京耳熟能详的童谣中,可知门墩儿是过去孩童嬉戏缠玩的一个物件。门墩儿又称门座儿、门台儿,在建筑学上称门枕或门鼓。多为石质,也有少量硬质木材的。作用为承托大门转轴的下端头。明清时期,门前列放石狮是贵族高官的特权。一些品位不够的官员,对门外列狮生羡,又不敢违制乱来,便在门墩儿上另辟蹊径。将门墩儿前部延伸,雕成箱形石座,图案有古瓶、盘座等,上伏石狮。七品以下的官员在门墩儿上也不能列狮,只能雕笑面虎、金毛吼、双喜狗等。平民百姓只可把门墩儿雕为鼓形,也有八角形、葫芦形等形状的,雕出莲花、祥云等图案,祈盼福寿。有的门墩儿上雕刻喜鹊、梅花,喻意双喜临门。这些门墩儿雕刻不仅表达了院落主人的美好愿望,也是有着很高艺术价值的文物。

  住在大宅门的人家都讲究内修影壁,外建照壁。照壁是立于大门外的影壁,寓“吉星高照”之意。也用于遮挡对面房屋和不甚整齐的房角檐头,让走出大门的人有愉悦的观感。此外立照壁也能强化和突出宅第的庄重感。大门内的影壁虽为一段墙面,却是四合院空间重要的构成因素。影壁是由“隐蔽”谐音而来,意为隐蔽院内景物,不让人一览无余。另据古代风水学家讲,影壁立于院门内可使气流绕行,聚气则不散。《龙经》一书云:直来直去损人丁,立影壁可冲煞杀气。影壁处于入门正对面,使人产生进入四合院的第一印象。除遮挡住呆板的东厢房山墙,还能给人以宅院的神秘感。门内影壁有独立影壁和借山影壁两种。如果入口院落较窄,空间不大,可以在东厢房山墙上挑出屋檐,做出影壁形状,使影壁与山墙合为一体。如果前院宽敞,就可隔开山墙独立砌一影壁。影壁上端一般修成屋檐状,上覆方檐头和筒瓦,有硬山式、悬山式、清水脊等。影壁材质大多为砖石的,也有木质和金属的。关汉卿在其剧作《望江亭》中有词云:“转过这影壁观窥,可怎生死活独自个死临侵地。”表明作为隐蔽装饰的大门内影壁,在元代已有应用。

  走进大中型四合院,从前院进入后院,要经过一道垂花门。垂花门也称二门,一般位于前后院隔墙的正中,三层或五层青石台阶上。常见的屋顶形式是一殿一卷式,靠前院的屋顶为带正脊的悬山,后院部分则是卷棚悬山顶,这两类屋顶交接相连,称为“勾连搭”。垂花门外院平面有四根立柱,后面两根落地,而前边两根是“悬柱”占天不占地。悬于头上的虚柱柱头常被雕为饰有吉祥图案的方形、莲花样垂珠形、风摆柳形等。垂花门虽设于院内,却集中了屋顶、梁枋、台阶、门枕石、望板、砖墙等众多土木构件及装饰手法,从而成为四合院单体建筑中最精华的部分。古人所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是说宅中女眷到了垂花门就不要再朝外走了。垂花门是迎送亲友之地,妇女主宾在此话别,门上宽敞的屋檐能遮风挡雨,多说几句无妨。家中如举办堂会,垂花门处可充当舞台使用。

  廊是房屋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屋前檐的廊称檐廊。在古典园林空间中,廊惯用于联系其他功能性建筑,被称作游廊。一般会被设计得曲径通幽,以营造步移景异的视觉效果。四合院中的游廊大多围绕着内院展开,连接正房、厢房的檐廊,形成环廊。由正房到东西两侧厢房,都要拐90度角,从两侧厢房去垂花门,又各是一个90度角。这仿佛像正房主人把双手抄起来的样子,为此连通内院各房的游廊也称抄手游廊。垂花门两侧的游廊部分,通常为半面廊,即砌筑隔开前后院的墙壁,然后开什锦花窗。什锦花窗也称漏窗,有圆、方、多边形、桃、扇、卷书等多种形状,从里院可望到外院及倒座房。在美观的游廊中行走,下大雨也不用打伞,抄着手就可进出各房。这也是抄手游廊得名的又一说法。在一些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中,可看到随山游廊、穿山游廊、过彩游廊等不同名目的游廊,这些游廊依地势可上可下,可曲可直,自如随意,提升了府园的观赏性。

  过去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家人中辈分不同,所住的房屋也有分别。正房也称上房,是四合院中位置最显赫的建筑。四合院可以有多进院落,但正房却只有一处,是一家之主或长者的居所。正房位于四合院纵轴和横轴的交叉处,在房屋进深、面宽、高度以及建造材料、装饰等各方面都是级别最高的。正房一般为3间,王府里的正房可以是5至7间。正房中间一间开门,是明间,也称堂屋,两侧房间向堂屋开门,成“一明两暗”式格局。正房、堂屋是家长起居、接待贵宾、亲友和年节祭祀祖先之地,两侧暗间一般设置为家长卧室和书房。有的四合院为达到一定规模,又不超越形制,便在正房两侧接出较小的房间,左右对称。因其布局有些像头部两耳,故称为耳房。耳房可用作书房或放置物品。正房两侧的厢房,一般也是三开间,一明两暗,用作儿女的住处。东房南边一间通常是厨房。后罩房是四合院中最里一进院子的房屋,常占满整个后院宽度,开间较多。规模大的四合院,后罩房可建为二层,称后罩楼。什刹海柳荫街东侧的恭王府,在中、东、西三路院落的后部,长达150余米,建有俗称“九十九间半”的后罩楼。楼前檐出廊,后檐墙开漏窗,窗形有圆、方、桃、石榴、书、扇等,砖雕十分精美。

