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大都风格(1)梦中城廓(下)

来源:《中华文明五千年》  发布时间:2020-01-13

  (续接上文)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中,子为鼠,代表正北方向,午为马,代表正南方向,因此正南正北的直线就被称为子午线。

  早在唐代,中国人就能测量出子午线。在考古复原的宋代皇城里,笔直的中轴线与子午线完全吻合。而同样由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元上都,其中轴线也是正南正北走向。元大都是在元上都建成后开始修建的,并且也是由刘秉忠规划设计,不会出现这种错误。而天文学家认为在短短700多年时间里,地轴不会有2度的变化。

  现代学者夔中羽在地图上把北京的中轴线往北延伸,发现延长线直指开平,即元上都遗址。他认为,建元大都时,中轴线采用了元上都与元大都的连线作为基准线!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也算是对北京中轴线偏离2度的一种解释。

  刘秉忠为元大都设置了11处城门,并根据《周易》的卦象给城门命名。在北面城墙只开辟2座城门,在另外三面城墙则各开辟3座城门。

  考古发掘证实,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泾渭分明。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

  胡同指位于主要街道间的狭小道路。有学者认为“胡同”是蒙古语“井”的音译。蒙古族最初生活在沙漠和草原上,一直十分重视水源的问题,所以在建设元大都时,要么先挖井再造房,要么先预留井的位置再规划房屋布局,最后形成了“因井而成巷”的建筑格局。逐渐地,元大都的街道被称作“胡同”。又经过千百年,“胡同”最终形成今天的意思。

  在实际生活中,胡同有3个好处:可作为防火通道、排水方便、采光便利。胡同已成为北京的符号,体现古老都城的风貌。

  公元1273年10月的一天,刘秉忠等人站在即将落成的大明殿前,心潮澎湃。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急切地希望在去世前能见证这项伟大工程的峻工。

  大明殿蒙古语叫“格坚查罕”殿,是“光明正大”殿的意思。它位于元大都的中轴线上,是宫殿群中最主要的建筑,是皇帝登基、庆祝元旦、庆寿、大朝会的正殿,既是朝廷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皇帝住宿的地方。

宫殿工字形布局(原书配图)

  从空中俯瞰,大明殿连同柱廊、前后寝宫构成工字形布局。这是一种在宋、金两代都非常流行的宫殿建筑布局,蒙古人称之为“巴图恰哈图”,意思是“永远解不开的吉祥结”。

  此时,工匠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刘秉忠用赞许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工匠们,有南宋的,有中亚的,甚至还有欧洲的,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蒙古军队征战时的俘虏。蒙古统治者重视手工业,所以大量的工匠幸存了下来,而他们用精湛的技术赢得了尊重。

  正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根据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元素和风格,才能建造出如此格局宏大、气势雄伟,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

  元大都宫城自公元1267年开工兴建,到公元1276年建成。元大都宫城的建设耗尽了刘秉忠的心血,而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公元1274年,他在元上都去世。

  忽必烈专门拨款为刘秉忠置办棺椁,并派遣官员一路护送,将刘秉忠葬于元大都,坟墓就在卢沟桥北侧。

  刘秉忠生前是太保职衔,死后追封赵国公,元仁宗时期又加封为常山王。能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和待遇,在元朝的汉族大臣中,只有刘秉忠一人。

  公元1271年,在元大都西部的一个地方,人们发现了20颗佛祖舍利和5部《托罗密经》。装舍利的瓶子底下有一枚铜线,写着“至元通宝”,而至元正是忽必烈的年号。

  不知道忽必烈是否会认为这是一场有意的安排,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决定在发现佛舍利的地方建一座佛塔。

  当时,阿尼哥是最著名的佛塔建筑师,曾经在吐蕃设计过很多佛塔,忽必烈下令让他负责新佛塔的设计和施工。

  阿尼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花费近9年的时间,在公元1279年完成了这项工程。整座佛塔高509米,砖石结构,通体洁白,其建造工艺之精巧算度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塔的表面一般都涂抹着白灰,画色洁白,所以俗称“白塔”。

