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曾经在西郊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园林建设，统称为“三山五园”。近年来，学界对于“三山五园”这个称谓或概念的界定仍是共识与争议并存。学界普遍认同“三山”代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而对于“五园”所指却存在相异的看法和观点。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五园”指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对此，学者张恩荫先生则认为“三山”除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外，还应包括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而“五园”只是涵括“圆明五园”——即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后来演变成为对西郊皇家园林的泛称。

　　实际上，西郊的山并不止三座，西郊的园林也并不止五个（仅皇家园林也不止五个）。这种大规模建造园林的活动，使北京历史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一方面，使北京地区的园林文化成为集中国园林文化之大成的典范；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若干域外园林文化的因素，堪称世界园林文化的杰出代表。“三山五园”概念内涵丰富，外延拓展，相互之间具有共通的文化属性和不可割裂性，使这个皇家园林体系更趋壮大和完整。

畅春园绘图

　　在中国古代，都城之所以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因为历代帝王皆在这里建造有宏伟的宫殿以供其生活，而皇家园林则成为宫殿的附属设施。但是，到清代建造三山五园之后，帝王们的大多数生活就从皇宫迁移到了园林，许多重大政治决策的筹划和议定也是在这里，而且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因此，三山五园也就成为与紫禁城并列的一个政治中枢，可以说，一部三山五园史，就是半部大清史。

　　清代，顺治帝经常在紫禁城以西的西苑居住，有时也到北京城南面的南苑留居。康熙帝则把自己的落脚点向西郊迁移。在京西玉泉山，金代时正在这里修建玉泉行宫，金、元两代燕京八景之一的“玉泉垂虹”就在这里。康熙十九年（1680），在对“三藩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康熙帝便首先将被瓦剌军烧毁的前朝玉泉山故园改建成行宫，赐名“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又改名“静明园”。乾隆朝对静明园大兴土木，筑成静明园十六景，并命名玉泉山的泉眼为“天下第一泉”。

　　康熙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康熙帝两度南巡后，在明代国戚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旧址上建造了畅春园，作为“避喧听政”之所，从而掀起了京西园林兴建的高潮。康熙朝很多朝政、国事，都是在这里商议处置，逐渐的形成了北京城之外的一个新的政治统治机构中心区。由于康熙皇帝把畅春园作为其长期居住和处理国家政务的政治中枢，清朝的王公贝勒、满汉大臣也纷纷迁移，在附近置别业落脚。康熙还将畅春园周边土地赏赐诸皇子、王公大臣建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赏赐给四子胤禛的圆明园。

　　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前明的一片私家故园赐给了皇四子胤禛，胤禛遂依其“林皋清淑，波淀渟泓”的自然条件，因山形水势布置成一座取法自然的园林，康熙帝亲题园额为“圆明园”。胤禛即位后，将此赐园加以扩建，其扩建工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将原来圆明园的中轴线继续向南延伸，在原来苑囿南侧扩建包括大宫门、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左右朝房和军机处、六部各衙门储值房等宫廷区，使之成为清王朝统治政权中枢办公区。这部分扩建的具有紫禁城外朝宫殿职能的建筑群落，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宫廷建筑要求，围绕着中轴线兴建左右对称的建筑。然后，雍正将其原有的赐园分别向东西和北面扩展，构建曲水岛渚，增设亭榭楼阁。最后，开始安排拓展福海，加大其水域面积，并在周边增修新的建筑群落。雍正不仅在其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着手扩建圆明园，雍正三年（1725年）又诏令将圆明园升为帝王离宫。圆明园从一个只是皇帝、王公大臣休闲的娱乐场所，转换为北京皇城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这意味着北京的城市功能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又在圆明园东增建了长春园，二十四年（1759）在长春园内添建了俗称西洋楼的仿欧洲式样的宫廷建筑；后又在圆明园的东南建造了绮春园（同治朝改称万春园）。

