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清华大学校园内，清代熙春园水村一带，曾有“松鹤山房”，为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处。

　　《古今图书集成》规模宏大，被中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同被称为明清三部皇皇巨著。《古今图书集成》的酝酿与初稿，基本成于一人，其成书与刊刻的经历，在三部巨著中最为曲折。

　　论“附逆”蒙冤受屈

　　《古今图书集成》的初撰者陈梦雷1650年生于福建的普通读书人家。他幼年聪颖，从小便以才华名动乡里，十多岁成为秀才，二十岁刚过即高中举人，次年又连捷荣登进士之榜，随即出任近侍帝王左右的庶吉士。三年后散馆，陈梦雷以成绩优异选授翰林院编修，正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前程一片大好。

​盖有乾隆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的清内廷藏《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选任编修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年底，踌躇满志的陈梦雷回乡省亲，没想到命运的无常亦由此降临。其时靖南王耿精忠驻藩福建，正在广泛搜罗名士，并秘密联络驻藩云南的吴三桂，策划举兵反清。陈梦雷回到福建不久，即与同样返乡的同年李光地一起，遭到耿精忠的威胁“礼聘”。陈梦雷与李光地同里、同官，“最称莫逆”，又同陷耿藩“裹胁”之厄。两人进退维谷，不得已在福州密约，由陈梦雷假意留于耿精忠幕中虚与委蛇，同时寻机“离散逆党，探听消息”，而李光地则设法还乡，经偏僻小路向朝廷报讯，“共请”清兵入闽平叛。

　　不久耿精忠公开起兵，胁迫陈梦雷出任伪职。陈梦雷托疾“不受事”，却始终无法脱身。后“三藩之乱”平定，李光地大受康熙帝赏识。陈梦雷却被人诬以“附逆”之罪，枷送京城，入狱论斩。陈梦雷在狱中多次请求李光地为其申辩，但李光地却“一语未及”两人曾于福州共谋“请兵”、陈梦雷不得已留营“探听”之秘事。陈梦雷的“附逆”之罪，遂百口难辩。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梦雷在众人申救之下，虽免除死刑，但仍被发配山海关外的奉天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东）。

　　谪戍东北的漫长16年时间里，陈梦雷一直未放弃读书，其渊博学识也逐渐感动了周围民众与官员。他在戍所开设云思草堂，后来又得到奉天府尹高尔俨及后继者董秉忠的优礼，“诸公卿子弟执经问学者接踵而至”。他一面教书授徒，一面创作著述，先后编撰有《周易浅述》《盛京通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公私著述，既彰显了自己的过人才学，也极大促进了当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感恩遇竭勤修书

　　陈梦雷于人生困境中异乎寻常的毅力与坚持，也为自己赢得了时来运转的契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秋，康熙帝以亲征平定准噶尔之功东巡“告祖”。陈梦雷闻讯，“匍伏道左”。康熙帝读到陈梦雷苦心创作的“献诗”，十分欣赏，诏令将其赦免归京。次年又以其学识渊博，让陈梦雷进入内苑，陪侍刚刚晋封为诚郡王的皇三子胤祉[zhǐ]读书。胤祉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比陈梦雷小27岁。在康熙帝的众多皇子里面，无论是文学、书法还是骑射，胤祉都是非常突出的，因而备受父皇喜爱。指令其出任寄予厚望之皇三子的读书师傅，既是对陈梦雷才华的高度肯定，亦是对其人品的充分信任。对于久戍关外的“罪人”而言，更具有“平反昭雪”的特殊意义。

　　颠沛多年的陈梦雷获返京城，“深蒙圣眷”，于城北获得赐宅、赐田，“笃学好古”的皇三子亦“礼士爱人”。陈梦雷极其感激“知遇”之恩，决心编纂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以倾心相报。他后来在《进汇编启》中回忆称，自己“赋命浅薄，气质昏愚。读书五十载，而技能无一可称；涉猎万余卷，而记述无一可举。深恐上负慈恩，惟有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因而入侍胤祉不久，陈梦雷即着手搜集王府邸藏及自己的藏书，开始摘录分类，酝酿编纂类书。恰好康熙帝也正有编修典籍之意，闻知其情，大加鼓励。胤祉回府传达圣意，称：“《三通》《衍文》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陈梦雷“闻命踊跃，喜惧交并”，“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其自发酝酿的个人修书，上升为郡王领衔的文化举措。

