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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皇城格局与职能之变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23-03-31

  皇城,北京城垣体系中最“藉藉无名”的一圈空间,它没有内外城的雄伟壮阔,也没有紫禁城的万众瞩目,而在明清交替、改朝换代之际,这里的格局样貌与空间职能却发生了显著转变。

  《日下旧闻考》中,记录了一段乾隆皇帝与大臣们的对话:“皇城之内,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我朝建极宅中,四聪悉达,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牵车列阓,集止齐民……”

  寥寥数语道出了明清两朝京师皇城发生的改变。这里所说的“皇城”,是指紫禁城之外的那一圈城垣,在明清两朝的史籍中有大量关于皇城的记载,节选两段如下。

  万历《大明会典》载:

  “皇城起大明门,长安左、右门,历东安、西安、北安三门。周围长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

  清《日下旧闻考》载:

  “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正南曰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国家定鼎燕京,宫殿之外,环以紫禁城。紫禁城外,重以皇城……”

  按照今日北京地理位置,皇城的北城墙相当于平安大街一线,东城墙是从皇城根遗址公园至贵宾楼饭店对面,南城墙为长安街一线;西城墙是沿西黄城根北街、南街,到灵境胡同折向东至府右街。

《明北京城复原平面图》(局部)

  整座皇城的营建始于元代,成形于明代,延续至清代,其内遍布宗庙、官衙、仓库、内廷服务机构以及园林苑囿等。只是明代它是皇家独享、寻常百姓不得出入的森严禁地,到了清朝却衍变为可自由出入、热闹繁盛的市井街区……明清两朝前后相承,皇城景况差别竟如此之大。

  原因何在?

  顺治元年至顺治六年(1644—1649),实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京城市人口强制搬迁,将原京师内城中汉族平民强迁至“外城”,内城中则专供“旗人”居住,这次强迁被后世称为“满汉分居”。此后的“皇城”居于整个“内城”中心,四周为“八旗”分区环绕,“分八列旗,拱卫皇居”,“满汉分居”制度相当于把整座北京“内城”都变成了“皇城”,而原有“皇城”则变得可有可无、如同虚设,日后的逐步开放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外,清统治者对前明宫廷附属的衙署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为皇城面貌的转变也提供了基础条件。

  明《寰宇通志》卷一载:“城之中为皇城,宫阙壮九重之固,市朝从万国之瞻,庙社尊严,池苑盛丽,诚万万年太平之基。”彼时,皇城内有很大一部分机构是服务于帝王的衙署司局,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在内,号称“二十四衙门”。而这些衙署机构全部由内监(太监)执掌,庞杂的机构也使明朝内廷太监及宫女数量惊人。到了清代,前明的“二十四衙门”被逐步裁撤,统一设“内务府”掌管,原先当值于各衙署司局的内监数量也随之骤降。

  清代史料《朗潜纪闻》中曾记载一段康熙之言:“……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一切工作,俱派民间,今皆现钱雇觅。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今则不过四五百人而已……”由上可见,清代宫廷将原来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很多工作,“外包”到了民间,这使得内廷各类衙署得到有效精简。

  大量衙署机构的精减,使皇城内腾退出大量“办公用房”,而内监宫女的大规模裁撤,也使“员工宿舍”腾退出不少。诸多的房间屋舍在日后均被改为他用。这其中“坛庙寺观”的改建尤为突出,如尚衣监旧址建玉皇庙,司设监旧址建慈慧寺,内织染局旧址建华严庵,秉笔直房旧址建福祐寺,汉经厂旧址建嵩祝寺等等,加上明代保留下来的社稷坛、太庙、大高玄殿、大光明殿等,至乾隆中期,皇城内的各类坛庙至少已有70余处。

  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各类坛庙寺观,反映出清代统治阶层对于汉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于汉家信仰体系的承袭发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城之内还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虽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就已经有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宣武门内的“南堂”),但在皇城以里且与紫禁城近在咫尺的中海湖畔营建教堂,多少能窥见彼时对皇城的开放态度。这座教堂直至1887年才搬迁至西什库重建。

  皇城内屋舍改造的另一用途就是“住宅”,先是允许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家奴)携家眷居住,后来一些勋戚功臣也入住进来,成为皇城内新的业主。《金鳌退食笔记》中记载:“紫禁城外已尽给居人,所存宫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时严肃禁密之地,担夫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随着平民人口的逐步增加,附带商业也兴旺发达起来,临街的很多房屋均被改建为商铺。清乾隆时期的《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东华门大街”部分,可见街道两边店幌高悬、商肆林立,车马行人粼粼而来、川流不息,与紫禁城近在咫尺的区域已经非常喧嚣繁华,与普通闹市商区别无二致。

  就这样,原来明代皇城内众多的衙署机构在清代被各类寺庙民宅所置换;原来的宫廷服务人员也逐步被迁入的平民、商贩、儒释道人员等替代。最终,清代皇城内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转变,由稀疏转向稠密,由单一转向多元。

  以上诸多的改变让皇城本身的城垣宫禁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中记载:“皇城内居民甚稠,故东安、西安、地安三门闭而不锁,民有延医接稳者,不拘时候,得以出入……”由此可见,原来宫禁森严的皇城大门由于内迁平民的增多,正逐步变得宽松、“闭而不锁”。外皇城尚且如此宽松,内皇城的各道门便也如同虚设。所谓“内皇城”,是介于紫禁城与皇城之间的一道城垣,筑门十二座,称为“上门”。

  明朝设置的内皇城及这十二座“上门”,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戍守大内、拱卫宫城的作用,但在清代随着外皇城的逐步开放,内皇城的效用便随之降低。原本屹立于当街之上的十二座“上门”,更是由于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往来交通造成了妨碍,最终,除北侧的“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外,其余九座“上门”均被拆除。

  改朝换代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让北京的皇城区域发生了根本转变。衙署的裁撤、坛庙的营建、街巷的改造、平民的迁入、商业的繁盛……如此种种,让曾经森严禁闭的皇家大内逐步散发出勃勃生机。

  从明清皇城的变迁过程似可看出,清统治者在对中原礼制文化兼收并蓄的同时,也将前朝的种种弊端引以为鉴、破旧立新。

  (来源:《北京日报》2023年3月30日,第15版;作者:夏凡;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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