圆明园建筑残迹

　　乾隆年间，京西皇家园林建设达到了顶峰，“三山五园”全面完成。乾隆七至九年（1742—1744），建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后又有廓然大公、文源书阁等多项续建；十至十二年建成长春园，后又有西洋楼、狮子林等多项续建；三十四年修建并命名绮春园（此园在嘉庆年间建成）；后又将熙春园划归圆明园，号称“圆明五园”。乾隆十至十一年，在香山行宫的基础上建成二十八景，赐名静宜园。十四年冬，曾对西北郊的水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治理。次年三月，将瓮山改名万寿山，金海改称昆明湖。同年在圆静寺废址兴建大报恩延寿寺，为其母孝圣皇太后翌年六十万寿祝厘，同时在万寿山南麓相继建造多处厅堂亭榭廊桥等。乾隆十六年，改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十五至十八年，在玉泉山静明园基础上扩建成十六景，后又有妙高寺、圣缘寺、涵漪斋等续建工程。十四至十九年，基本建成万寿山清漪园，后又有须弥灵境、苏州街、耕织图等续建工程，到乾隆二十九年全部建成。

20世纪二十年代的十七孔桥

　　清漪园由昆明湖、万寿山两部分构成。昆明湖水面面积为二百二十公顷，占清漪园的三分之二。万寿山部分主要以佛香阁建筑群落为主体，在不足60米高的万寿山南坡，采用因山构室的建构手法，从昆明湖畔的建筑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多宝殿等依山而建，用一层一叠的挺拔建筑，从视觉上将山的高度提高，而山顶的佛香阁与山势浑然一体，既有临山而建的高耸气势，又与万寿山山体相呼应，无形中将万寿山山势也烘托起来。这种建筑设计手法，显示出清代北京皇家园林规划、设计所具有的高超能力和水平，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皇家园林艺术发展的巅峰状态。

　　除此之外，还在乾隆十六年前重修和新建了长河沿岸的乐善园、倚虹堂行宫、紫竹院行宫以及万寿寺和五塔寺的行宫院。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二年在万泉庄建成了泉宗庙行宫。三十九至四十一年，在玉渊潭畔建成钓鱼台行宫，等等。完成这些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需要倾全国物力，集无数精工巧匠，填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集国内外名胜，还有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

民国时期的万寿寺

　　关于清代西郊皇家园林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皇帝避暑与环境的需要，正如雍正帝所言：“宁神受福，少屏繁喧”。来自东北的满洲统治者入关后，对北京盛夏干燥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紫禁城虽金碧辉煌、宏伟壮丽，但那里的环境并不宜人，春季风沙大，夏季酷热，冬季寒冷。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火灾后，为了防火和宫内安全，加高了宫墙，砍去了高大的树木，使得宫廷居住毫无山水之乐。

　　第二，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实力为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奠定了基础。西郊园林大都营建于康、雍、乾时期，而这时正值盛清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第三，京西有山水之胜，水源充足，林木茂盛，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玉泉山、万寿山、万泉庄、北海淀等多种地形，植被及自然环境都颇为突出。正是因为山水俱佳的优美环境，早在辽代时封建帝王就选中这里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到了明代，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就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大片土地被一块块占去。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规模宏伟，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后米万钟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幽雅秀丽的“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思。明清易代之时，清华园和勺园逐渐废弃，但遗址尚存。于是，清在其基础上重建园林，开凿新的水道，将造园面积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了“三山五园”的格局。

　　清代三山五园的兴建，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圆明园的增扩建和皇家苑囿中以清朝皇帝为中心的统治政权机构迁移，使清代北京城市大格局产生重大变化。从明代北京城内，皇城、紫禁城中央政权集中区域所形成的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在清代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发展的过程中被完全打破。作为都城的北京，不再是明永乐年营建时划分清晰的皇城、紫禁城为北京城政权统治区域一个政治中心的状态，而变成北京内城的紫禁城与西郊的圆明园新的政权机构“双中心”的城市政治格局。这种变化，无形中扩大了北京城市功能的外延，从城市物理空间上，形成了清代北京城市发展的新特征。

　　康熙二十六年畅春园建成，开启了三山五园作为政务副中心的序幕。畅春园之后，雍正帝扩建圆明园，此后直到咸丰十年，圆明园一直是清代北京名副其实的政治副中心。具体而言，除去为前朝皇帝服丧的年头之外，雍正帝平均每年驻园210天。雍正十一年，全年共计355天，皇帝有246天生活在圆明园里，占全年天数的百分之七十。乾隆帝年均驻园126天，紫禁城宫居时间年均110天。乾隆帝的活动范围较大，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东巡等之外，还是园居的时间更长一些。乾隆二十一年，有闰月，全年共393天，乾隆帝去热河、曲阜等地120日，其余居大内105日，居圆明园168日。嘉庆帝驻园时间年平均162天，宫居时间年均135天；道光帝驻园时间年均多达260天，宫居时间年均不足91天；道光三十年，这一年有闰月，皇帝在园的时间高达354天。咸丰帝在1860年出逃避暑山庄前，驻园7年，年均时间也达217天。

