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北京
全部 党建 历史 经济 教育 科技 建筑 交通 体育 旅游 地理 文艺 民俗 伦理
人物 丨 “京味主理”王之理

来源:  发布时间:2022-03-30

  一砖一瓦一胡同,一家一户一大院,北京城里处处是故事。而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从《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到眼下正在北京卫视及各大视频平台热播的《鼓楼外》,一部部京味剧,经由编剧王之理的“料理”,故事丰沛,味道醇厚,耐人咂摸。时代变迁,世事冷暖,观众们从剧中找寻着情感的共鸣、心灵的抚慰,触摸着生活的本质、人生的省悟。

  王之理的人生经历,维度多元,然而兜兜转转,归宿于创作这一方清寂又丰盈的天地。

  理解生活、懂得生活、总结生活、提炼生活,真正触碰过生活的底色,才更能洞彻人情事理,手中文字、笔下人物、心底故事,才能引人入胜,与人共鸣。

  他是生活的倾听者、观察者、表达者。讲故事的人,也在故事里。

  “北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一个局部,是一种京味文化。如今倡导弘扬大运河文化,其实包含着江浙文化、齐鲁文化、平原文化、海河文化,同时还有北京文化,一个都少不了,这是不同地域、民族的团结、融合,是一种真正的‘和文化’,我的作品贯穿这样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王之理说。

  一、讲事与讲理

  一座城中鼓楼,一隅城市烟火。

  《鼓楼外》讲述的是老木匠易大船的大徒弟于钟声、二徒弟尹东义之间的恩怨纠葛。最终,于钟声放下仇恨,选择原谅;尹东义幡然醒悟、迷途知返。这是个“一笑泯恩仇”的故事,折射着胡同的人间百态,也让人看到了匠心传手艺、初心守规矩的主题升华。“老北京人局气,讲规矩,讲理儿,这是我创作时的一条主线。就像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布局、历史沿革发展,都是按中轴线走的。剧名叫‘鼓楼外’,寓意在此。”王之理说。

  《鼓楼外》原剧本里有个细节未在剧中体现,那就是于钟声一直在看一本《基督山伯爵》。“于钟声的仇恨,不是一般的仇恨,他进了监狱,女友和尹东义结婚了。出狱后他开始疯狂报仇,但最后走入人生低谷:父亲死了,自己倾家荡产欲跳楼……”王之理解读道,“你跟人死磕到底,但磕着磕着,最后其实是在磕自己,两败俱伤。最后于钟声懂得了这一点,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一笑泯恩仇。”

  这部剧表面在写仇恨,实则是写善良,用王之理的话说,是一种出自人之本性的善,“有仇不要报,报来报去报自己。你把人家整倒了,其实你自己也倒了……”

  不只《鼓楼外》,王之理之前作品,如《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等,也都是表面讲事,实则讲理。

  《傻春》中的赵素春,起初经营饭店、服装店,后来从南方服装厂学会服装技术,回到家乡后投资办厂。她是一家九口的顶梁柱,长姐为母,把弟妹们拉扯大,困难当头不离不弃,维持家庭团结。“一个家的爱,看似妈妈是大树,其实是大姐傻春在撑伞,遮风挡雨。这部剧写的是至善、至美。”王之理说。

  《正阳门下》男主角韩春明,捡破烂起家,最终涉足古玩收藏,同时学厨艺开酒楼,并将生意疆土扩展到汽车、环保、建材等领域。他内心的转变与时代的变迁产生连接,跌宕起伏间留下的是普通人的选择与坚守。“盛世兴古董,但不是谁都可以玩的。”王之理说,“古董要鉴别,人更要鉴别,真伪、善恶,真里藏着伪,伪里也有真。也许你是善意的,但是做了恶事;也许你觉得对方是恶意的,但其实是在提醒你,是善意。这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老北京人写老北京事,接地气,更道地。王之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作为文艺工作者,为大众服务,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讲老百姓那点儿事,讲老百姓那点儿理,老老实实地体会,老老实实地去写作,老老实实地说出心里的话。”

  二、真心与真味

  深入生活,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笔下人物才能鲜活可信、有魂有魄,笔端故事方可跌宕起伏、烟火气浓。王之理的人生经历,给了他无尽的创作源泉。

  上世纪50年代,王之理出生于老北京四九城的四合院里。他下乡当过农民插过秧,更浓墨重彩的则是军旅岁月。他18岁进入航校,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部队期间,他当过连长带过兵,在导弹部队干过氧化剂技师。他还在部队搞过生产经营,“那会儿是我们国家经济最难的时候,部队严重缺少经费,要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所以选拔年轻优秀干部从事生产经营。现如今,我们国家发展得多好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也好了,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做过这么多行业,但如今回望,关于文学、文艺、创作的种子,早在他幼年时期便开始孕育,悄无声息。

