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自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之后，远古人类从洞穴走向何处，一度是未解之谜。

　　1984年，京东平谷发现上宅遗址，经碳-14测年为距今7500-6000年，是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这一重大发现，恰好填补了北京地区史前发展过程中的空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史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西有周口店，东有上宅遗址，东西辉映，衬托出北京古老的文化底蕴。”

　　更为重要的是，上宅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存。它们既独具北京特色，又有南北文化交流的痕迹。这表明，自新石器时期以来，水甘土厚的北京小平原，作为南北来往的枢纽，不同文化就已在北京相互融合，熠熠生辉。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上宅遗址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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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聚落的生活片段

　　上宅遗址虽然出土了丰富的遗存，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考古队：先民住什么样的房子？

　　机缘巧合，考古队在上宅村以西25公里的北埝头村，找到了答案。

　　北埝头村地处平谷区西北部，村北可望连绵起伏的燕山，洳河流经村北，至村东转而南流，汇入泃河。198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时，王武钰和郁金城在北埝头村西、洳河南岸的高台地上，发现散落的陶片和一些浅坑。

　　浅坑的面积有十几平方米，形状多为不规则，偶有椭圆形。浅坑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圆柱形的洞。

　　王武钰和郁金城清理后发现，这些遗迹是十座半地穴式的房址，类似篱笆墙式的窝棚。根据碳-14年代测定，房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期中期的早期阶段。

侯仁之先生（左二）考察上宅遗址并指导工作

　　但由于当时村民长期从那里取土，北埝头遗址被发现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王武钰和郁金城当时只进行了一次调查发掘，就没有再继续。

　　后来，随着上宅遗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北埝头遗址与上宅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形相近、纹饰相似，石器种类与制法基本相同。两处遗址相距不远，是不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

　　1988年秋、1989年春，考古队对北埝头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6座半地穴式房址和数百件陶器、石器。经过对比分析，考古队确信：“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和河北三河孟各庄遗址，都处于北京东部泃河流域，显示了泃河流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文化”作为考古学术语，有专有含义。夏鼐此前在定义考古学文化时强调,“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

　　考古队认为，上宅遗址是这个文化的代表，因此称之为“上宅文化”。同时，北埝头遗址发现的16座半地穴式房址，恰好弥补了上宅遗址中缺少居住遗址的空白。

　　通过北埝头遗址的位置，考古队分析，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部落里，在靠近水源、土壤肥沃的黄土台地上群居，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子。为了防潮，房子地面和周围的土墙，用火烘烤过。每间房至少能容下3口之家，大小基本没有区别，表明当时是一个原始的平等社会。

　　让考古队意外的是，在每个屋子中间偏西南的位置，都挖出了一个埋在地下的陶深腹罐。这个陶罐是做什么用的？

　　考古队在罐内发现了木炭渣和灰烬土，在周围的地上又发现了很多木炭渣。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深腹罐是当时的“火种罐”。

　　火种罐，主要是为了保存火种。王武钰解释说，“每天钻木取火耗时费力，先民就想出这样的办法，吹一下火种，加点树枝，旧火复燃。接着用石块垫起陶罐，就可以烹煮食物了。”

　　那么，他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有没有农业种植？考古就像侦探，一个谜团解开，更多的谜团接踵而来。

　　考古队一边发掘，一边四处寻找。“村里有人挖坑种树，我们跑过去看看。有人盖房子打地基，我们也跑过去看看，就为了找更多的线索。”王武钰说。

　　有一天，王武钰不经意间发现，一枚陶片上有粟壳的痕迹。接着，他把挖掘出来的所有陶片都翻了一遍，结果只找到极少数类似的痕迹。

　　为什么会有粟壳的痕迹？考古队把这几枚陶片反复对比，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泥质红陶，而且都属于陶器的底部位置。

　　根据这些特征，考古队推测，“可能是上宅先民烧制陶器前，放在铺着粟草的地上晾晒，于是就粘在上面了。”

　　可是，上宅遗址并没有出土炭化的粟。陶片上为什么会有粟壳？考古队又反复探讨，推测了两种可能：一种是谷物粟壳，另一种是野生谷草的种子壳。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就意味着上宅先民已经食粟，过着农耕生活。从整个人类生活发展史上来看，这无疑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有没有其他线索能证明这一点呢？

　　首先是石器。上宅遗址出土了石铲、石斧、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此外，考古队在北埝头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上，发现了淀粉的痕迹。

　　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骨柄石刃器。这是一种复合工具，刀刃部分由石头打磨而成，刀柄部分是被打磨出凹槽的动物骨头。有学者研究认为，它不但可以切割动物，也可以用来收割谷物。

上宅遗址出土的陶钵

上宅遗址出土的陶猪头

　　其次是陶器。上宅遗址出土的陶器，很多都是平底或圈足。“这样更便于放在平面上，说明先民过着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分工，有人制作陶器，有人加工粮食。”王武钰解释说，“如果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它们的器物是便于随身携带的样子。”

　　上宅遗址出土了一个陶猪头。猪的头形瘦长，双耳较小，拱嘴较长，两侧还刻划了一对獠牙。起初，考古队以为是野猪造型的陶塑。后来，考古队把陶猪拿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专家分析，“陶猪已经出现被驯化的痕迹”。也就是说，上宅先民可能已经开始饲养家畜。

　　层层推理、反复论证，考古队认为，上宅文化是北京地区最早有原始农业萌芽的史前文化。尽管当时农业生产非常原始，先民过着农业、狩猎、采集兼具的生活。

　　根据发掘简报，上宅遗址出土了石猴、石龟、石鸮等生动形象的动物造型物品。这些物品上有穿孔，考古队推测，可能是先民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王武钰告诉记者，“先民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中的长期观察。说明当时北京地区草木茂盛，野生动物丰富。”