　　相比之下，清代的紫禁城使用率非常低，尤其是象征皇权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虽然在建筑上极尽高贵和豪华之能事，但它的主要用途是举行大朝会，例如新皇帝登基，以及皇帝生日、元旦、冬至这三大节日。再有，就是重要的祭祀活动，如大祀圜丘、方泽，皇帝必先于大内斋戒两日。在雍正朝至咸丰十年之前，圆明园是清北京名副其实的政治副中心，至于其他园囿，如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畅春园则基本是圆明园的附属。

　　为保持满洲人“国语骑射”的传统，清统治者们可谓煞费苦心。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恢复了古代狩猎制度，在塞外设木兰围场。每逢秋天便率领皇子皇孙、八旗子弟进行木兰秋狝。木兰秋狝之外，为能经常阅视八旗的训练和战斗力，清朝历代皇帝又规定在南苑以及京西园庭等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操演，比如玉泉山大阅、畅春园阅武楼、香山演武厅、西厂校射、圆明园水操、山高水长校射等，这些都是皇帝在园居理政期间、为保持八旗骑射能力和军事战斗力的军事操演。

玉泉山

　　玉泉山“大阅”主要在康熙时期举行。据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后，康熙帝便经常前往玉泉山驻跸，但第一次玉泉山大阅是在康熙三十一年九月。这一时期正值西北用兵之际，康熙帝连续数年在玉泉山举行大阅兵，反映了当时他对八旗战斗力的重视。玉泉山阅兵之外，康熙时期的另一处校射场所是畅春园的西厂阅武楼。畅春园西厂的阅射，主要是在康熙朝后期，重点是阅试武举人，一般都是连续三天。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康熙帝御畅春园内西厂，阅试武举骑射技勇。完毕后，康熙帝又率诸皇子及善射侍卫射。

　　香山演武厅的出现，与乾隆初年大小金川战争的用兵密不可分。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大金川地区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当地特有的碉楼建筑使得本就地势险峻的金川地区更加易守难攻。清军屡攻不下，而且损失惨重，乾隆帝为了让军队有针对性的训练，就在香山地区仿建金川碉楼，组建了一千人的健锐营专门操演云梯攻碉的战术。

　　封建历代皇帝都尊亲法祖，标榜“朕以孝治天下”而垂范天下。奉养太后，就是这一理念的仪式化象征。就清代而言，除了紫禁城内的寿康宫等专门奉养皇太后的宫殿之外，在园囿中也专门建有供皇太后颐养闲居的居处。从康熙帝《御制畅春园记》来看，兴建畅春园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奉养皇太后。康熙帝在畅春园奉养过太皇太后（即孝庄太后，但次数寥寥）、皇太后（即孝惠章皇后）。

　　清廷每年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筵宴，而皇帝请客吃饭，是通过社交活动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常规手段。从性质上看，主要分为公宴、家宴。公宴多为庆典性的，往往是君臣共进饮膳，或招待外藩首领。每遇国家大典和重要节日，都要举行大型宴会。如皇帝太后的生日举行“万寿千秋宴”，皇帝继位要举行登基“庆典宴”，外藩来朝要举行“外藩宴”，打了胜仗要举行“凯旋宴”，每当钦定书籍编纂完成要举行“修书宴”，皇帝经筵礼成后要举行“经筵宴”，临雍礼成后要在礼部举行“临雍宴”，顺天乡试后要举行“鹿鸣宴”，殿试之后要举行“恩荣宴”，等等。清廷大型公宴，一般在皇帝上朝办公的三大殿等地方举办。届时，设御宴于皇帝宝座前，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外国使臣，都要穿朝服。宴会由皇帝亲自主持。宴席过程中，要举行诸如皇帝入座、敬酒、进馔、颁赏及群臣的转宴、谢恩等仪式。同时，还有庞大的乐队依时演奏不同的宫廷音乐，吃饭时，还有各种乐舞百戏表演。清宫筵宴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千叟宴，人数最多时达上千人，场面十分壮观。但在京西御园兴建以后，以上这些筵宴有相当一部分经常在三山五园举行。