  庭院是居住空间的延伸,它把大自然圈到家庭生活中来,被认为是四合院建筑的灵魂。四合院以四面房屋围合,各面房都向庭院开门。方敞阔朗的庭院是居住者休闲、养生、健身、娱乐的重要生活场地。“天棚、鱼缸、石榴树”是老北京四合院院落中最为常见的景物。夏季炎热,很多四合院要搭天棚防晒避暑。讲究的人家高搭天棚,再开一天窗,装芦席卷帘,用绳索控制舒卷,随意拉合,让庭院处于阴凉状态。为更好采光,有的人家在天棚上还安装花式玻璃呢。在院内花架、葡萄架下,常能看到的是鱼缸。一般人家是圆、长方的大瓦缸,讲究的人家摆放精美的石缸。鱼缸造型多样,可以养鱼和种植荷莲等植物,既有观赏性,缸大盛水多,还有益于防火灭火。老北京的四合院不管大小,主人都会在意植树种花,让庭院花木扶疏,幽雅宜人。四合院院落中常见的树种有海棠树、枣树、丁香树、榆叶梅、夹竹桃、石榴树等。夹竹桃、石榴树象征着喜庆、红火,尤其是石榴树最招人待见。四合院中少则一两盆,多则十几盆,摆放庭院,引人注目。石榴多子,符合老年间人们多子多福的理念,让人寄托下希望。大型四合院除了纵向有几进院落,还会横向发展,多了跨院,扩大了庭院。主人加以精心营造,将叠石、水池、花篱、曲廊、月亮门等景物布置得疏密得当,尺度适宜,紧凑舒展,相连妥帖,观之愉悦,置身院中闲适惬意。

  2.胡同中的民俗文化

  北京的四合院是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体现了古代的理智思想,积淀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各种民俗活动一直是四合院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民谚说:“小小子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儿就是年。”腊月初八在老年间称“年禧”,从这天起即拉开了过年的序幕。过腊八最讲究的是喝“腊八粥”。住四合院的人家会将这一食俗计入日程,早早备下粥料。熬制腊八粥注重选用多样杂粮、米豆、干果等,多者可达上百种。大锅熬得粥成,先供佛堂、祖先,然后一家人坐一起品食。在天寒地冻之时,喝着营养丰富的美味热粥,自是其乐融融。

  腊月二十三是祭灶日。四合院中的大户人家要请一份“烧灶”,即把用木刻板印制的灶君祝融神像夹在木制牌板上,摆放于正堂供桌上。晚饭后在供桌供上关东糖、糖瓜、南糖等甜品。再放凉水一碗,草料一碟,此为灶君所骑之马而备。端上香炉、蜡扦等供器。由家中长者主祭上香,带儿女祭拜。祭祀完毕还要焚化为灶王爷裱糊的“升天”车马,这虽是件烧活,马身有飘动的鬃毛,车轱辘还能转动,制作很是精致。

  腊月二十四为扫房日。扫尘起源于古人驱除病疫的宗教习俗。这是一项相当累人又必须要搞的活动。王府的管家可指派下人们去做。一般住四合院的人家则是全家老少齐上阵,将室内家具陈设一律搬到庭院,擦拭干净,铜活一一打亮。各房要扫除上上下下、边边角角的蛛网、塔灰,使各处窗明案亮,一尘不染,以优雅的环境迎新。

  除夕到来,四合院的院门、房门门框上都会贴上大红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是贴得较多的春联。没有门心的院门上还会换贴新的门神,常见的是自唐代所传白脸儿秦叔宝、黑脸儿尉迟敬德的木刻版画像。“满园生辉”、“抬头见喜”的春条挂到了院内和房门对面。这使院外有点缀年景的装饰,院内也多了纳福迎祥的气氛。除夕吃晚宴,谓之团圆饭。这在很多四合院人家也有固定套路。一家人聚坐一堂,桌面上菜肴丰富,包括冷荤、大件、热炒、爽口菜、酱菜和主食水饺。席间家人多说吉利话,慢慢享用,可从掌灯吃到夜深。

  吃完团圆饭即开始守岁。四合院各房灯火通明。大人和孩童一起点灯笼,燃放花炮,有吃有喝,玩“升官图”进退棋。到了交岁子时,按习俗接诸神下界,各家在庭院里放供桌,点香烛,由长辈主持祭拜。接着将芝麻桔铺在院中甬路、各房门前,再铺到门道。家人踏上,称作“踩岁(祟)”。此后一家人齐聚堂屋,先向祖宗牌位、画像叩拜,然后长辈坐在堂上,接受晚辈行礼,送出压岁钱。从大年初一开始,住在四合院的大人们纷纷出门,提着点心匣,走亲戚,拜访好友。

  在正月十五的灯节,四合院的人家会扶老携幼到街市繁华地段,看绸缎庄、干果店燃放的花灯。观灯后买回几种不同馅料的元宵,煮好盛碗。一家人围桌团坐品食,取合家团圆、一门和睦之意。立春、夏至、端午等日到来,住四合院的人家也都有不同的纪念方式和食俗。八月十五中秋节更被看重。当日家人聚齐后,待圆月升起,祭月仪式即在庭院举行。由长辈主祭,可望空而祭,也可将刻有桂殿蟾宫图案的大月饼镶木架当神位,安放供桌,再供上月饼、团圆饼、果品等。祭后,一家人围坐赏月,分食月饼。

