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丕变(2)榜下捉婿

来源:《中华文明五千年》  发布时间:2019-10-09

  导读:万众期待、即将上演的,不是皇帝选秀,而是“榜下捉婿”,这是宋代的风俗。


  公元1035年,陕西眉县横渠镇的崇寿书院走进一名衣着简朴的少年,他是一个外乡人,操着与当地完全不同的蜀地口音,眉宇间是和他15岁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优伤。

  这个少年名叫张载,日后他将成为宋朝一代大儒,而此时,他正处于人生的最低点。不久前,在四川涪州担任小官吏的父亲因病去世,张载和母亲,还有5岁的弟弟,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艰难地穿越巴山蜀水,他们要带父亲回到故乡大梁(今开封)安葬。

  当他们来到陕西眉县横渠镇时,一家人本就不多的积蓄已经花光了,前方又发生了兵变,怎么办?

  万般无奈之下,张载一家决定把父亲安葬在附近的山上,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安了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张载进入镇上的书院读书。

  一个父亲早亡、家境贫寒的少年,地处陕西一个偏远小镇,还能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这样的故事在古代也许只能发生在宋朝。

  进入高等学校读书,在宋朝之前还是高官显贵的特权。唐代太学的入学资格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到了宋代,庶民中课业优异的人都可以入学,可见,曾经的贵族学校已经变成普通学校了,这是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明】仇英《村童闹学图》,上海博物馆藏

  为了培养文人,选拔人オ为朝廷所用,宋朝前后3次大力办学,建校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据不完全统计,除中央官学外,宋朝有州学234所,占州数的72%;有县学516所,占县数的44%。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多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每一里巷一二所,弦通之声,往往相闻”。不少学校为贫穷的学生提供食宿,由国家供养。

  唐朝全盛时期人口约为8000万,学生总数只有63070人,其平均入学率约为1256:1;公元1104年,宋朝全国学生总数达21万余人,按照人口约为1亿来统计,平均入学率约为500:1,其教育普及程度远超前代,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宋史》称:“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教育之门已经对平民百姓敞开,不但工农商各个阶层都可以读书受教育,甚至偏远地方的牧童、村妇也能吟诵古人诗词,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宋朝很多出身寒微的名臣都有少年时代书院苦读的经历,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等,平民化的教育为他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然而走进崇寿书院的张载,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面对书院里满架子圣贤书,张载却没什么兴趣,他东翻西找,最后终于在书架的底层找到一本《孙子兵法》,如获至宝,立刻坐在灯下专心研读起来。

  在这样偏僻的乡镇学校,也能读到诸子百家的经典,这得益于宋朝日趋完善的印刷技术。

  在皇帝亲自倡导下,宋朝整个社会读书热情高涨,书籍的需求大增,从官府到民间都热衷于印书,印刷业非常兴盛。当时已经形成了东京汴梁、成都眉山、福建福州等多个印刷中心。佛经、诸子百家、史书、医书、算书、字书、名家诗文集等都有,各种科举、官场、艺文等指南类书籍,尤其畅销。

  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他见过一些老儒生,年轻时想找本《史记》或《汉书》都找不到,偶尔有幸得到,马上废寝忘食抄下来,早晚背诵,生怕错过。而现在,生意人争相刻书,一天能印一万页,对于学者来说,书又多又好找。以往上流阶层才能拥有的书籍,在宋朝终于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使知识文化在平民阶层中得到广泛普及。

  在崇寿书院,张载找到不少兵法武学书籍,日夜研读,他的志向并非是做一介儒生。

  公元1041年,正在陕西主持西北防务抗击西夏的范仲淹,接见了一名远道赶来的年轻人。年轻人眉宇间英气勃发,他曾致信于范仲淹,提出九项边防建议,满怀信心表示要收复被西夏占领的失地,表示要投笔从戎,保卫家乡。

  范仲淹赞扬了他的不凡志向,但是沉思半响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你作为一个儒生,将来一定可成大器,何须通过打仗来建功立业呢?”

  年轻人呆住了,他正是21岁的张载。

  范仲淹的劝告反映的正是宋朝人的价值取向,唐人看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而到了宋人这里,变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个重文抑武的时代,读书入仕才是实现功名和梦想的阳关大道。

  这席谈话成为张载人生的转折点,他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到学校刻苦读书,这一读就是10多年,终于成为饱学儒生。

  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37岁的张载满怀自信,走进科举考场。他参加的这次考试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被称为“千年科举最闪耀的一榜”。

  揭榜这天,天还没亮,汴京城里已经骚动起来。最先起床的不是等待揭榜的士子们,而是公卿宅第、富商豪贾家的千金淑女。

  淑女们全神贯注梳洗打扮。家丁也备好了车辆。车上燃着香球,香烟如云。金明池大街一早就被这样的车辆挤满,香车美人,旖旎无边。

  万众期待、即将上演的,不是皇帝选秀,而是“榜下捉婿”,这是宋代的风俗。发榜当天,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家出动“择婿车”,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边等候,争抢新科进士做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宋人择偶的标准不再是世族名门,而是中举的士人。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境遇在宋朝出现了大转折。

  而这一年的进土榜群星璀璨,足以让等待“捉婿”的贵族淑女们为之疯狂。

  唐宋八大家中的4位因这次科举而聚汇,欧阳修是主考官。

  这一年各科共录取899人,特别是进士科的388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张载不出所料高中进士,同榜高中的还有吕大钧、程颢、朱光庭等哲学宗师,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学巨匠,吕惠卿等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朝廷重臣。

  这支“梦之队”对宋代文化繁荣居功至伟,而造就他们的,正是宋朝“取仕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度。

  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进入文官体系,科举的大门第一次面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敞开,出身高低已不再是录取与否的依据,它背后是唐宋社会变革后,名门世族的没落和庶族平民的崛起。整个社会读书和报考的热情被空前调动起来,经常是一次科举考试报名参加的人就有40万之众,录取人数也从宋初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上千人。

  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状元,就有12人出身于平民之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宋朝成为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

  文化教育普及,全民素质提高,知识阶层崛起,政治气氛宽松,这种社会氛围成为文化繁荣的前提,造就了宋朝一代新型士人。如果说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是大唐盛世的点缀,虽名声显赫却受尽苦难,那么宋朝文人已经成为社会中坚,井且完成了文化和权力的对接,中国出现了大批集官僚、文人、学者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将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邦济世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宋朝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最终凝聚成张载的四句话一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社会建立信仰体系,为民众奠定命运根基,为前圣接继思想学术,为万世开拓太平事业。”以此为精神追求的宋朝士大夫,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最大动力。

  张载一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誓言,考中进士后他两度入仕,施展经世才华和军政才能;回乡后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创立了“关学”。

  承继着他的思想,几十年后,宋朝最耀眼的一位学术伟人横空出世。

  (来源:资料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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