　　赐宴的举办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有限的口腹之欲，还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象征意义。赐宴营建了太平盛世的景象，而帝国的统一和强大是成为国际外交核心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各国的朝贡使节，清政府以丰厚的筵宴和热情招待，不仅抚慰了远使，而且宣扬了国威。

　　作为皇家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清代在三山五园内布设了大量蕴含着浓郁宗教文化氛围的建筑与景点，其中既有佛教的寺院，也有道教的坛阁，还有大量的民俗信仰祀庙，生动反映了清代皇室独特的宗教文化交流。

万寿山

　　三山五园肇始于康熙年间，但主要完成于雍正、乾隆两代，园林中的宗教建筑也深刻地打下了这两位帝王的个人烙印。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山五园中，宗教建筑几乎占整个园林建筑的三分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建筑的数量为多。五园之中随处可见风格各异的佛教建筑，点缀于园林山水当中，给人以庄严肃穆的宗教文化熏陶。其渊源可追溯到追求“三教调和”的雍正，但清代在“离宫御园”中大量修建精美的佛教建筑，主要得力于“文殊菩萨化身”自诩的乾隆。

　　三山五园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建筑，当为乾隆时期建造的清漪园（后称颐和园）万寿山寺庙群。万寿山为燕山余脉，元时名瓮山，山前即积水助漕的瓮山泊。其地风景优美，元代湖泊西北岸已建有大承天护圣寺等佛教建筑。明弘治七年（1494），孝宗乳母助圣夫人罗氏又在山前创建园静寺，由此进一步开启了内廷建寺祈寿的皇室文化。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为庆祝其笃信佛教的生母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乾隆帝特意下令在清漪园的园静寺旧址上兴建大报恩延寿寺，次年并特意将山名改为万寿山，以寄其祝寿祈福之意。万寿山采用中国造园艺术中常用的“挖湖堆山”技法，在东西两坡形成舒缓对称的人工天际线。而自乾隆十五年起，更在山的南面，以大报恩延寿寺为核心，逐步建成倚山而起的庞大佛教建筑群，并呈现出浓郁的皇家宗教文化特色。建成于清代鼎盛时期的大报恩延寿寺，大部分美奂美仑的宗教建筑在咸丰十年（1860）被入侵的英法联军烧毁，现存建筑多是光绪年间重新建造的。但依据《日下旧闻考》等文献资料，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体味到这座皇家佛寺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

　　万寿山北麓中轴线上以香严宗印之阁为中心的佛教建筑群，则主要是仿照西藏桑耶寺建造的。清漪园万寿山之北有值房，其南为长桥，后为香严宗印之阁，是按照西藏桑耶寺的乌孜大殿而建的，象征佛教的须弥山，其四周为依据古印度哲学观念而形成的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阁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建有代表佛经“四智”的红、白、黑、绿四座梵塔，体现出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特色。但四大部洲北侧中路金刚墙下所建的九开间须弥灵境大殿，却又是以汉式为主、兼有藏式风格的寺庙建筑，成为清漪园内体量最大的建筑。清漪园万寿山佛寺这种东西对称分布、南北两麓遥相呼应、汉藏文化相互融合的整体建筑格局，既表现了乾隆帝对生母的孝敬与祝福，也充分体现出他“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维护国家统一的良苦用心。清漪园被毁后，万寿山北麓只在原址改修了一层的香岩宗印之阁，其他仍基本上是瓦砾遍地。直到1980年，国家拨巨资修缮四大部洲、八小部洲和四座梵塔，才大体恢复乾隆时期的藏传佛寺原貌，但须弥灵境大殿却一直未恢复。