  诞生礼、婚礼、葬礼,是老北京人重视的三大礼,也是发生在四合院人家中的重大之事。老北京人认为,人生下来的头一件大事是“洗三”。洗三即给出生数日的婴儿洗澡。这一仪式由专以接生为业的中老年妇女(称接生姥姥)主持。洗三通常在午饭后举行,先在四合院门庭(大门内左侧厅房)正面设上香案,安放碧霞元君、琼霄娘娘等神像及贡品,由本家年长女主人上香叩首。家人端来盛放有槐条艾叶汤的铜盆,亲友按长幼次序各往盆中添一勺清水,并放入钱币,谓之“添盆”。然后由接生姥姥为婴儿洗浴。宋书《东京梦华录》有载:“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岁。”自隋唐以后,为小孩子办百日盛行民间。到清末时,北京多数人家不再给孩子办百日,而是办满月。当时办事的四合院门前搭红、黄两色彩牌楼,或挂红、黄彩球。院内高搭彩棚,设置茶座。正房红毯铺地,供桌安放碧霞元君、本命寿星、门神等神像名牌,高点红烛,左右设案,陈设所收的礼品。王府添丁,大办满月是一些官僚敛财的重要手段,被老北京人讽为“撒大网”。住在什刹海定府街的庆亲王奕劻以贪扬名,他有六位福晋(妻室),儿孙满堂。他在府中屡次为儿子办满月,再为孙子办满月,下面官员一次次都要用红封套装现钞“弥敬”致贺,苦不堪言。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一直被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住四合院的人家对办婚礼是相当讲究的。有童谣唱:“大姑娘大,二姑娘二,二姑娘出门子给我个信儿。搭大棚,贴喜字儿,龙凤围桌红官座儿……”这是说办婚礼要高搭大棚,贴红喜字。成亲搭的大棚称“喜棚”。喜棚为平顶,安装红漆木制栏杆,栏杆下围以彩绘挂檐。大户人家的喜棚可搭二至三层,将院内原来的房屋接高,四面相通,成为环楼。北部为宴会厅,东西两侧是茶座,南部是戏台,应办堂会、演戏所用。婚礼拜天地的房间称礼堂,可设在北房的明间,东边一间当喜房(洞房)。也可将礼堂、喜房合二为一,设在一间房内。喜房自是裱得四白落地,炕沿挂着红罗帐,帐前挂着一对红色宫灯,烛光和喜字相映,洋溢着喜庆气氛。

  四合院的人家家中有长辈过生日,晚辈都会为其贺寿。若是六十、七十大寿,办得更为隆重。大户、富豪之家在院内也要搭棚,邀亲朋好友来赴喜宴。寿堂安排在正房明间,寿星老儿身着福寿图案的衣袍坐在太师椅上,接受家人的叩拜和亲友的致贺。喜宴上必备的主食是长寿面。食后,庆寿的一家人还会和亲友共同观赏堂会演出。

  孔子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过去的人死了,有着隆重的葬礼。四合院里的长者故去,礼仪尤多。其灵柩要摆放在正房明间的正中处,这即是寿终正寝。办丧事要搭丧棚,起脊,能卷起来,既防雨,又美观。为接待吊唁的亲友,院内还要搭祭棚。王府办丧事不搭丧棚,要用特制的物件搭建“木殿”,以便停灵七期(49天)。木殿挡风遮雨,更为壮观、豪华。

  四合院房墙四围,合上院门,将喧哗噪声关在门外,里面一片恬静,是安适休闲的所在。里面的居住者注重休闲和保健养生,以琴棋书画愉悦身心,用古训礼教规范晚辈。通常,长辈对下一代的成长很是上心,寄予重望。小孩儿满一周岁会让孩子“抓周儿”,在床前设大案,上摆印章、经书、笔、纸、钱币、首饰、胭脂、吃食、玩具等,任其挑选,视其先抓何物,后拿哪件,依此测卜其志趣、前途和长大后从事的职业。

  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家长会请来私塾先生,安排在前院倒座房东侧一间让儿郎就读。以后,长辈就会在内院看孩子写字帖,背诵诗文。曾在什刹海金丝套居住过的冰心老人回忆,她十几岁随同父母到北京,住在一座大型四合院的跨院。具体住在哪条胡同,门牌多少,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院子里种满了鲜花,父亲为孩子们做了一架秋千。冰心领着弟弟们荡秋千、跳绳,还学着北京儿童玩“老鹰抓小鸡”。欢腾的景象招来了邻院的孩子,孩子多了,院子里也更有生气。冰心初到北京,家里并未安排她上学。她们姐弟便跟着舅舅认字背诗。冰心白天学好了,晚上再帮弟弟们复习一遍。都认准了、记住了,冰心就给弟弟们讲故事。这种现编现讲的方式,也是她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一种铺垫吧。

  优雅平整的四合院,是中老年人散步、打太极拳的理想之地,除了养鱼,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嬉戏玩耍的空间。男孩子们凑在一起斗蛐蛐、抖空竹、滾铁环、弹球、拍洋画;女孩儿在一块儿跳房子、跳皮筋、夹包儿、踢毽儿、翻绳儿。在夏季阴凉处,老奶奶还会摇着芭蕉扇,给围坐的幼童讲故事、说笑话、念童谣、破闷儿(猜谜语),很自然地让孩子们受到了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熏陶。

  3.胡同中的名人文化

  一个城市和地区,要有地标,也要有人杰。北京为几朝古都,是历代名人荟萃之地。北京的名人故居是具有城市胡同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历史文明的载体。由于元、明时期距今年代久远,包括清代,许多名人居住之地难寻旧迹,只知大体方位。但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做出过重大贡献,对北京和国家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及弘扬科学文化成绩卓著的人士,是中外闻名、老幼皆知的不凡人物。胡同中众多名人寓所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逸闻和中华民族建筑史的经典之作。

  与东城府学胡同相通的文丞相胡同,由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而得名。文天祥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之际,受命丞相,率兵奋力抗元,后兵败被俘,掳至大都。在押解大都途中,咏《过零丁洋》一诗,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名句。他被囚近四年,誓死不降,被处死于柴市。后人感念文天祥的爱国气节,在他被囚处建起祠堂,祠堂由大门、过厅、享堂组成,用以悼念。然而这里毕竟只是文丞相的囚处,而不是居处。

