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国博，以国家之名，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而国博自己的百十年记忆，则藏在国博人心里。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暂处国子监的狭隘屋舍，还是迁居故宫端门午门的巍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恢弘新馆，国博的起伏、发展一直与国家的变革发展休戚相关。

　　国博创建1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齐吉祥等10位老专家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众所周知，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梦”，就是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讲话。

　　国博就是这样，讲述着历史，又见证着新的历史。

　　蔡元培草创，鲁迅选址

　　蔡元培曾当过博物馆讲解员，不过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

　　1907年，蔡元培初次出国，在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他的民族学老师符莱，恰好是莱比锡民俗博物馆馆长，常请蔡元培为馆员们解说中国文物。

　　当时的中国，只有私人收藏，而无公共展陈，在德国，人们却能在殿堂中欣赏中国瑰宝。对此，蔡元培的心情恐怕和康有为颇为相似：“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事，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把社会教育纳入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之中。并在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职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以为，“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于是准备在北京设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也就是国博的前身。

　　周树人（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勘选馆址，《鲁迅日记》中记载了选馆址的事：“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

国子监琉璃牌楼。

　　国子监，始建于元，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成立，草创期有国子监衙署一座，共210间房屋，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

　　国子监的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文物，成了历博最初一批馆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彝器，包括召仲簠（fǔ）、康侯鼎、内言卣(yǒu)、素洗、雷纹觚(gū)、牺首罍(léi)、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壶共十件。

　　对一个文明古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家底，实在寒酸。但在蔡元培果断决策、鲁迅全力操办之下，仅用不到两个月，就从议事、调查走到拍板、实施阶段，已属不易。

　　由于对袁世凯忍无可忍，筹备处成立次日，蔡元培便在自己主持召开的临时教育大会上愤然辞职。在北洋的乱局中，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究不过是文明的幌子罢了。正因为如此，“历史博物品之搜集，欧式博物馆房舍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种种扩张计划则皆以绌于经费，未能大举兴办”。

　　“抱残守缺”之际，征集和整理文物便成为第一要务。筹备处接收了清朝军机处留下的文物，如太平天国的玉玺、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清朝太医院的明代针灸铜人等。清朝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清朝雕版印书的雕版、清朝刑部衙门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物品也被纳为馆藏。

　　1917年,由于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筹备处迁入故宫前部的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此地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高踞于紫禁城城楼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国封建帝制之终结，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

　　被划拨来的大内档案也随之移到午门外朝房里，这些档案被装进8000多条麻袋，凌乱堆放于端门门洞。一些工人，常常将这些无价之宝随便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换钱。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资难以支付，政府部门只得自筹款项维持开支。当时的教育部把这些麻袋中的东西当成废纸，卖给了西单一家纸店,价格是每块银元40斤。这家店铺购得约15万斤“废纸”,其中一些流入古籍市场，剩下的送去造纸厂。后来北洋政府财政好转，又盘算收回这些档案，但此时这些文物所剩的已经不过是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鲁迅将这件事写成了《谈所谓“大内档案”》，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他一边骂，一边默默为历史博物馆卖力。日记显示，1920年4月17日到5月12日，鲁迅有14个下午在午门。据历史博物馆张文勋说，这是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侨俱乐部的藏书没收，运到北京，放在西雁翅楼，并选派8位专家，分别整理，其中就有鲁迅。

　　1913年，首次以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名，将一些文物送到德国展出。转运前，文物临时放在教育部，鲁迅为安全起见，还在办公室守了一晚，至晓方歇。

　　从1912年至1926年，15年间，鲁迅对历博的筹办投入了极大热情，还捐献过明代铜镜、青花寿字瓷碗等，但直到他赴厦门任教，都没能等来正式开馆。

　　时逢乱世，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区区1万元开馆经费，还是司徒雷登牵线，美国霍尔基金会赞助的。

　　这次展览，仅开放10个陈列室，仅在金秋办了一个月，但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相当于每十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

　　1928年后，首都南迁，历史博物馆也数度更名，愈发困顿。在停滞期，馆方仍坚持办刊，办讲座，也办一些小型专题展览，藏品一度超过21万件。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博物馆特地筹办了《古火器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圆明园遗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展览，借古讽今，启发民智。

　　为避免国家文物遭受损失，历博的万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南迁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议，为这些颠沛流离的文物建一个家，还为此举行了博物馆建筑设计竞赛。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参赛作品“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最后徐敬直大屋顶的设计中选。在救亡时代，这个方案寄托着期望，却终究是纸上画饼。

　　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历博精品辗转回到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蒋介石派人运到了台湾，如国子监的周代彝器等。未南迁的20余万件藏品，则在日据时期，惨遭劫掠。

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

　　沈从文讲解，毛泽东观展

　　一连串打击，让这个国内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快要散摊子了。馆长韩寿萱诉苦，所拨行政费用还不够买邮票的钱，馆内也只剩9名员工。

　　1948年5月，汪曾祺经沈从文介绍，进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在他眼里，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没多少，文物也不成体系。他的宿舍在右掖门旁，据说是原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只好在一片漆黑中，走出房门，“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大概是受不了这种清闲而低落的日子，北平解放后不久，汪曾祺便参加四野工作团，随军南下。历史博物馆则被“文管会”接管，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

　　汪曾祺嫌冷清，告别午门，介绍他来此的沈从文，却从1949年8月开始，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一干30年，沈从文的一生也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

　　对这次转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曾回忆道：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

　　外界传说，沈从文是被郭沫若公开批判后“封笔”的，沈从文却主动辟谣说，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