  “我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很有文化,是读私塾出来的,《红楼梦》里的每句诗,不用看书,随口就来,我从小就被熏陶着……”王之理说。后来,他有了一位“师父”,是同一个院儿里的一位老爷子,“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被叫到屋子里,给我讲《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名著。他满肚子‘油水’没地儿倒,我就是那个倾听者,他不给自己的孩子讲,就认准了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爷子活到97岁走了……”

  嫩芽破土,就在一瞬;机缘降临,往往偶然。

  王之理曾写过一部小说,不到30万字。有一次,他无意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济南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号码,便把小说打印出来给人家寄去了。一个星期后,编辑打来电话,“您的小说,我一夜没睡觉读完了,真好!”编辑还有个建议,找个电视台,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同期推出,传播更广。后来,某电视台的人真找来了,他们找了职业编剧,写了一个剧本大纲。只可惜,由于某些原因,此事最终未成,但却真正触动了王之理关于“写剧本当编剧”的神经。再后来,便有了如今观众们熟悉的一系列京味电视剧作品。

  自2006年进入编剧行业至今,王之理笔耕不辍,躬耕不倦。他写的几乎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有自己生活的痕迹,“我的剧中人物基本上都有原型,有时候是好几个融合在一起。我写的都是身边事、身边人,了解我的人甚至知道我写的是谁。”他始终认为,好的电视剧,让观众欣赏的永远是一种真实之美。他的作品,正是以真取胜,以真出彩。

  以作品说话,王之理为人行事皆低调,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我没加入任何协会,开会太耽误时间,有那时间我还不如多写写东西。”他的生活很简单,写作是主线,兼有支线,同时推进。主线是写作手头剧本,支线是构思其他剧本,或者做点辅助工作。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平淡却不乏味,无奇却不平庸,“名声大于成绩,人就会飘,想不飘都不行,所以我就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就是闷头爬格子搞创作。”

  胸中气象,笔底波澜,这是他付给创作的一片真心。如若少了真心,便少了真意,更少了真味。

  三、写戏与写人

  有深度的创作,不止于写人物故事,更应描摹人生长卷、时代画卷。而这其中,人心,人性,是秘钥。“其实,我不是写戏,我是在写人。”王之理说。

  《傻春》里的赵素春,很“轴”,身边人唤她“傻老大”“两半截”,但正因为这股轴劲儿,她做成了大多数人做不成的事情;

  《正阳门下》里的韩春明,大大咧咧,吊儿郎当,但他善待朋友,孝顺师父,感情专一,透着北京“爷们儿”的礼数和风骨;

  《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的范金有,可气又可怜,一肚子小心思,但当徐慧珍真有难时,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勇敢担当;

  《情满四合院》里的何雨柱,眼界不宽,格局不高,爱贪小便宜,内心还有几许懦弱,常常在真诚与伪善、担当与责任间纠结;

  ……

  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眼前,令人难忘。

  “只要是在我剧里的角色,我都让他们有个性,是活着的。”王之理说。如何做到?要把人物最本质的东西挖出来,“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人物,要把情感、情怀真真儿地放进去。戏剧的冲突、人物的情感转变,每一个细节要怎么处理,才不让观众感觉到难受,都是要用脑用心的。在故事里你就是主角,你就是每一个角色,你得变成他们,和他们一起流泪、流血,才能让他们活生生地立在那儿。而观众一看就进去了,进去了就跑不掉,因为他们从剧中找到了自己。”

  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生活积累与沉淀。“这就是阅历,就是积累。所谓积累,待人接物是积累,请客吃饭是积累,看书看剧也是积累。这些都是创作素材的积累。”王之理说,“你看待事物的角度、高度,有没有达到那一个点,如果没有,那就还得积累。”

  人物形象立住了,有了精气神,接下来是赋予魂魄——人之魂魄,剧之魂魄。

  人心与人性的考量,理智与情感的对撞……王之理作品最打动观众的,除了对人物的塑造,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反思。无论主角,抑或配角,没有绝对“好”,亦无绝对“坏人”,皆有血有肉,每个人物的行为选择,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不同的人,站的位置不同,视角不同,对事物的判断就不同,做事的方式就不同,就会走不同的道路,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结局,这便是人物的命运。”

  环境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命运折射时代。《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无不是把艺术的触角伸向广阔的时代,大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人们,经历着酸甜苦辣咸的百味生活,“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年龄与心智的成长,更是时代的变迁。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表达出来。”王之理说。

  如其言,文艺创作的路径多种多样,但也万变不离其宗:人物塑造,决定作品的宽度、广度;时代关照,则决定作品的厚度、深度。

  四、内容与内涵

  “有人说,电视剧在新媒体冲击下会逐渐走向衰落,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王之理直言不讳。

