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北京
全部 党建 历史 经济 教育 科技 建筑 交通 体育 旅游 地理 文艺 民俗 伦理
侯仁之与北京城 丨 以水寻踪 探索北京历史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2-07-22

编者按:  

      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被北京人称之为“北京通”,他对北京这座古城有着深厚的感情。

  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是我心中的‘圣城’,我一生都在研究它。”正是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和宣讲,让很多人知道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历史变迁。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三个里程碑”理论,是北京城历史变迁、文化内涵以及时代发展的高度概括。在他的努力和呼吁下,北京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得以保存;甚至中国的第一次“申遗”,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才得以成功……

  北京著名史地学者朱祖希,上世纪五十年代师从侯仁之先生,两人交往长达五十余年。正是在侯仁之先生的引导下,朱祖希一直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退休后仍然不遗余力向大众普及北京城的历史文化。

  近日,《北京晚报》推出了“侯仁之与北京城”专栏,由朱祖希为大家讲述侯仁之先生与北京城的故事。即日起,人文之光网将持续转载专栏文章,今天为大家带来第二篇文章——《以水寻踪 探索北京历史》。


元代京杭大运河码头:积水潭

  水是生命的源泉,自然也是一个人、一座城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物质。侯仁之先生就以水为“钥匙”,开启研究北京城历史地理的大门,进而不断地去探索其间奥秘,并登上辉煌的科学殿堂。

  1932年,侯仁之考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他受明末学者顾炎武“经世致学”思想的启发,日渐对地理学产生了兴趣。在此期间,他研究清代治理黄河水患的经验,并写成了《靳辅治河始末》一文。之后,他参与了由“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的实地考查,这对他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影响很大。侯仁之从工作的实践中意识到,无论是自然界的地形地貌、江河湖海,抑或是运河、沟渠的开凿,对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时写的论文,就是从河湖水系入手,揭示历史上北平的起源以及变迁规律。

  这些成果逐渐形成了他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独特研究方法。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如《海淀镇的起源》《卢沟桥与永定河》《北京古代河流水道的复原和城市建设》等,几乎都与“水”有关系。

  由于受侯先生的耳濡目染,1996年4月,《北京晚报》“百家言”栏目连续5天刊载了我写的《北京的母亲河》。虽然把永定河称之为“北京的母亲河”是首次提出,但文中的观点无不是对侯仁之先生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传承和弘扬。

  文章中表达了如下观点:永定河哺育了北京最早的城市:蓟;在历史上,北京的城址虽因水源问题而迁徙,但都没有离开永定河所形成的洪冲积扇;永定河不仅是北京城市用水的主要补给源,也是北京西山诸泉的重要补充源;永定河在迁徙中所遗存下的古河道,是北京营造古典园囿的自然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首届运河文化研讨会”在通州举办,侯仁之先生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但当时侯先生正忙着其它事,无暇顾及,就嘱咐我以他在1955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刊登的《北京都市发展中的水源问题》为蓝本,再依据当前新的研究成果进行改写、补写,作为提交大会的论文。我把写好的初稿呈给侯先生审定,他看完之后说:“好极了,你就代我去向大会表示祝贺吧,祝大会圆满成功!”

  这篇文章把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水系做了梳理。

  北京城位于永定河洪、冲积扇的脊部,地形由西山山麓向东南逐渐倾斜。而北京西山又是华北地区的降雨中心之一,雨量较充沛,地下水也丰富。但是,当北京日益成为重要的甚至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城市和宫苑用水日趋增加,地表水源便成了问题。为了解决都城粮食供应而发展漕运,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地表水源。

  从辽代开始,北京出现了几条重要的运河。首先就是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契丹族建立的辽南京城,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辽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倚重之地。在地理位置上,它虽南俯丰腴的华北大平原,仍不得不从西京(大同)和地处辽河平原的东京(辽阳)调运粮食。从西京调运粮食可以用驴骡马匹,乃至骆驼陆运;辽河平原的粮食则需先海运至天津,再换驳船河运至武清、香河、潞县(通州),再陆运至南京城。

  然而,从潞县至南京城数十里陆运,靠人赶畜驮却并非易事。尤其到了夏秋之交,降雨频仍,道路泥泞,多有艰难,不仅误时,而且所费不赀。于是,辽代统治者开凿了一条南京城(即北京)至通州之间的运河,以通漕运,后来被人们称为“萧太后运粮河”。据研究,该河西起辽南京城东垣迎春门外(今南横西街以东)的大小川淀、平渊里一带,再经陶然亭、龙潭湖、十里河、老君堂,东转至西直河、台湖庄至张家湾入潞河。萧太后运粮河对辽朝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繁荣,乃至军事上储备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条则是金代开凿的闸河。金代,金中都人口众多,每年的漕粮少则十万石,多达百余万石,不由水运,实在难以完成。漕粮经由如今的卫河、滹沱、子牙、大清诸河,汇集到当时的海滨再循潞水(今潮白河)逆流而上,输送到通州。从通州到金中都有20多公里,则不得不开凿运河。可中都城的海拔高出通州约20米,潮白河水难以西引。因此,必须在中都城的一端另觅水源,以达通州。

  卢沟(今永定河)之水虽可导引,但限于当时的工程技术不仅难度大,且易导至水患。所以,在起初只用中都城北的一条天然小河——高梁河导引东流。但由于水流涓微,不得不考虑西北部瓮山泊(今昆明湖)之水。

  然而,两者之间却有一台地横亘其间。于是,在打开“台地”之后,导引瓮山泊之水南下,再合高梁河之水,同注于运河。为了降低地势比降,又在沿途设闸八座,以节水流,并与中都城北护河相通。因此,这条河又称“闸河”。这样,通州的漕粮便可直通中都城下。金初,导引西北诸泉入瓮山泊,东南流注高梁河,是近郊河流水系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亦终因水流有限,闸河难免淤滞。

  第三条则是通惠河。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金中都城为蒙古骑兵所破,皇城宫阙毁于兵火。此后又经过半个多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之后,决定将都城迁至北京。也就是这一决定,元大都都城也从“水流涓微,土泉疏恶”的中都旧址,迁到了金帝原有的行宫——大宁宫以及拥有众多天然湖泊的高梁河水系上来。不仅如此,为让宫苑有充足的水源,还专门开辟金水河从玉泉山引水,经和义门(今西直门)西流进宫苑。

  忽必烈灭了南宋之后统一了中国,其统治范围远远超过金朝,元大都对于漕粮的依赖,也数倍于金中都。元统治者不但积极开辟大运河,而且还大力发展海运。但是,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漕粮都只能运到通州,然后再转送至大都城。据史书记载,“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千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数。”因此,寻找水源,恢复河运,势在必行。而此时的玉泉水源已为宫苑专用,要想引水济漕,就必需另觅水源。

  元代的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在经过艰苦的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引昌平白浮之水,引入旧闸河以济漕运。“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流于积水潭,复东折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七闸,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阔,以过舟之水。”水闸和斗门,实际就是现在的船闸,既可节水,又便于行舟。

  郭守敬开凿运河的计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大功告成。漕船可以从通州以南的高丽庄经闸河径直停泊在积水潭中。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返大都,见积水潭“舳舮蔽水”,大悦,赐河名“通惠”。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现如今通惠河又已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北京晚报》2022年7月19日,第21版;作者:朱祖希;图片:原文配图)

 

扫一扫关注

人文之光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