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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与北京城 丨 撰文记录明城墙修缮旧事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2-08-25

编者按:  

      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被北京人称之为“北京通”,他对北京这座古城有着深厚的感情。

  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是我心中的‘圣城’,我一生都在研究它。”正是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和宣讲,让很多人知道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历史变迁。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三个里程碑”理论,是北京城历史变迁、文化内涵以及时代发展的高度概括。在他的努力和呼吁下,北京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得以保存;甚至中国的第一次“申遗”,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才得以成功……

  北京著名史地学者朱祖希,上世纪五十年代师从侯仁之先生,两人交往长达五十余年。正是在侯仁之先生的引导下,朱祖希一直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退休后仍然不遗余力向大众普及北京城的历史文化。

  近日,《北京晚报》推出了“侯仁之与北京城”专栏,由朱祖希为大家讲述侯仁之先生与北京城的故事。即日起,人文之光网将持续转载专栏文章,今天为大家带来第三篇文章——《撰文记录明城墙修缮旧事》。


  如今提及北京的城墙遗址,很多人想到的是位于东便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这里是一段明代内城城墙以及建于明代的东南角楼。其实,在西二环路南端的西便门小公园内,也有一处明城墙遗迹。虽然被称为“西便门小公园”,但这里其实是明代内城西南城垣的一段,并不是当年西便门所在,西便门在其西侧不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古城墙仅留100余米长的残迹。1987年修复了城墙和旧楼,并将周围环境进行绿化美化,使之成为现代文明、古代文化交融的北京城中又一处景观。1988年8月,城墙修复全部竣工。

西便门小公园内的明城墙遗迹及侯仁之撰写的《明北京城墙遗迹维修记》刻石

  此后,侯仁之撰写了《明北京城墙遗迹维修记》,记录了北京城楼和城墙的历史,并讲述了维修明朝北京城墙遗址的故事。后来由书法家刘炳森先生挥毫作书,尔后刻石,立于新修的墙体的西侧。如今通过这块刻石,依然能够体会到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热爱。

  明代条石墙基重见天日

  侯先生首先用极度凝练的文字阐述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北京城的兴起始于周初,去今已三千余年。其原始聚落曰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蓟为燕侯都城,名满海内。后世或称北京为燕京,来源于此。自秦以后,封建王朝相继建立,历代名都先后崛起。北京后来居上,遂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在辽为陪都,号称南京。金朝正式建都,扩展旧城,改名中都。公元1267年元朝始筑大都新城于金都东北郊外。明朝初年改造大都,先于公元1368年移其北墙至今安定门、德胜门一线。东西两墙基址如旧,只是缩减其北段,延长其南端。及至公元1553年,更在其南加筑外城。内外两城合成凸形。清朝相沿不变,是即今日首都中心之北京旧城。”

  侯仁之先生根据对历代都城的研究,高度评价了北京古城的规划。我国古代营建都城,必有城墙,既有利于防卫,又是城市规划重要组成部分。城内道路系统、功能分区以及建筑布局,无一不为城墙所制约。《周礼·考工记》提到“国都之营建,九里见方,城墙四面,各有三门。方城之内,纵横干道各九条……”

  依此格局,历代都城大致形成了面向正南,中轴线纵贯其间,遂有宫廷在前、市场在后,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的总体布局。侯仁之认为,我国封建时代都城的营建,与此最相符合者,只有元朝大都城。明朝改建之后,内城宫阙以及太庙社稷坛分布如古制。外城有天坛、先农坛,并列于全城中轴线两侧,是为列代都城设计的重大发展。西方城市规划专家对北京城高度评价,推为世界城市设计史上一大杰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还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流传于世。

  然而,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北京的古城墙已失去其固有的作用。但北京城墙与城楼以其雄阔巍峨的形象与建筑工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在继承梁思成等众多前辈对古城保护理念的基础上,侯仁之先生在撰文中谈到了维修这段残存城墙的经过和意义。

  侯仁之提到,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理应对古城墙加以保护利用。遗憾的是,在未及进行缜密研究的情况下,不少古城墙和古城楼被拆除。幸而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角楼得以保存。经过维修后,它们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明代古城墙中残存至今的,只有崇文门以东以及西便门以东的这一段。

  西便门以东这段城墙原是明朝前期所建西墙最南端,它与后来所筑外城的西便门相距很近。当年,内城和外城相接处,建有城楼一座。此段城墙以东,原属内城西南隅,地处偏僻,又较低洼,曾有积水曰“太平湖”。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市区扩建,这里的一隅之地,成为交通要冲。因此,这里残存的一段明代城墙,是存是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北京市政府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及专家意见后,决定今昔兼顾,新旧并举,使古城风貌重现于现代化建设之中。

  为此,北京市政府特责成西城区人民政府尽力维修。当时因为诸多方面的限制,墙上南端原有角楼已不可恢复,仅两城相接处的城楼得以重建。

  侯仁之在撰文中提到,当时为了展现古城墙内部原始结构,维修时有意保留了墙体的数处墙心。维修时发现,湮没于地下的条石墙基与城砖保存完好,经过清理后得以重见天日。经过重修的墙体,高16.6米、基宽19米、顶宽15米,总长195米,共用新制城砖13万块。后来又在重修墙体的东侧加筑了台阶,以便游人登临参观。

  谁修建了最初的北京城

  关于北京城的历史,侯仁之先生在此前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也给很多市民做过普及。其间,还有一件趣事。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日报》给侯仁之先生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问:“北京城最初是谁修建的,是刘伯温吗?”