  东城西裱禙胡同23号建有一座于谦祠。明代中叶英宗年间,于谦任兵部尚书,在蒙古瓦剌部进犯北京时,他首创团营京师地方部队,选十万军士训练,部署于九门之外御敌。在北京危急、民众面临被涂炭之际,于谦率兵与强敌决战,浴血奋战五日夜,将敌杀退,成为北京城的保护神。然而这样一位忠心保国、有功于民的英雄,却在皇室争权内斗中惨遭杀害。后人爱戴他,把他曾居住过的西裱褙胡同故居改作祠堂,立塑像祭拜。故宅西侧建一奎光楼,两层,上层为魁星阁,悬“热血千秋”木匾。于谦祠在清代几次重修。

  宣武门南侧达智桥胡同12号,内有一座庙,称松筠庵,是明代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杨继盛号椒山,嘉靖朝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他一身正气,忠心报国,却遭奸臣严嵩陷害,饱受折磨处死。在后朝获平反昭雪。清乾隆年间杨继盛故居松筠庵改为祠堂,正堂内立杨继盛塑像。道光年间在祠之西南处建一“谏草亭”。祠堂院内回廊蜿蜒,景致幽雅。清末戊戌变法开始时,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1300多名举子来这处祠堂聚会,争相在康有为上皇帝书上签名,向都察院投送。汉朝时政府机构用公车接送应试学生,后来就把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叫做“公车”。康有为等举子上书,遂被称作“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政治运动,它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松筠庵作为公车上书的策源地也名标青史。

  清朝建立距今仅300多年,清代中叶后许多名人居住的宅第至今保持着房屋的原有格局,有的还是初建时的老样子。什刹海后海北侧的醇亲王府,其前身为清康熙年间权相明珠的府邸,也是其子纳兰成德的居住地。府中各路房屋建筑华丽,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今宋庆龄故居南楼前有两株“明开夜合”树(学名卫茅),树龄达300多年,相传就是纳兰公子当年亲手栽种的。纳兰成德自幼才华横溢,既精骑射,又擅文翰。参加殿试,得赐进士出身,官至正三品。康熙出巡京郊、山西、热河、东北、江南等地,都有他常随左右。纳兰成德虽在官场,却心仪于经史、诗词、书画之道,尤善填词。他年仅31岁病故,一生短暂,却留下大量著作,内容涉及诗词创作、经学、文史笔记等。而文字中成就最高的还是他所写的349首词。他的《长相思》词:“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至今被人所吟诵。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与其祖父曹寅,都与纳兰家族相交甚厚。曹雪芹居京期间,不时往明珠府拜访。他细致入微地观察了纳兰成德的生活环境,了解了纳兰的性格和经历。从小说《红楼梦》对贾宝玉的描写中,可以找到许多纳兰公子生活的印迹。难怪乾隆看了《红楼梦》后,也评论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也。”

  曹雪芹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祖上三代任江宁(今南京)织造。雍正年间,其父曹頫因宫廷之争受牵连获罪,被抄没产业,家道衰落。曹雪芹10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住在崇文门蒜市口(今广渠门内大街207号)一处十七间半房的地方。他住在南城,却常在什刹海一带走动。除了对后海的明珠府熟悉,对后海南边的恭王府也相当了解,且对恭王府北部花园——萃锦园的诸多景点的建筑布局、方位特色、情趣所在、动人之处,烂熟于心而写入《红楼梦》中,致使一些红学家不断考证,提出《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大观园就是恭王府及花园之说。曹雪芹在京城生活期间,不仅常到什刹海一带访贤会友,还在什刹海后海南侧居住过。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北口外,曾有一口古井,是一个卖水棚铺,周围建有一排低矮的小房子,此处故称“水窝子”。曹雪芹一家就在这里租了三间房住下,不是生活“贫极”,是不会住到这里来的。后一家人在城里吃穿都没有着落,于是再次搬走,去了西郊香山黄叶村。曹雪芹在那里创作写成了《红楼梦》。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在北京的会馆中居住过。老北京的南城曾建有许多会馆,绝大多数分布在宣武门外。到了清光绪年间,会馆总数达到400多所。会馆主要是为来京应试的举子而设的,筹建会馆常由本乡有名望的官僚发起,联络在京的文武官员、地方士绅和商贾,共同捐款集资修建。会馆的规模大小不同,大的会馆有三四进院落,有纪念祖先的乡贤祠,有演唱堂会的戏楼,还有跨院、花园等。小的会馆只有一个四合院。在宣武门外大街路西103—107号的安徽歙县会馆内北院,曾居住过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财政官员王茂荫。咸丰年间,王茂荫在任监察御史时,上奏《条议钞法析》,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兑现银两的钞票,并提出了防治通货膨胀的办法。朝廷采纳了王茂荫的提议,发行了官票宝钞,但却没有采用他的防弊建议,致使“钞无法取钱”,宝钞成为废纸。货币改革失败,王茂荫受到严厉申饬。王茂荫的财政改革在国内受到非议,却得到了远在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誉,并将他的货币改革做法写进了《资本论》附注。

  戊戌变法的发起和领导人康有为曾居住于菜市口米市胡同43号广东南海会馆。他住的是会馆北跨院中间的一个小院,当年院中种有七棵树,小院又称“七树堂”。三间西房为康有为的卧室,北房四间是书房,因其中一间结构似船形,康有为为其取名“汗漫舫”。康氏在此居住达16年,其间,写过许多诗文,编纂了大量书籍,并和他的同仁多次策划戊戌变法的变法方案。戊戌变法的另一领袖梁启超,初到北京居住于菜市口南粉房琉璃街(今为115号)广东新会邑馆的三间北房中,并在此完婚。梁氏在民国后任司法总长,寓所在北新桥南的北沟沿胡同(今为23号)。宅院为三进四合院,有花园、花厅、游廊等,幽静典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居住于菜市口北半截胡同(今为41号)的浏阳会馆里。会馆前院的五间西房中居中三间是其住处,因门前有两棵老槐树,枝叶茂密苍翠,谭嗣同自题寓所为“莽苍苍斋”。中间一间为会客室,北边的套间是卧室,南边的套间作书房。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在此常作彻夜长谈,研究变法。变法失败,谭嗣同并不避走,决心以身殉国,并在会馆就捕。