  在他看来,电视剧是在写人的情感、人性,成与败、善与恶、是与非,都摆在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电视剧这种媒体,可以完整呈现、记录这些,“其他文艺作品形式可能受限于篇幅、时长,没有办法深刻解析人物内心的东西,可能是片段性、碎片化的,电视剧却可以把人生观、爱情观、事业观等各个方面,把事件的过程、人生的历程、命运的转变、心理的转变,都讲述出来,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完整性。”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有两个要义:源于生活的发掘呈现,成于生活的归纳提炼,亦即艺术层面的表达。用王之理的话说,他的每部剧都努力做到有主题内涵,有精神指引。比如,《傻春》讲的是对家庭的牺牲与付出;《正阳门下》告诉人们,“收藏”即“人生”,“鉴物”即“鉴人”。此外,《情满四合院》写的是“一个院儿的爱”,将于近期播出的《情满九道弯》写的则是“一条胡同的爱”……

  最典型的还有《正阳门下小女人》,它讲述的是普通女人徐慧真的创业史,但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深刻的主题——原谅别人,就等于包容自己。“这是徐慧真后来悟出的道理,也是深刻的哲理。”王之理说,“从公私合营、大跃进,到六○年自然灾害、十年非常时期……伴随时代背景的变化,她也在逐渐改变。善、恶,都存在于她的内心,彼此在较量,但她的内心本质上是善的。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在爱人蔡全无的影响下,同时伴随她自身认知的提升、文化的提升、修养的提升,她终于放下了心结,过了心里的那道坎儿……”

  “北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一个局部,是一种京味文化。如今倡导弘扬大运河文化,其实包含着江浙文化、齐鲁文化、平原文化、海河文化,同时还有北京文化,一个都少不了,这是不同地域、民族的团结、融合,是一种真正的‘和文化’,我的作品贯穿这样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王之理说。

  他坚守一点,电视剧要讲内涵,而不仅仅是内容,“内容是数字化的、格式化的。如今,剧本创作都可以被数字化、程式化,几分钟要有一个高潮,高潮之中要有小高潮,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不是文化,不是艺术。”在他看来,好的剧本,台词里藏着很多东西,“您要看不懂剧本,您就拍不出来好剧。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共同组成一支好团队,进行二次创作。就说何冰、郝蕾,他俩诠释的傻柱、秦淮茹这两个人物形象,太棒了!尤其是郝蕾,把剧本吃得透透的,加上导演的引导,很传神。从他们演戏时的动作、语气就可以知道,台词不是背出来的,是感悟出来的,内化于心,再表达出来。”

  五、视线与视野

  《情满四合院》播出63轮了!王之理新近得知这个好消息,言语间透着欣喜。

  “这部剧首播时,正值‘小鲜肉’盛行、宫廷剧风靡之时,然而这部剧却是同期的收视率第一,广电总局还特意开了研讨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百姓的心是向上的、正直的,价值取向是对的。”王之理说。以他的观察,那段时期,影视行业由于资本强势介入,精神价值取向有一点走偏了,“有的历史剧,严重违背历史,秦始皇的事儿,秦始皇的奶奶做了,完全枉顾历史事实。这是强大的资本在作怪。《情满四合院》受到欢迎和认可,说明老百姓内心就是喜欢正能量的东西。普通人真实向上的精神力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新向往……这些都是正能量的,都是永恒的。”

  垒基砌阶、立柱架梁……剧本创作,犹如盖房,然而钢筋水泥建起来也只是空洞的,唯有灌注了灵魂,才有生命力。这个灵魂,就是思想,就是文化,就是价值。

  “不可否认,电视剧有宣教功能,但根本上是文学艺术范畴的。”王之理说,“作为编剧,不仅要有视线,更要有视野。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应该是创作者们的自觉。”

  眼下热播的《鼓楼外》,收视率不俗,关注度不小,何以?用观众的话说,故事透着胡同的烟火气,同时更重要的是有主题的升华,那就是平凡人中的大气度、大格局。剧中,师父易大船有太多充满生活智慧、人生哲理、人性光辉的台词,“人有善愿,天必佑之”“若争小可,便失大道”“知止常止,终生不耻”“朽木不能见水,好木不怕水浸”“人生难免遇难,难生于心,心中有难,易走极端”“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用责备别人的思想去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想法去宽恕别人”“手艺人讲究什么?地道。活儿地道,人地道,思想地道”“就像这把椅子,榫卯适度,大了,木质承受不了,裂了;小了,人坐着坐着就坏了”……

  想来,王之理也是借由易大船之口,践行着他对电视剧这种大众艺术的“艺术追求”,那就是提炼、引领、提升,“要有足够的生活积累,足够贴近生活,才能提炼;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最深的东西,把它挖出来,才能引领;提升,则是要把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通过故事传递出来。我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不是文学家,写作、创作剧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爱好,通过我对社会的认知、文化的感触以及三观的表达,从一个小切口带给收视群体一种启迪、一个思考方向,这就足够了。”

  认知、体验、思考、创作……从寻常生活当中挖掘创作素材,在寻常状态里凸显深刻主题与独特立意,映射时代之变革、社会之变迁、人性之升华。这,也许就是所有优秀编剧的不凡之处吧。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3月29日,第9版;作者:李红艳;图片:原文配图)

扫一扫关注

人文之光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