  对此,侯先生在信中非常耐心地给读者回复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对刘伯温其人其事以及他与北京城的关系等作了解答。

  如果探究北京城的最初建设者,追根溯源,应该从元大都说起。《元史》对于大都的建造者没有记载,只提到了负责修建的官员的名字。不过在《元史》之外,有一些史料提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人:一个是今河北曲阳的石工杨琼;另一个是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根据资料介绍,杨琼是石匠世家,他的技艺很早就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先是参与元上都(即开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的建造,后参与修建大都。与他同时参加大都建设的还有同乡石工王道、王浩兄弟。

  也黑迭儿则很早得到忽必烈的任用。中统元年(1260年),也黑迭儿则掌管“茶迭儿局”,“茶迭儿”是蒙古语“庐帐”之意,它是元代管理宫殿和城市建设等土木工程及诸多工匠的专门机构,由此可见忽必烈对也黑迭儿的信任。

  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准备营建大都,他又命也黑迭儿“领茶迭儿属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诸色人匠”就是“茶迭儿局”局中各族工匠。同年十二月,也黑迭儿正式受命负责修建大都城。

  大都城是一个经过详细规划之后才动工修筑的,而这个规划设计人是北京城最初建造者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后来北京城的规模、布局等,都是从元大都时就已基本定下来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原名刘侃,秉忠是忽必烈赐给他的名字。他是今河北省邢台人,少有才学。《元史》本传卷157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因此,忽必烈非常信任他。当忽必烈还在蒙古高原的时候,刘秉忠就是忽必烈手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他曾奉命选址建了开平,开平随即升为上都,并以燕为中都。后忽必烈又命刘秉忠建筑中都城。至元八年,上奏国号为大元,中都改为大都。此后,不管是颁布章服,还是举行朝廷仪式,供给俸禄,制定官制,忽必烈都是听从刘秉忠的建议。甚至《周礼·考工记》中有关都城建设的理想布局,就是他在大都城的建设中不断实现的。

  可以这样说,刘秉忠与北京城最初的建设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刘伯温则是元末明初的人物。他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初,曾转战江左(即长江以东地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等省市),运筹帷幄,屡建奇功,深得信任。

  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去世,享年65岁。他去世时,北京城除去缩减北墙、废弃元故宫之外,尚未有大规模建设。所以说,刘伯温并未参与明代北京城的建设,因此他与明代北京城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刘伯温博学多才,他参与南京城的建设却是史实。

  两块北京城砖的分量

  除了向国人普及北京城的历史,侯仁之还积极在国际上进行推广和宣传。

  1979年的夏日,燕园的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里不断地传出阵阵欢笑声。原来,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华团的一行,正在与北京大学的部门师生进行座谈、交流,气氛十分融洽。就在座谈会行将结束之际,美国访华团的一位负责人站起来,礼貌而婉转地说:“北京是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现在,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旧日的城墙拆除了,想来一定有不少城砖保留了下来。我们想,能不能请北京大学赠送一块给匹兹堡大学,作为美中两国人民、两校之间文化往来的象征和纪念……”

  为此,北京大学打报告,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找到了两块比较完整,且带有年份落款的城砖,相关负责人还专门找琉璃厂的师傅制作了两个礼品盒。但是,每块重达48公斤的城砖,只能通过海运寄给美国匹兹堡大学。

  恰巧就在此时,侯先生接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的邀请前去作短期讲学。考虑到海运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北大就请侯先生把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先带到美国,代表北京大学赠送给匹兹堡大学。

  侯先生一直不知道匹兹堡大学让北大赠送他们城砖的原因。到了匹兹堡大学后,侯先生才明白个中缘由。匹兹堡大学里一座大楼的第一层是个中心大厅,四周分列有18个课室。这18个课室按照不同国家的名字命名,课室里的陈设,也是按照被命名的国家的文化特色进行布设。其中就有“中国课室”,侯先生进去一看,里面的陈设还挺有“中国味儿”:举目所望雕梁画栋、红

侯仁之再次访问匹兹堡大学时,与赠送该校的北京城砖合影,左为城砖拓片。

  赠送城砖文字拓片的仪式就在“中国课室”里举行。在仪式上,侯仁之先生说这两块城砖是明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历1557年烧制的,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65年。说完这句,大厅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侯仁之先生回国后不久,他接到了匹兹堡大学校长博斯沃教授的一封来信:“具有历史性的北京城砖,作为北京大学富有意义的礼品,已经安全运抵匹兹堡,并在大学董事会上第一次展出。今后还要尽早装置妥当,公开陈列,供众赏览……我谨代表匹兹堡大学向侯仁之教授、向贵校的外事处,以及其他各位精心协助装运这件礼品的工作人员,表示感激。”

  同年10月,匹兹堡大学秘书长方·杜森教授利用出国讲学之便,特意来到北京大学表达感谢,还将匹兹堡大学举办北京城砖赠送仪式上拍摄的一套大幅照片,送给了侯先生。后来他们还告诉北大,两块北京城砖在大学图书馆里公开展出之后,还放到专门设计的玻璃橱中,连同砖上的文字拓片一同展出。北京城的悠久历史再次令世界为之侧目。

      (来源:《北京晚报》2022年8月24日,第20版;作者:朱祖希;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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