  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故居坐落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今为11号)。张之洞曾任两广总督,主持兴建了汉阳铁厂,其创业艰辛,成就卓异,昭示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坎坷历程。他晚年还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地位显赫。在他所住的大宅院里,最有特点的建筑是临前海平列的三幢小楼,名为“望海楼”。前有中楼,七间阔,站在小楼上可一览什刹海东、北、西三面的河湖水色。楼房前后有游廊、假山、亭阁相连,但与传统的平房四合院有所区别,这也表现了故居主人与众不同的变革思想。

  护国寺街北部棉花胡同中段路东(今为66号)的一座宅院,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领袖蔡锷将军的故居。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他担心云南的蔡锷有才而拥兵自重,深以为患,便将蔡锷调到北京,委以虚职,实则将其困住。蔡锷住进袁世凯为他安排的棉花胡同寓所,是一所不太标准的二进四合院,外院有北房、南房和东房各三间及倒座房五间,经过一段走廊进入内院。内院有北房、南房和东房各三间,房屋一般。蔡锷就在这里困居了两年。相传他得到名妓小凤仙相助,寻机逃出北京,返回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并在鏖战中取得大捷。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又都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南陈北李”之称。他们都曾在北京居住和从事革命文化活动。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文科院长,从上海迁京住到东华门大街北侧的箭杆胡同9号。他所创办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也随同于此。这是一座小四合院,坐南朝北,院落方正。有北房三间,硬山合瓦青水脊;东侧有耳房一间半,另半间辟为街门;院内另有南房四间,东房二间。陈独秀在此居住了大约两年后,与《新青年》编辑部一起返回上海。

  李大钊在1918年1月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从河北乐亭大黑坨举家进京,住在宣武门西北处的回回营(后称闹市口南街)2号。迁回老家一段时间后,在1920年初再次举家入京。住进了闹市口东边的石驸马后宅35号(今为文华胡同24号)。院门坐南朝北,四合院中有北房三间及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北房是李大钊的起居室,西厢房是客厅兼餐厅,南房三间无隔断墙,合为一大间,三面摆放了四个大书架,靠北边窗前放置一个大书案。李大钊在此居住期间,在《晨报》副刊《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提出:“凡是像中国这样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深刻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不踌躇地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战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李大钊一家在这个院落里住了将近四年。以后又迁往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和府右街后达坑朝阳里(今为后达里)4号院居住。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后杀害。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两度来到北京。1918年9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到京,先住在菜市口南边烂缦胡同路西的湘乡会馆。不久住进鼓楼北边豆腐池胡同9号的杨昌济老师家。杨宅为二进小四合院,坐北朝南,里院有北房四间。外院有南北房各三间,南北房之间有一段隔墙,中开四扇屏门。南房为两明一暗,两明间为会客室,靠门道的一间作为临时来人住宿用。毛泽东和一起来京的蔡和森就在这个单间暂住。后来由于同来的人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他们便又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租了三间房,得聚一处居住。1920年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来京,住进了北长街20号的福佑寺。一行人用木椅、木板搭起通铺,住在后配殿。他们还在寺里设立了平民通讯社,每天发送稿子给报馆,揭露张的祸湘罪行,报道驱张运动消息。毛泽东在此居住和活动期间,曾拜访了住在西直门内八道湾的鲁迅和住在南池子路东缎库胡同8号的胡适。

  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在北京居住生活了15年。他在北京先后有四个居处。到京后先是住在菜市口南边的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七年后,鲁迅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今为11号)的一个宅院,有老式房屋十几间,由一家人居住。1923年,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新居处是一座小四合院,鲁迅租住了三间小北房,虽然住处狭窄,他仍然写下了一批小说和评论作品。八个月后,鲁迅向朋友借钱买了白塔寺西面宫门口西三条21号院旧房,加以改建。院内有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鲁迅在这所幽静的小院里居住了两年多,是他远赴厦门任教前的最后住宅。

  著名学者胡适在北京有五处故居。1917年8月,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胡适,接受蔡元培的北大教授之聘来到北京,住在北大教职员“卯”字号宿舍。这一年陈独秀和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入住箭杆胡同。胡适受约成为《新青年》轮流编辑之一。为方便编辑工作,胡适与另一轮流编辑、安徽六安同乡高一涵同租下了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的院落。当时该院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两间套房。这个住处距北京大学和箭杆胡同杂志社办公地都不远。在此居住期间,胡适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军人物,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如《历史的文学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他还有一些开创性的文学尝试,如发表的白话诗,是我国最早一批新诗创作;发表的剧作《终身大事》,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话剧创作。随着家中儿女出生,胡适与家人又先后迁居钟鼓寺(今为钟鼓胡同)14号、北海东边陟山门街6号、地安门米粮库4号、王府井北大街东厂胡同1号几处居住。

  清末和进入民国后,菜市口一带和前门外,会馆和戏园扎堆,致使周边居住了众多文化名人和梨园名角。在菜市口西北部,上斜街50号,是清道光年间思想家、诗人龚自珍的故居。其东边不远,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的故居。在菜市口东北部,海柏胡同16号是清康熙年间文学家朱彝尊的故居。其东南方的魏染胡同30号和棉花头条1号又有近代文化名人邵飘萍和林白水的故居。在菜市口东南部,贾家胡同31号的莆阳会馆,相传林则徐在此居住过。其西南边珠朝街5号的香山会馆,1912年8月孙中山到此参加集会,后改名“中山会馆”。