　　雍正帝自号“圆明居士”，始于亲王花园的圆明园中就建有多处佛殿，乾隆以后又逐渐增加，除慈云普护、月地云居、舍卫城，以及法慧寺、宝相寺、延寿寺、正觉寺等佛教寺院之外，还在九洲清晏、奉三无私、含经堂等起居处多设佛堂。其中慈云普护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在圆明园后湖北岸碧桐书院之西。这是一处境仿佛教名胜天台山的景区，康熙后期初成时名为“涧阁”，作为亲王的胤禛常在此礼请法师讲经说法，并曾手抄佛经作为敬献父皇的寿礼。登基后，雍正帝又御书“慈云普护”“欢喜佛场”以及龙王殿“如祈应祷”、关帝殿“昭明宇宙”诸匾额，体现了雍正帝崇信释道、调和三教的信仰。慈云普护安排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日常上殿念经，至晚清方与园内其他庙宇一并裁撤。其中欢喜佛场殿内供奉的是藏教密宗欢喜佛，意在祈求多子多孙。而正殿慈云普护供奉的观音菩萨，亦包含求子祈福之意。清代帝后居园时，朔望清晨常从对面的九洲清晏后码头乘船，前往“慈云普护”拈香拜佛。

　　圆明园内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寺庙为安佑宫，是按照景山寿皇殿之制建造，以祭奉康熙、雍正两帝神御。畅春园中的佛教寺院，主要有恩佑寺、恩慕寺、永宁寺。恩佑寺的修建，是雍正帝为其父荐福，“建于畅春园之东垣”的供佛之所。静宜园中的佛教寺院，有香山寺、洪光寺、昭庙、上方普觉寺、碧云寺等。香山寺可上溯至李唐，金代章宗复建，始赐名“大永安寺”。元明两代重修，一度称为甘露寺，延续至清。康熙时期营建西郊皇家园林时，在附近建有香山行宫。康熙帝曾来此游玩、驻跸。乾隆初年又在原来基础上扩建，形成前街、中寺、后苑的独特寺院格局。香山寺依山而建，严整壮观，错落有致，亭台楼阁，廊桥亭榭，成为香山静宜园内的最大景点。香山寺曾列西山诸寺之冠，共计五进院落，大殿前有石坊、山门、钟鼓楼等。其寺山门内娑罗树，为香山寺著名景致，并成为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娑罗树是佛教徒极为崇敬的圣树，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就涅槃于娑罗树下。

　　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藏文音译“觉卧拉康”，意为“尊者（释迦牟尼）神殿”。其址原为清代皇家鹿园，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接待西藏活佛班禅来京所建，故世人亦称“班禅行宫”。其整体建筑风格“肖卫地古式”，以藏式为主，汉式为辅。主体呈方形碉式，石基白色，墙身红色，高厚坚固。墙体设藏式梯形壁窗，上部饰以汉式遮檐。昭庙主要为仿照藏地佛寺而建，但尚另有独特处。如与西藏、承德等地藏传佛教寺庙分散的裙房不同，昭庙的裙房是围在一起的。再者，清净法智殿殿顶的镏金铜瓦为鱼鳞瓦，在阳光照耀下异常壮丽。寺内所立《御制昭庙六韵》碑，为汉、藏、满、蒙四体。其他殿顶檐兽、彩绘内容等，亦充分表现了汉藏文化的融合。

20世纪30年代的卧佛寺

　　毗邻静宜园的香山东侧为上方普觉寺，即广为人知的“卧佛寺”。 卧佛寺始建于唐，原名兜率寺，后历有兴废，寺名亦易。据说旧有唐代檀木所雕卧佛，元代又在寺内铸造巨大的释迦牟尼涅槃铜像，遂得“卧佛寺”之俗称。明末清初以战乱衰退，“香灯久断”。直到雍正年间由怡亲王允祥舍资葺治，“遂为西山兰若之冠”。雍正十二年（1734），皇帝赐名“十方普觉寺”，并御制碑文及“花气合炉香馥郁，天光共湖影空明”之联。其后乾隆帝又御书“双林邃境”“得大自在”等匾额。卧佛寺坐北朝南，分三路布局，整体仍沿袭唐代伽蓝七堂的法式，在北京寺庙中是非常少见的。《春明梦余录》载寺前娑罗树来自西域，相传建寺时所植。

　　碧云寺，在静宜园之北。碧云寺始于元，明代大监改庵为寺。清乾隆十三年（1748），在寺后建造金刚宝座塔，左面建行宫，右面建罗汉堂，规模大增，最终形成坐西朝东、以六进院落为主体、层层殿堂依山叠起的特殊布局。其金刚宝座塔，系乾隆年间按西僧所贡奉的图样修建。