  白塔旁边的一处元代碑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建造得这样壮丽,就无法显现出它的尊严;如果不是建造得这样雄壮,就无法显现出它君临天下的气概。白塔给藏传佛教的覆钵式塔制定了中央模式,既适应宗教活动的要求,又起到“壮观王城”的作用。

  蔚为壮观的白塔,让忽必烈为之动容。他下令以这座白塔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圣寿万安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喇嘛庙,俗称“白塔寺”。忽必烈将这座佛寺赠送给了阿尼哥的老师,一位吐蕃的宗教领袖一一八思巴。这座1万多平方米的佛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

  公元1251年,年仅16岁,刚刚担任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的八思巴,立志要改变西藏动荡混乱的局面。公元1253年,八思巴拜访了忽必烈,把自己对佛教的理解和对西藏的治理想法和盘托出,赢得了忽必烈的敬佩,两人在帐篷里深谈了好几天。

  忽必烈非常敬重这个萨迦派的年轻领袖,于是把八思巴留在自己身边。在八思巴的影响下,忽必烈逐渐信奉了藏传佛教和喇嘛教,后来又封八思巴为帝师,授予他统领全国佛教、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统领吐蕃的权力。

  古老的萨满教是蒙古统治者的基本信仰,源自萨满教的各种国俗旧礼仍在延续,但其他宗教也被蒙古帝王所接受。

  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是成吉思汗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成吉思汗告诉子孙,战胜一支军队不等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只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而宗教正是赢得民心的一条捷径。

  公元1220年,正在山东莱州传道的全真道首领丘处机,3次接到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邀请的诏令,向他请教长生和治国之道。72岁的丘处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撒马尔罕(位于今天乌兹別克斯坦共和国的东部)。一路上,战争的惨状给丘处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成吉思汗见面后,丘处机劝告他,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减少杀戮、清心寡欲、敬天爱民。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丘处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非常敬佩,口口声声称他为“神仙”,为了表示感谢,还下令免除丘处机门人弟子一切赋税徭役。公元1227年5月,成吉思汗传旨任命丘处机掌管全国的道教事务。

  成吉思汗在临死前一个月对臣公开表示,已下令不得杀掠,可以布告中外。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止杀令”。

  在元大都,除了有孔庙和国子监外,还可以找到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宗教派别的建筑。道教有道观,佛教有寺院,伊斯兰教有清真寺,基督教有教堂。

  公元1324年,在欧洲的威尼斯,一位70岁的老人即将离世。长期以来,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个骗子。因为他在一本书中,描絵了一个东方的神奇国度。他就是马可·波罗。

  公元1298年,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热那亚和威尼斯两个城市发生了库尔佐拉之战。马可・波罗在战争中被俘,在此后一年多的监狱生活里,他向同牢囚犯鲁斯蒂恰诺口述了一段奇妙的东方见闻。鲁斯蒂恰诺赶紧将其笔录成书,出狱后便让人传抄,此书震惊了整个欧洲。这就是《马可・波罗行纪》。

  在书中,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生活了17年,元大都是他住得最久的城市,也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这座国际大都市有一个响亮的突厥语名字——“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

  在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朋友们为了让他的灵魂上天国,要求他必须宣布书中的内容是假的,但他最后的遗言竟是“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儿”。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的真伪,争论还在继续。直至今天,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然而纠缠于此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同时期,有许多像马可·波罗那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游历,并且都留下了生动的文字。

  西方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行纪》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公元1492年8月3日,在西班牙帕洛斯港,哥伦布组织了3艘小帆船启航探险,目的地正是中国。在他的行囊中装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则是《马可·波罗行纪》。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元大都的确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这里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官吏、传教士、天文学家、阴阳家、建筑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乐师、画家和舞蹈家,商贾云集,使团往来,游人如织。(完)

    (资料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图片来源于原书)

 

社科普及活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理论研究成果,普及理论知识,人文之光网特开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

扫一扫关注

京社科微信公众号

//51tongji //51tongji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