  在菜市口东北部,椿树下二条1号,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故居。往南的山西街甲13号是“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故居。在他们居所的周围,还有几处戏曲名家聚居地。椿树头条东口居住过“四大须生”之首的余叔岩。椿树上二条西口住过有“金霸王”之称的著名花脸金少山。在椿树上三条居住过的京剧名家有好几位,荀慧生曾在中段路北的11号宅院居住过较长时间。西边路南小院居住过“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东边路南小院居住过“四小名旦”之一的毛世来。在菜市口东侧棉花胡同一带,也聚居了多位梨园名家。棉花头条居住过名武生张云溪;棉花上二条居住过名小生刘雪涛;棉花上四条居住过“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棉花五条居住过名小生叶盛兰;棉花下六条居住过名丑萧长华;棉花上七条居住过著名“铜锤花脸”裘盛戎;棉花八条居住过名丑马富禄等。有“鼓曲大王”之称的刘宝全也曾在棉花八条1号居住。

  名人故居,名人文化,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政治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元、明以来,有如此众多的名人和社会各界名流居住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里,与他们联系、交往、走动的又有一个个名人圈。由他们的身世沉浮,社会影响及引发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传说故事、珍闻逸事,成为了引人注目的闪光点,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诸多胡同中的名人故居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也因此通过文字记载,口口相传得以张扬。

  4.胡同中的商业文化

  为满足胡同居住者的生活所需,串胡同售卖食品、用品,提供服务和修理的各类小贩应运而生。小贩在胡同里通常以大声叫卖吆喝,使用各种响器,告知自己的到来,形成北京城极有特色的货声。这种货声一年到头,时时而来,也被称为没有休止符的“胡同交响乐”。

  串胡同叫卖东西,有些商品的销售是很讲季节和时间性的。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北京人要祭财神,祭品多用活鲤鱼,取“年年有余”的寓意。初一一早必有小贩挑着盛鱼水的木盆走街串巷吆喝“买活鲤鱼哎!”一路叫卖。正月十五前后是吃元宵的日子,小贩挑的担子前边有火炉和锅,后边柜子里有多种馅料的元宵、水桶、碗筷,现煮现卖,吆喝出来是:“筋道嘞,滑透嘞,桂花味的什锦馅元宵啊!”农历二月小贩趸来活虾卖。还有的叫卖以彩纸、秫秸扎制的小鸟、蝴蝶等小玩具,吆喝道:“小玩意儿,独一份儿,小孩玩着真有趣儿。不给买,噘着嘴儿,一对儿一对儿掉眼泪儿!”三月,小贩卖茵陈,吆喝:“买茵陈嘞,泡酒喝!”茵陈即蒿子秆儿,相传开春食用去火气,可凉拌吃,也可泡酒。有的小贩挑担卖蛤蟆骨朵儿(蝌蚪),和螺蛳一起卖,吆喝:“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嘞!”还有的小贩卖一种“热车”,以彩纸糊轿车,轮子能转动,拴上活的屎壳郎拉车,吆喝:“大骡子大马,一个子儿(大铜子儿,俗称一大枚)买俩!”在如今的人看来,拿屎壳郎玩很不卫生,但在那个时代“热车”却能给穷人家的孩子带来不少乐趣哩。

  阴历四月初,小贩卖起清水杏,吆喝:“清水嘞,杏儿嘞,粘了蜜嘞,不酸嘞!”小孩子拿一大枚可以买一把青杏,外带用木棒绕着的一团用白关东糖制的“蜜”。用两片青杏夹一点蜜,吃起来酸甜可口。四月卖黄花鱼的小贩多,各种新鲜蔬菜也相继上市。卖菜的吆喝:“沟葱、芹菜、辣青椒咧,黄瓜、扁豆、嫩蒜苗咧!”“来嗨——野鸡脖儿的韭菜!”五月甜瓜上市,小贩叫卖:“捡样儿挑哇——老酥瓜、老腌瓜来!”月末天气渐热,小贩推车进胡同卖酸梅汤,口中吆喝:“又解渴,又清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弄碗尝一尝——酸梅的汤儿来,又一个味儿来!”六月蜜桃上市,小贩吆喝:“一兜水的大蜜桃——酸了肉了管换喽!”卖西瓜的推车在胡同切瓜摆摊,叫卖:“吃来呗!闹块儿咧,杀着你的口儿甜咧,两个大咧!”

  农历七月秋梨进城,小贩或挑担,或推车进胡同贩卖,吆喝:“嫩白梨耶——藕芽嫩的大鸭梨耶!”酸梨熟烂适老人口,小贩直接叫卖:“买烂酸梨喽!”卖新下秧煮白薯的小贩高声吆喝:“栗子味的白薯哎!”“锅底儿来,烂糊的给!”八月城里少青菜,小贩也有得卖,吆喝:“哎——黄豆芽子、豆芽菜哎,大芽豆哎!”“腌雪里蕻嘞,腌芥菜嘞!”九月柿子上市,小贩吆喝:“大柿子,喝了蜜——涩了管换!”另有小贩抱着插满用山楂、海棠、山药、荸荠、橘子瓣等制作的冰糖葫芦稻草桩子,吆喝:“葫芦——冰糖的,蜜嘞——糖葫芦!”

  农历十月天气渐凉,胡同里卖炭和保温用品的小贩多起来。有的小贩叫卖干果:“熟蔫儿嘞——黑枣!”“缅甜山里红——就两挂(身上挂得再多也这样叫卖)啦!”十一月水萝卜上市,小贩吆喝:“好吃的萝卜赛过梨来——辣了换!”老北京人冬夜不外出上厕所,用夜壶。这个月份常有小贩高声叫卖:“买大夜壶哟!”进入十二月,住在胡同里的人家开始准备过年的物品。卖关东糖、糖瓜儿、蜜供、佛龛、皇历等食品、物品的小贩在胡同里川流不息。还有的小贩背着布包祔售卖年画、门联,吆喝道:“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买横批,饶福字儿!”