碧云寺

　　静明园中的佛教寺院，以玉泉山为中心，有香岩寺、妙高寺、华藏寺、圣缘寺、清凉禅窟等。

　　相较于随处可见、规模宏丽的佛教寺庙，三山五园中纯粹的道观不仅数量要少，规模也远为不及。但三山五园所受传统道教文化的影响却并不逊色。首先，以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为中心的三山五园整体布局，即与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中的“三仙山”信仰不无关系。按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三仙山是远在海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为世间难睹真容的美好仙境。先秦时期的齐威、燕昭，以及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门派人前往寻访。汉武帝首先在上林苑太液池中建造蓬莱、方丈、瀛洲，开创“一池三山”的文化传统，从此模拟或象征“三仙山”的模式，也就成为皇家园囿的基本布局。这在清代三山五园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静明园玉泉湖中以中央大岛“芙蓉晴照”为中心，三岛鼎立的布局即暗合“一池三山”之态。清漪园昆明湖中，南湖岛、治镜阁岛、藻鉴堂岛，亦构成“一池三山”的传统模式。而最典型的，则是圆明园福海中“蓬岛瑶台”以及“方壶胜境”两大景点的设计。蓬岛瑶台旧名蓬莱洲，乾隆初定名蓬岛瑶台。此景建于雍正三年（1725）前后，系在福海中央挖湖叠做大小三岛，岛上再筑楼阁，并分别名之曰方丈、蓬莱、瀛洲。由于蓬岛瑶台正好位于福海正中，四岸均超过人眼可见景物的距离，因而沿岸四周都只能若隐若现地观察到水中宫殿的概貌。尤其是清晨或傍晚薄雾在福海上微微泛起之时，蓬岛瑶台更宛如神话传说中的仙境一般虚无缥缈，平空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感觉。其造园设计，在以水面上恬淡的楼阁景致，通过距离感来充分表达其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意境。

　　三山五园中的这些庙宇与民间俗神建筑，虽然始建年代不同，建筑规模与装饰风格各异，但其基本功能，一在于满足御园自身的信仰需要，解决皇室内廷日常生活中可能面临的种种焦虑与关心；二是着眼于江山社稷的稳固，在顺应民情、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三则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乃至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使作为皇家园林的三山五园，成为各种文化荟萃融合、和谐共存的精品典范，生动展现了三山五园在文化交流上的巨大作用。

　　纵观清代北京皇家园林的发展，能够明显看到清代北京宫廷文化在北京园林艺术中帝王文化的烙印。首先，北京皇家园林的发展，在其规模、形制以及建造工艺上，都显示出清王朝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气势。其次，清代北京皇家园林的艺术风格，显示了清代宫廷文化集天下之大成的文化融合性，不论是清漪园中谐趣园的江南园林风格、昆明湖迁移杭州西湖的景观，还是圆明园汇集全国各地园林的特点，都鲜明地体现出清代北京宫廷文化集天下之大成的风格。最后，以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景区为代表，显示出清代北京宫廷文化与西方建筑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包容特征。清代北京皇家园林的上述特征，从园林、建筑等形式上，将北京宫廷文化以物化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使其威严性、奢华表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本质，逐一展示在世人面前。

　　“三山五园”在数百年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兴起、发展、衰败的变迁，与现存的地理空间格局差异很大。2002年9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明确指出“西郊清代皇家园林历史文化保护区位于海淀区，包括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等，即清代的‘三山五园’地区，是我国现存皇家园林的精华。”确定保护范围涉及颐和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卧佛寺、碧云寺、达园、团城演武园、燕园等。在北京市海淀区关于“三山五园”的最新规划中，对其空间范围有着明确、清晰的划定：东起京密引水渠地铁13号线，南到北四环闵庄路，西北到海淀区区界和西山山脊线，景区范围约68.5平方公里，包括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静宜园（现香山公园内）、静明园（现玉泉山内）、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现北京大学和海淀公园），以及熙春园、自得园、青龙桥古镇、香山健锐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先进文化资源。总之，随着历史的演进及北京城市发展，“三山五园”的概念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代指皇家园林及文化的狭义范畴，而是被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因素，使其成为一个兼具历史性、文化性和现代性、科技性的广义概念以及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