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故鼎新(3)蛰伏雷动

来源:《中华文明五千年》  发布时间:2019-11-25

  导读:王安石20年拒不进京做官,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可以实现治国理想的机会,他终于等到了。

  金黄的麦浪,一片丰收景象。王安石和两个随从身着便装,穿行于田间地头体察民情,和农民相谈甚欢。

  县令王安石到任的这一年,鄞县正好迎来多年未遇的大丰收,可是他发现农民的日子依旧不好过。他一问オ知道,不少农民因为春天急于耕种,手头没钱,只好去向富户借,因利息很高,一般都是四分利,秋收后连本带利还给富户之后,再去掉官府的赋税,就剩不下什么了。丰年尚且如此,歉收的年头,农民的生活更为凄惨。

  这种情景触动了王安石,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县衙把现有资金以二分利向百姓放贷,农民可以减轻一半的负担,县衙也可获得20%的利润,增加了财政收人,这项措施就叫作“青苗法”。此法在鄞县施行3年,效果很好。王安石卓越的政绩很快引起了朝廷的关注。

  从京城赶来的宣诏官,拿着皇帝的诏书来到王安石家,他惊讶地发现,王安石连影子都找不到了。这次朝廷委任的官职是修起居注,职责是跟在皇上身边,记录皇上言行,这是被无数人羡慕的职位。宣诏官等了半响不见人,干脆把诏书放在桌上走人了。这时,一直躲在茅厕里的王安石追出来,把诏书塞回到宣诏官的怀里,接着又写了八九道奏章请辞。

  从21岁中第开始,直到48岁开始推行变法为止,这20多年王安石不断地拒绝朝廷授予的高位。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但就是拒不入京做官。

  王安石的理想并不是进京做言官居闲职,所以他宁愿在地方官的任职上干点实事。庆历新政的教训,使后来的改革者把得遇明君看作成功的关键,王安石决定等待。

  他请辞一次,声望就升高一次,一次次地谢绝,最后从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无不渴望得见王安石的真面目。他从仁宗等到英宗,最后终于等到了神宗,他敏锐地预感到,时机终于来了。

  公元1067年,19岁的宋神宗登上帝位。

  此时北宋立国已逾百年,庆历之前的各种积弊不断加深,“冗官”和“冗兵”两座大山,让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神宗即位前两年,宋王朝的财政赤字接近1600万贯,相当于北宋初期一年的收入。

  让皇帝更没面子的是,他竟连给官员的“红包”都拿不出来了。公元1068年底,正逢朝廷春季大典,按照惯例,皇帝要赏赐文武百官银两和绸缎,但此时国库已空,该怎么办?皇帝把这个难题摆到了翰林院的学士们面前。

  没想到,“红包”问题最终引发了一场史上著名的辩论,王安石闪亮登上北宋的政治舞台。

  司马光赞同免去官员赏赐,他振振有词:“国用不足就带头减俸。”

  王安石却认为:“减俸不能解决问题。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针锋相对:“你的善于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从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反驳:“你不懂理财之道,有了善于理财的人オ,不增加捐税也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司马光不以为然:“岂有此理?天下之财是一个固定常数,不在官就在民。”

  两人并未争出个结果,但是王安石的一句“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已经足以打动帝王心,他让皇帝一下子看到了富国的希望。

  这场对话也让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惊讶,认为王安石已经发现了“用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成长”的经济奥秘。

  很快,王安石几乎以“帝师”之礼被神宗迎进朝中,两人共同谋求改革,关系密切到被臣子称作“上与安石如一人”。神宗也自诩“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

  天才的设想、实践和理论兼备的改革者,加上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这场变法似乎已经具备了成功的一切要素。

  公元1069年,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王安石似乎神奇地具备了和今人接近的经济眼光,试图以刺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来稳定国库的总收入。

  他设立了专门机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一道道法令得以公布实施。王安石进行的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制度性探索,他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增加官府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史学家评价“他900年前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在当时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这场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触动了皇族、高官、大地主与大商人等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快,朝野上下,如同发生一连串的地震,反对的声浪汹涌而来。

  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

  此时的司马光内心非常纠结,对于这个个性异常固执的朋友该怎么办呢?当年,他和王安石同在包拯手下为官,包拯给王安石敬酒被拒的往事他还记忆犹新,他对这个同事的评价是“不通人情,性格执拗”。虽然性格迴异,见解常不同,但是两人都才高八斗,两袖清风,不蓄财,不纳妾,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异类,最终因为相互欣赏而成为好友。

  可是,王安石大谈“理财”,并以此作为变法的主旨,却触犯了儒家的禁忌,也让司马光心惊。儒家历来从不公开谈“理财”,因为有“聚敛”的嫌疑。他决定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不要背上恶名。

  司马光写了3封情深意切的“公开信”,洋洋万言,对利字为先的变法表示忧虑,却只得到王安石400多字的《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的谏言被干净利落地驳回。由此产生的这篇变法檄文,也成为辩论文章的典范。王安石选择为变法断绝友情,从此二人站在各自的阵营,化友为敌。

宋版《资治通鉴》书影

  294卷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作为史学家的光辉,远远超越了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失意成就了司马光。

  没能阻止王安石,司马光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志,他留下一句“君子和而不同”,远离京城,洛阳著书15年。一场政治斗争,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雨腥风,这大概是宋朝政坛上最后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没有想到,因为变法,身为宰相竟然被上千名愤怒的农民堵住了家门。

  如何解决危机?调集军队驱散人群,还是紧锁大门躲避起来?最终,他不顾夫人哭泣劝阻,命人打开大门,独自面对人群。当他衣着简朴的清痩身影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人群安静下来,大家没有想到当朝宰相能亲自接见他们。

  原来,东明县正在推行王安石最近颁布的一条新法令——免役法。法令规定,百姓照财产等级交纳相应数额的免役钱,可以免去以往的服役之苦,由政府出钱雇人去服役。这个法令类似于现代社会公民缴纳所得税,政府雇佣公务员管理国家的办法。

  然而,在东明县,五等的穷苦农民却被划成三等的富户,他们要交纳的免役钱就成了一个无法承受的数字,几乎逼死人命。交不出钱的人们觉得没有活路,于是豁出性命,要找宰相王安石讨个说法。

  本为解除农民困苦的新法,怎么变成了害民的法令?与京城近在咫尺之地,新法竟偏离到这种程度?王安石的心里升起无数个疑问。他安抚人群,表示立刻派人去调查,一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人群逐渐散去,王安石预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果然,宰相府被围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朝堂之上剑拔弩张。似乎早有准备,御史台官员杨绘很快拿出了一份东明县事件的调查材料,称王安石手下的变法官员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账本给农民划分等级,而是私自先划好了,直接分配到县里执行,才造成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他发动弹劾,要求废除新法,朝廷重臣文彦博也上书称新法侵扰百姓,大殿之上一片废除新法的呼声。

  年轻的宋神宗有些慌张起来,王安石却不动声色,十分镇静。等弹劾的喧器声平息下去,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另一份东明县事件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查明,把五等户划成三等户正是东明县县令贾蕃故意为之,他一直反对新法,保甲法推行时就曾鼓动农民闹事,此人还是当地一个恶霸,经常“借贷官钱,沽买村酒”,甚至随意拷打贫民致死。最关键的一点是,贾蕃是文彦博的前属下。

  迷团揭开,弹劾的官员面面相觑,偃旗息鼓。贾蕃被逮捕法办,杨绘被逐出御史台,一场危机解除了,但王安石没有丝毫轻松之感。

  (来源:资料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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