  胡同里的一岁货声,就这样如此循环往复,一年年持续不断。按节庆、天气变化,善于捕捉商机的小贩们会恰到好处地叫卖应时货品,正月十五卖元宵、灯笼,五月节卖粽子、艾草,八月节卖月饼、团圆饼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饹饼摊鸡蛋”,临近各伏的日子口,小贩会适时而来,叫卖各种馅料饺子、杂面、大饼、鸡蛋等,冬至则讲究卖馄饨。

  有些人们一年到头经常要吃的食品,不讲季节性,却有时间性,小贩会大体按时辰串胡同贩卖。一大早有卖杏仁茶、大麦米粥、烧饼、麻花、蜜麻花(糖耳朵)等早点售卖。九十点钟有吹糖人的、卖奶酪、江米藕的、卖蜜饯红果、核子糕等小甜食的小贩出现。11点有卖半空儿(瘪花生)、铁蚕豆、玫瑰枣等零食的小贩走动。午间则有卖熏鱼肉、驴肉、羊霜肠、卤煮炸丸子等小贩来胡同经营。到下午两三点钟,卖卤鸡蛋、芸豆饼、茶汤、莲子粥、扒糕的小贩在胡同挎篮、推车,纷纷现身。傍晚前后,卖羊头肉、煮羊杂碎、豆腐脑、豆汁儿、油渣儿等众多小贩吆喝买主。过了晚饭时间,卖水萝卜、瓜果梨桃的小贩又是一阵叫卖。再晚些,是老年商贩走胡同,以低沉的叫卖声告知卖硬面饽饽的来啦。直至夜深,还有小贩在胡同口卖卤煮炸豆腐,挑着圆笼、小砂锅,带卖烧饼、火烧,吆喝出来是:“卤煮嘞,炸豆腐嘞,炸丸子开锅——哎,热烧饼,茶鸡子儿嘞!”

  串胡同的小贩一路行走,一路捂着耳朵,扯开嗓门,以叫卖吆喝推销自己的货色,这种“广告”无须花费,有条好嗓子就能打开销路。但叫卖吆喝也不是仅凭嗓门大、喊声高就能有益于生意的。好的吆喝,隔得老远就能让人听得真真的,而且生动风趣,让人爱听,随后走出院门买你的东西。叫卖吆喝者在售卖物品过程中,融入情绪,运足气力,按照流传下来约定俗成的喊法,不同货物以不同的韵律曲调,或高亢,或嘹亮,或低回,或婉转,或悠扬地喊唱出来,这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宣泄,也能一展艺术表演才能,在忙于生计的同时自娱娱人。相传清末曾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皇太子)又废掉的溥儁,有钱大肆挥霍,到了民国时期生活窘迫,他就在地安门、后门桥一带胡同里做起了小买卖。他挑着酱菜坛子,一路走一路吆喝:“臭豆腐——酱豆腐,卤虾——小菜儿——酱黃瓜。买臭豆腐——香油白饶哟!”他吆喝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引得不少人走出家门看个新奇。

  好的吆喝,很有穿透力。住在深宅大院的人即便听不清字音,通过耳边传来的昂扬顿挫曲调,也能知晓门外走动着的是卖何种物品的小贩。各种腔调的货声从清晨响到深夜,终日不绝。清末有书记载,清脆的货声还传到紫禁城大内之中,年少的同治皇帝听到后心生好奇,循声悄悄只身溜出东华门,在东安门的小摊上买果子干吃。他吃罢却掏不出钱给付,幸好太监尾随追至,方得为他“买单”。

  看似简单的小贩叫卖吆喝,早在明代时即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注意。明代雅士史玄将京城叫卖称为“唱卖”,在《旧京遗事》一书中写道:“京城五月,辐辏佳蔬名果,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何人担市也。”他认为,唱卖之人得内蕴感情,外昭节令的生活之籁,能体现京文化的厚重,但也不全是畅快之悦和诗情画意,他在书中还说:“京城三月时桃花初出,满街唱卖,其声艳羡。数日花谢将阑,则曼声长哀,致情于不堪经久,燕、赵悲歌之习也。”这里说的是卖花小贩在花期盛、衰时吆喝上的变化。实则小贩谋生不易,在昏黑之夜,或凄风苦雨中踟蹰向前,叫卖声中也含有辛酸和眼泪。20世纪30年代作家潘漠华对老北京的叫卖深有感触,在《在我们这巷里》一文中提到:“想起这种种的小贩声音,其中有一个卖鸭梨的,声音尖利而纤长,像一位女性的高声的哀呼。”“说不出的熨帖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那不能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在文学家的笔下,京城居民习以为常的叫卖声竟有着如此凝重的情感色彩。

  在这竟日持续演出的“胡同交响乐”中,小贩们除叫卖吆喝,一些人还使用了“响器”。因为一些生意不便吆喝,号称“八不语”,即卖掸子的、修脚的、绱鞋的、劁猪的、锔碗的、行医的、剃头的和粘扇子的。有的是不好吆喝的,卖掸子的呼喊:“买大掸(胆)子嘞,好大的掸(胆)子!”听到的人会吓一跳。修脚的嚷叫“给您修修”,锔碗的张罗“给您锔上”,说的听的都会觉得不得体。响器以吹、拉、敲、摇、晃、拨等不同方式发声作响。卖烧饼、麻花的敲一种带木把的梆子,梆子以长20多厘米空心木头制作,小贩一手握梆子木把,一手以木棍儿敲击。卖香油的小贩也敲木梆,但他们的梆子不带把儿。夏季卖酸梅汤,冬季卖干鲜果品的小贩敲响的是冰盏儿,冰盏儿是以生黄铜制成的两只小铜碗,在一手中敲击出清脆之声。打冰盏儿技艺高者能打出“斗狮子”、“双秧歌”等花点儿,让人乐于聆听。