　　为保障编纂进度，胤祉在邻近其赐园即西郊熙春园的水村一带，购得庭园一所，专作陈梦雷的修书之地。陈梦雷获享侍卫扈从的荣耀，康熙帝还特意临幸其水村别墅中的书斋，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相赐。康熙帝以传统文化中常用的松、鹤二物，赞誉陈梦雷坚忍不拔、君子贤能的高洁品行。陈梦雷惊喜交加，由此改号“松鹤老人”，称其修书所居曰“松鹤山房”。

　　类书编纂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仲冬正式启动，数年之内陈梦雷“皆自黎明以至三鼓，手目不停”，竭尽全力。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初夏成稿三千六百余卷，“自上古至元、明，皆按代编次”，“巨细毕举”，名为《古今图书汇编》（后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在临水的园林别墅中坐拥图书万卷，从事自己最擅长的读书、修书工作，这应是陈梦雷一生中最为惬意，也是其才华最得施展的黄金时段。这从其纪事诗“赐宅在城北，此宅本华胄。扈跸[bì]诣西郊，别业多榆柳”，可见其心情之舒畅。

　　此后数年，陈梦雷在熙春园附近的修书馆中一意编校，成效显著。据学者考证，修书馆遗址位于今清华大学的校园内。由于类书篇幅自三千六百余卷扩充至一万卷，工作量巨大。到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帝去世之际，陈梦雷已率人完成全书的编纂，仅排版、校订、印刷等项工作尚差最后一步。

　　受牵累书刊名隐

　　雍正帝胤禛继位后，开始打击此前与其争位的康熙诸子，参与“夺嫡”的皇三子允祉（胤祉改名）自难幸免，专侍允祉“笔墨”的陈梦雷更是首当其冲，成为皇室政治斗争的“替罪羊”，其二十余年的修书梦想，亦被无情击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二日，即位不足一月的雍正帝即发布上谕，称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严令将其父子“发遣边外”。其实陈梦雷回京后一直勤恳修书，与雍正帝并无个人恩怨。使用“招摇无忌，不法甚多”的模糊罪名将其再次远流黑龙江，显然是“莫须有”的罗织牵连。雍正帝在上谕中把即将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完全归功于康熙帝一人，称此“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他诏令重新派人“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既是借以敲打政敌允祉，更意欲攘夺修书之大功。由此，原来存放于陈梦雷“松鹤山房”的《古今图书集成》原稿遭查抄，康熙时期的编修证据亦被销毁。二十天后，雍正帝正式下令以蒋廷锡、陈邦彦为正、副总裁，将《古今图书集成》“重行校看”，“逐一改正”。

​蒋廷锡有关《古今图书集成》刷印情形的奏折，红字为雍正帝的朱批谕旨（局部）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以铜活字刊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告成进呈。雍正帝在序中高度称赞蒋廷锡等“阅三载之勤”“增删数十万言”，彻底抹去了允祉、陈梦雷等人的功绩。以致此后一百多年间，人们都将《古今图书集成》归功于蒋廷锡等重校者，而始终其事、辛勤编纂此书二十余年的陈梦雷，反倒湮没无闻。

　　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问世，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经过逐渐为后人所了解。尤其是雍正年间负责“重加编校”的总裁蒋廷锡，也在奏折中明确说道：“查得《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编书馆）已刷过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足证在蒋廷锡接手之前陈梦雷已编完全书，并排版印刷九千六百多卷，尚未印刷者仅剩三百七十九卷，不到全书的3.8%。此外陈梦雷原来组织的80人修书馆，除陈梦雷本人及其子侄、门生20余人被发遣、黜[chù]革外，剩下的60人原盘保留下来，成为校刊《古今图书集成》的主力。这些奏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表明了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编纂中的主要功绩。

　　《古今图书集成》自雍正初年首版印刷66部，此后又多次刊行影印，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中国古代“类书之最”。清代主修《明史》的张廷玉赞称：“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思想家康有为亦将《古今图书集成》归为“清朝第一大书”，认为其足以“与明之《永乐大典》竞宏富”。

　　（来源：《北京日报》2023年7月13日，第11版；作者：郑永华，作者单位：北京社科院史志学研究所；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