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故鼎新(4)法废人终

来源:《中华文明五千年》  发布时间:2019-12-02

  导读:新法历尽艰难实行10余年,威效初显却遭废止,王安石临终留下“后世人当谢我”的不甘之言,这个后世已在800多年后。

 

  公元1074年的东京。春夏之交,树叶居然已经变得枯黄,连着七八个月没有下雨,旱灾之后接着是蝗灾,田里的作物尽数枯死,北方大批流民涌进京城。人们在焦急地等待一场雨,不仅因为这场雨可以缓解旱情,还因为,这场雨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也决定着当朝宰相的命运。

  这无疑是王安石人生中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起因是一张画。不久前,一份“边关急报”被放到了宋神宗的面前,打开一看,却是一幅《流民图》长卷。图中饥民衣衫褴褛,口嚼草根,扶老携幼,呼天抢地,极尽困苦之状。

  画这幅画的是负责看守城门的监门官郑侠,他把每日在城门所见的流民绘成图画并写下《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上奏给皇帝,称百姓受新法所苦,请求废除新法,但是中书省拒绝转达。他又冒着欺君之罪,假冒边关急报交给银台司,直接呈交皇帝。他甚至为此赌上自己的性命,声称:“如果皇上废除新法之后,10天不下雨,我甘愿被斩首!”

  面对《流民图》,宋神宗被深深震动了,他长吁短叹,夜不能寐。联想到不久前华山山崩,他神色黯然地问王安石:“难道真的因为变法导致天变吗?”

  王安石仍沉着应对:“水旱灾害是自然现象,即使尧汤的时代也难免。”然而他的心在下沉,变法艰难地坚持了5年,宋神宗终于还是动摇了。

  天变之说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流民图》给变法的反对派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朝野上下,废除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让王安石心惊的是,百姓也要求废除新法。

《三不足》石碑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的改革誓言,然而在这样坚定的决心面前,王安石还是疑惑了:“为救济贫困而设计的新法难道真的在害民吗?”

  深夜,寂静的山村,急促的敲门声格外刺耳,敲门终于变成了砸门,破烂的柴扉摇摇欲坠,房子里却已经空无一人,敲门者咒骂着离去。这是一个催缴青苗贷款的官吏,遭遇天灾,农民还不起青苗款只好拖儿带女外出流浪。

  这是苏轼描写在朱陈村所见:“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这些情景是坐在高高相位上的王安石所看不到的。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说了算,且秋天必须按照这个数目连本带息还上。

  一个陕西农民春天向官家贷陈米一石,虽然官方规定的利率是二分,但是一些地方官吏会私自加到三分甚至更多,这样,他秋天还的是新米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高的竟达35倍。

  官员为了完成推行新法的考核目标,强制摊派,由于连续遇到虫灾、旱灾,农民还不起贷款,只好卖儿卖女,甚至被抓去坐牢。

  老百姓不理解新法,也没人向他们解释,地方官的话就是法律,困苦中他们只有一腔对王安石的怨恨。

  一个腐朽的官僚体制,怎么可能担当起执行新法的重任呢?新法成为贪官污吏寻租、敛财的工具,催生出更多的腐败。

  王安石曾经的设计并不是这样,10多年前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说得很明白,第一要改的就是腐败的吏治,他还要改革教育,选拔人才,为变法准备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他的计划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变法宜缓不宜急……可是,宋神宗所渴望的是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伟大目标,这催促着他的步子越来越急,越来越快,快到走了形、变了味。缺位的吏治改革最终成为经济改革的软肋。

  最终,天下的怨怒似乎都集中在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身上。为了平息民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新法被暂停。

  历史就是这样诡谲,在新法被暂停后的第三天,天降大雨,郑侠保住了性命,一张画告倒了一个宰相。

  虽然一年后王安石官复原职,但变法集团内部纷争迭起,他最终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不久,他第二次被罢相,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他主持的变法只持续了7年。

  宋神宗并未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富国理想,王安石走后,新法得以继续实施。

  此时宋神宗面对的再不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变法实行不过数年,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最高时达到8000多万贯。“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内殿32座库房堆满绢缎,又再造20座库房堆积。中央积蓄的钱粟,可以支20年之用。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纾解。

  公元1073年,宋将王韶率兵在今甘肃东南部、青海东北部一带攻打吐蕃,取得“熙河大捷”,收复了河、洮、岷等5州,拓地2000余里,在宋夏前线建立起有利的攻防态势。这在宋代军事史上是罕见的战绩。

  公元1078年,宋神宗改元为元丰,寓意国库丰足,万象更新。

  新法一共实施了16年,直到宋神宗去世。公元1086年,司马光回朝担任宰相,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时机,新法被全部废止。

  新法废止一个月后,王安石“积郁而终”。

  王安石看到了富国强兵的短暂曙光,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北宋此后陷入党争的泥潭,新党旧党反复倾轧,腐败丛生,41年之后即告覆灭。

  时光飞逝到800多年后。

  美国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门口,人们排着长队领取食物和生活用品,脸上的愁容慢慢舒展。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实施,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在大萧条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商品信贷公司和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分发给城市人民。这一举措不但解决了救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奠定了解决大萧条的制度基础。

  这些政策是不是似曾相识?没错,它来自王安石变法的设想,华莱士对此直言不讳。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在19世纪末由传教士传到美国,引起了施政者的高度关注,华莱士研究之后深受启发,他表示新政农贷法正是脱胎于王安石的青苗法。

  王安石绝对想不到,他的变法新政在900年后解救了饥饿的美国人民。这场变法超越时空,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来自宋朝士大夫的改革设想,最终成为全人类的文明遗产。

  结语: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宋儒们通过立德立功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具有时代的特征,他们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济用之学。

  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王安石与宋神宗在施政理念上的矛盾也开始加深,王安石力图富国强兵,摧抑兼并,赈济贫乏;而宋神宗更关心的是新法能为国库带来的好处,他们之间的矛盾,深刻地影响着变法的走向。虽然新法未能达到最初“抑兼并,济贫乏”的目的,但是从南宋到元明清,青苗法、免役法等措施,都在不同程度地施行,保甲法一直到了民国时期都是实行训政的内容,所以实际上它的历史影响很大。

  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作为精神财富,铭刻于史册。

  《周易》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王安石正是由此发展出他“新故相除”的哲学理论——旧事物不断地转化为新事物,新事物又变为旧事物,并为更新的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发展变化的规律。

  革故鼎新,是属于北宋士大夫的奋斗和试验,他们不断努カ,试图在帝国内部寻找一条自我完善的道路,这种改革精神一直传承至今。

  放眼望去,宋朝的辉煌在世界上堪称独步,此时的欧洲仍然陷落在中世纪的漫漫荒野中,只有意大利佛罗伦萨那几条鹅卵石铺成的深巷间,开始出现一点市民社会的景象;宋朝谢幕的那一年,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但丁才14岁。直到170多年后,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大师达・芬奇才出生,西方文明终于曙光微露。

  在宋朝,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也是独步世界的。

  (来源:资料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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