  打鼓收旧货的小贩所敲的小鼓也有两种,夹包收买珠宝首饰等细货的称“打硬鼓儿”的,鼓儿小,鼓心仅半寸大小,敲起来声脆。挑筐收买杂货的称“打软鼓儿”,其鼓略大,一敲响而不脆。两种鼓都以藤条作鼓槌,别看鼓小,敲起来能传声半条胡同。卖炭的小贩也打鼓,用的是一种手摇鼓,鼓面是羊皮的,两侧各挂一小坠,摇动鼓柄便发出“嘣、嘣、嘣”的声音。推车卖针线、香粉、梳头油、香皂、雪花膏的小贩手摇的是另一种带坠的响鼓,俗称拨浪鼓。剃头小贩手拿的响器叫“唤头”,上宽下窄,像一把大镊子,用铁棍儿从中间往上一拨,能发出颤微微的金属声响。磨刀人一边吆喝“磨剪子来——锵菜刀”,一边晃动以木柄夹带的五块铁片,发出“哗哗”的声响。这件响器称之为“报君知”。

  供敲打的响器名目繁多,卖橱具的小贩用棍儿敲打一个瓢。卖瓦盆的小贩用小木槌敲盆,卖铁壶的小贩用铁棍儿敲壶底。修脚的有的敲打竹板,有的持一个小木凳敲之,想修脚的人闻声而来。供敲打的这个小木凳讲究以硬木制作,这一来就比一般木凳要贵重,送入当铺典当抵押,写在当票上也有个名目曰:“对君坐”。另有一些响器也很别致,夏日卖折扇和修折扇的臂上挎一个小木柜,装有扇面和工具。柜子外侧木架安装了二三十个小铜铃,行走中铜铃叮当作响。江湖郎中串胡同看病,手拿串铃,用熟铁片打成的圆环中装进几粒钢珠,比镯子还小,一经摇动便发出一连串铃声。老年间北京有修皮鞋砸鞋钉子的小贩,担子一端挂鞋墩,下有一锤,上联铁柱,柱尖有一铁疙瘩。行走中墩锤相击,发出叮当之响,就是货声了。春节前后燃放爆竹,卖摔炮的小贩身带摔炮贩卖,看到孩子聚集便凑近掏出一个摔炮,往硬地或墙角摔去,爆出脆响,吸引孩子购买。这算得上是一种独特的促销响器了。

  以敲打各式铜锣为响器做生意的人有好几种。盲人算命打响的一种镗锣,直径六寸,以较厚黄铜片制成,用横木系住锣边两侧,当中连一木槌。盲人一手拿马杆摸索行走,一手即可持镗锣敲打。卖芸豆面食的小贩,善捏各种有糖馅的小动物,手拿一个有柄的小糖锣,再以一个带铁头的细棒敲打。卖糖果小贩用的糖锣没有柄,用丝线拴着,一手提线,另一手用扁长木条敲击。锔锅锔碗的小贩肩挑两个小木柜,在两端木柜上各悬挂一个小铜锣和一个小铁球,小贩挑担随走随碰撞出叮当之声。

  当胡同里敲响嘡嘡的大锣声,这回来到院门外的不卖东西,而是卖艺。艺人敲响大锣,把住家老幼从院子里唤出。人们在胡同空旷处围成一圈,木偶戏开演了。靠墙处支着一个小戏台,两边有上下场两个小门儿,两个表演者缩在戏台下的布罩里,一个敲敲打打,一个又唱又念,舞动偶人入戏。常演的节目有《猪八戒背媳妇》《武松打虎》等。演完一段,布罩里的表演者就会走出向围观者讨钱。打大锣招徕街坊观看的,还有耍猴、耍耗子的。猴子能听话地挑着担子绕圈儿,会打开一个木箱换面具戴,戴完孙猴儿的,敲锣走一圈儿,又戴个大花脸的,再换个瓜皮小帽……耍耗子的能让小白耗子表演爬竿儿、悠杠子、踩木轮车水等。胡同里的大户富贵人家有喜庆之事,讲排场、约戏班、花大钱、办“堂会”。小家小户不能攀比,可他们也有排遣寂寞的办法。有的爷爷为了哄孙子高兴,把耍猴儿的叫到院中,敲锣让猴儿表演一番,花费不多,却也让家里小孩子很是快活。

  小贩挑担、推车、挎篮、背箱,进胡同叫卖物品,所携货色和数量有限,且逗留时间短暂。许多胡同里经营有油盐店、杂货铺。油盐店备有油、盐、酱、醋、小包茶叶、花椒、大料、酱菜、糖果、点心、鸡蛋、挂面等食品。杂货铺专卖针头线脑、小文具、肥皂、染料、盆、碗、窗纸、豆纸(揩便)等。在贫民居住的杂院里,还有一种小摊、小铺,小本经营,多为几个大子儿的买卖,到此还能以破烂儿换取灯(火柴)。小孩子拿着一个子儿前来,可以挑选玻璃球、洋画、糖球、棒糖、“核子糕”(江米粉制小碗盛红果糊)等。有的胡同里还开着小酒铺、早点铺、小饭铺、剃头铺等。出胡同口的街面则排列着饭馆、猪肉铺、羊肉床子、糕点铺、干果铺、药铺、服装店、鞋帽店、钟表店、珠宝店、茶馆等,成为一处处繁华的商业地段。这些大店、大铺号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在胡同里。可以说,有了胡同住户的生活需求和文化融合,才使老北京的商业文化愈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社科普及活动

2017北京社科普及周

2017北京社科普及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社科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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