　　在馆的头十年，沈从文除了打杂、鉴定、收藏文物外，常自愿到午门楼上当解说员。他不挑人，连老太太都认真接待，对需要相关知识的有心人，更是滔滔不绝。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后，他又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沈从文反而是见了就躲。馆里责问他，“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这时大家才知道，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沈从文的学生和情敌。

　　1951年，常书鸿带着很多敦煌摹本在午门展出，沈从文每天都去。汪曾祺看见老师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别人眼里的“凄然”，沈从文却倍加珍惜，他认为，这是“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而且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

　　更传奇的是，在接待的“约30万观众”中，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序。1953年7月，王序到北京出差，在历史博物馆的铜镜展柜前，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两三个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

　　这段忘年交意义非凡，30年后，王序成了沈从文最后、也最得力的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工作的接手人、《沈从文全集》的编者。

　　送走参观群众后，沈从文常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虽然远离了文学圈，在文博圈也备受冷落，但他却在文物堆里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没有办公室，他就将文物库房作为自己的研究处所；看见好东西，他就想办法买回来，哪怕是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为了研究古代服饰，沈从文光所记卡片就装了几十个抽屉；对待服饰是如此，对待玉器、青铜、竹简、漆器、绘画、纸张，他也是如此。在给馆长的一封信中，他说这些积累“都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的唯一的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

　　顽强工作30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在1981年面世了。这还要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多年前的心愿：出一本服饰图集，作为外交国礼。

　　沈从文晚年总结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中，我适应了新环境……活得很健康！”

　　如果说历博在午门时期，最著名的讲解员是沈从文，那最著名的观众则要算毛泽东了。

　　档案显示，毛泽东在1954年4月，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其中有两次，都是到历史博物馆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珍贵文物也相继面世。毛泽东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两次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

　　文物专家耿宗仁负责给毛泽东讲解，他经常对后辈们讲起接待中的见闻：

　　那天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脚登布鞋，手拿一根竹竿，沿着马道拾级而上，一口气走了一百多级又窄又陡的台阶。

　　进展厅前，看到城楼附近的杂草中长着一些嫩绿的野苜蓿，他蹲下去采了一把，掏出手帕包起来，对警卫员说，带回去吃。

　　参观到中途，警卫员怕毛主席累了，建议抽支烟休息一会。毛主席挥挥手说：“你没看见那牌子上写着‘禁止吸烟’嘛。”

　　毛泽东对每一件展品都很有兴趣，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上有杂技图案，主席也拿着拐杖舞起来，还说：“这就是我们汉代的杂技团啊。”

　　仅这次展览就吸引了17万人参观。1958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表扬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

1954年，毛泽东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馆。

　　李大钊感召，王冶秋创建

　　对一般观众而言，“国博”是2011年以后才有的概念，所以又有“新国博”一说。在改扩建之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被亲切地叫做“革历博”。

　　历博起源于民国，那革博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革博的0001号藏品说起。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年仅38岁。

　　为了给李大钊等人用刑，张作霖特意从德国引进了一个先进的绞刑架。因为刑具是新买的，李大钊又是第一个慷慨赴死的，刽子手就拿李大钊来“试手”。

　　后来牺牲的同志都用了20分钟左右，可李大钊却用了40分钟。在李大钊即将窒息时，刽子手将他抱起，解开绳索。等他清醒过来后，再劝他“悔过”。

　　李大钊愤怒地说了一句：“你们把我绞死吧，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绳索。当李大钊身体悬空，即将窒息之时，敌人又把他放了下来，妄想让他屈服。李大钊仍是冷笑一声，道：“力求速办！”刽子手看不能撼动李大钊的意志，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

　　王冶秋少年入党，李大钊就义时正躲在香山碧云寺。小布尔什维克们看到报纸上行刑的照片，一腔热血要为李大钊报仇，却因为贸然行动，又有了牺牲。此后，王冶秋在隐蔽战线奋战多年，终于迎来了重回北平的一天。

　　1948年底，在良乡的一个土炕上，王冶秋召集众人讨论接管北平文化机构，又谈起这件念念不忘的事：“进城后，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架反革命刑具，并且展览出来，重现那悲壮的场面，让人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

　　1949年3月，在接管工作的空当儿，王冶秋叫上于坚，一起去找绞架。两人骑着自行车，先到司法部街后身的法院看守所，也就是李大钊就义的地方，但绞架已经不在了。经指点，他们又找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第二监狱，院中空无一人，两人翻遍了周遭阴暗的角落，才在一个破棚子里找到这具快散架的绞刑架。他们把刑具拉回城后，送到历史博物馆，后又放在端门东马道上，供人们参观。

　　这件文物的收集，给王冶秋一个启示，革命文物如不及时征集，就可能被当做废物处理。正值纪念“五四”，王冶秋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

　　北平解放仅几个月，历博便收集了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等珍贵文物。

　　北京历史博物馆挂牌时，王冶秋向周恩来建议,希望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周恩来首肯。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在故宫武英殿办公，主管文物的王冶秋兼主任。

　　有了一万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提出，想在1951年举办“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这次展览，如期预展，内部开放，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的雏形。为了这次展览，画家罗工柳创作了油画《地道战》，董希文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这些作品都成了不朽之作。

　　王冶秋对于历史发生的地点、时间、参加人员十分严谨，常亲自向中央领导请教、核实。例如，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的情况，他就多次向董必武求证。“八七会议”召开地点不是当时党史所言的江西九江，而是湖北汉口，也是他向周总理求证后得知的。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9月6日，第9版；作者：孙文晔；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