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玲:器·美·道 ——文物叙事的三重向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03-17

  文物是时间绵延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符号的承载者,它不但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反映人们的情感、风俗和宗教信仰。因此,对于文物的解读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多主题的。基于以往的经验,结合当前社会已进入读图时代的现状,笔者认为,文物叙事可以从器、美、道三个方面同时发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

 图片来自中国网

  器以传情——通过故事使文物鲜活起来

  文物是记录人类历史的年轮,早在一万多年前,以图像为表现形式的岩画,就成为人类表达情感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在岩画中,我们可以依稀读解出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故事。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图像史。如果没有图像或器物的佐证,人类不可能对史前史进行撰述和理解。

  首先,对文物本身进行读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古人关于器物的认知。与被现实性净化了的话语比较而言,作为文物的器是有温度的、可感知的,具有更丰富的形态、更鲜亮的色彩。电视节目《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文物自叙和他叙的方式讲述了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观众在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领略到中华文化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如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铜奔马,昂首嘶鸣、迅疾如风、飞驰向前,造型矫健俊美,别具逸群风姿,再现了两汉时期天马行空的塞外景象,也彰显了中国人的龙马精神。

  其次,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如何“让文物说话”,不仅是博物馆思考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介关注的话题。文物的故事不仅可以通过讲解员叙述出来,也可以通过媒介展现出来。近年来,各大主流媒介纷纷与博物馆合作,推出一系列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其目的就是“让文物说话”,演绎文物背后动人心弦的传奇故事和曲折经历。

  《国家宝藏》就是一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的电视节目。要让历史活起来,就要穿越时空,讲好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收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何尊,内壁底部铸有12行、122字铭文,叙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河南洛阳)之事,并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一词。凝重雄奇的造型、严谨瑰丽的纹饰、“宅兹中国”的话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器以蕴美——通过品美让文物灵动起来

  文物或是现实生活的遗存,或是生活场景的再现,都展现和蕴含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让文物说话”,就需要挖掘文物本身之美,并通过美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使文物鲜活起来,而且可以使文物灵动起来。

  首先,发现文物本身蕴含的美。文物是古代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传统美学思想的载体,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匠。201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发掘四十周年特展”,通过一件件文物特别是玉凤的叙说,带领观众了解妇好爱美的生活情趣,使这位三千多年前的传奇女性得以“重生”。

  玉作为礼器,兴起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三代,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尖喙、圆眼、高冠,作亭立回首欲飞状,弯曲的身躯、舒张的长尾,表现出玉凤的动态之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一位女将军,据甲骨文记载她曾领兵征伐四方,同时主持祭祀,参与国之大事。

  其次,通过多种方式展现文物之美。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说:“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记传”“歌赋”等相融合的图像叙事,实现“载容”和“咏美”的统一。《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2020年初,《国家宝藏》推出新春特别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由国内外知名表演艺术家演绎国宝的今生乐章,用更加立体多面的艺术形式呈现国宝精髓,开启国宝音乐新风向,实现文物与音乐的融合,让文物灵动起来,鲜活起来。其中,对于四川博物馆馆藏东汉七盘舞画像砖的叙说,就是通过盘鼓舞来表现的。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的舞者,融传统于创新,脚踏盘鼓、长袖回旋、和鼓和乐、载歌载舞,让观众感受到盘鼓舞的轻柔之美和气势之美,正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器以载道——通过文化使文物丰富起来

  文物呈现的不仅是“物”,更是“文”,其中蕴含着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认为,图像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效用,“与六典同功”。基于此,文物叙事不仅要讲好文物的故事、展现文物的美,还要挖掘文物本身的文化意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文物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文物”二字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中国传统金石学关注的主要就是带有文字的青铜器、玉器、碑刻等器物,这些基本都与礼制、制度相关。鼎、簋、鬲、盘、尊、爵等礼器,主要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利簋,被认为是国宝级文物,就是因为内壁底部铸有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簋本是食器,后用作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依次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其次,文物留存有中华文化的符号。“器以载道”,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实物的文化,它蕴含着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状态、风俗信仰等信息,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感可知的实物,每个人面对它时,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让文物说话”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那把钥匙。

  现藏于曲阜孔子博物馆的《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以连环画的形式,通过36幅画记录了孔子的73载春秋,构图精练、造型传神、设色亮丽,通过图像和题文,让世人知晓至圣先师的善德懿行、人文内涵,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文献资料,一是文物图像,它们是和谐共处、相得益彰的。如何将专业化的知识转化为普及性的认知,让更多民众理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这就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让传统文化既体现中国精神,又符合时代所需,既有文字叙说,又有图像呈现,这也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周俊玲,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图片:来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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