　　鸟首型镂孔器，也是上宅遗址出土的一件罕见陶器。器物的顶部是鸟首型，腹部为圆筒形，且有四道长方形镂孔，遍体有刻画的线纹。

　　“如果用来放东西，显然不够稳定。”考古队推测，可能是将鸟作为崇拜物而进行祭祀活动的，并非生活实用器。而燕山、燕地的称谓，也可能与燕山南麓泃河流域出土的鸟形图腾标志有着某种联系。

　　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在发掘之后，均已回填。而这些器物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具体有什么用？至今没有人完全了解。

　　环境考古学策源地

　　1985年的一天，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先生邀请赵福生到故宫午门外西朝房聊上宅遗址的发掘。

　　当时，俞伟超还没有正式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当馆长，暂时在午门外西朝房办公。

　　俞伟超和赵福生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叮嘱赵福生，上宅遗址发掘中要利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聊完之后，他又连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信，让赵福生转交北京文研所。

　　赵福生意识到，俞伟超已经有一套对早期遗址进行环境复原的思路。与此同时，一生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侯仁之，与俞伟超所见略同。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只限于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而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代上限应提前至新石器时期。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侯仁之一直在思考如何从人地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开拓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上宅遗址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内容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让侯仁之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从而有机会扩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上宅遗址发现后，侯仁之带着北大学生到现场观摩。回北大后，他立即给市领导写信，强调上宅遗址的重要性。

　　侯仁之念兹在兹。他对赵福生说：“考虑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与考古学相结合”。由此，他申报了三万年以来和一万年以来北京地区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研究课题。

　　1986年11月，侯仁之邀请环境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昆叔到他家里，谈论上宅遗址一事。

　　周昆叔后来回忆：“侯先生以其一贯关注北京城市研究的高度热情和对上宅遗址重大意义的洞察力，挥臂指出，北京城南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周口店，现在城东有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样北京文化渊源，来龙去脉和北京城的兴起就会清楚了，并诚邀我参加对上宅遗址的研究。”

　　1987年2月14日，侯仁之与周昆叔等应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之邀，到府学胡同参加上宅遗址研究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议，应该在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下设一个学术组织来推动上宅遗址的研究。

　　侯仁之问周昆叔，这个组织该如何命名？周昆叔回答说，“可否以环境考古作为研究方向，并且可否以环境考古作为推进该项研究的组织名称。”侯仁之兴奋地表示赞同。

　　由此，“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成立，并开展平谷史前时期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考古学是在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上，探讨古代人类社会及其演化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上宅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为这门新兴的学科，提供良好的试验田，也使上宅遗址考古发掘别开生面。

　　为研究上宅遗址古生态和人们的生活，周昆叔在上宅遗址的剖面，自上而下取了23个种属的孢子、花粉和藻类。在他看来，通过识别地层中的孢子花粉，能够推断过去的环境，如气候的冷、暖、干、湿的变化和地质时代的新老等。

　　通过对孢子花粉分析，周昆叔发现，距今7500年至2500年前，北京平原上呈现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葳蕤丛生、植物繁茂、禽兽出没的景象。沼泽在河道两侧、河源等处，星罗棋布。

　　这一时期，古人类开始寻找新的生活居住地。湿漉漉的水乡泽国不适合人类居住，较为干燥、又接近水源的平谷上宅，是先民们较理想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青山绿水、肥沃土壤，也为先民提供了衣食之源。

　　此外，周昆叔还在采集的孢子花粉中，发现了农作物花粉。“证明距今6000年前的上宅人，已在平谷盆地进行垦殖，是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环境适宜，生活稳定，故创造了较繁荣的上宅文化。”

　　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备受瞩目。侯仁之评价说，“上宅遗址发掘是恢复古环境与古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是北京古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俞伟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应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农业的起源和文化发展问题。”

　　后来，环境考古工作由上宅遗址扩展到平谷盆地、北京地区，再扩展到河北平原、黄河中下游，进而推向全国。

　　周昆叔把平谷上宅视为环境考古策源地，并将其称之为“20世纪末北京平谷的两件文化盛事之一”。另一件文化盛事，是建立上宅文化陈列馆。

上宅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上宅文化陈列馆

　　上宅文化在考古界轰动一时，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

　　1987年，北京市政府批准，在平谷修建“上宅文化陈列馆”。这在当时没有先例，是全国第一家以考古文化命名的专题陈列馆，也是北京地区第一座新石器文化陈列馆。

　　平谷相关部门的领导忙前忙后，为陈列馆办理各种施工手续。徐子旺作为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代表，当时主管工程进度、规划、监督等。

　　据徐子旺回忆，“陈列馆规划面积是8500平方米，上宅村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建馆。只有在上宅村和金海湖水库之间，有一道深沟可供选择，没有别的地方。”

　　打眼放炮，碎石头崩下来，一点点填平深沟。徐子旺记得，整整一个冬天，一座山头才被削平。第二年春，正式筹建陈列馆。那段时间，他骑着自行车在陈列馆和家之间来回跑一百多里，每天早出晚归。

　　筹建初期，陈列馆有3个设计方案入选。其中，北京市文物局古建园林设计室（现为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马架子窝棚的设计，脱颖而出。马架子形似半卧于草地上的马，四周用几根木头支撑，外面蒙上茅草，被认为是中国土木合构的古典建筑的发端。

　　陈列馆布展也颇具匠心。考古队王武钰执笔编写了陈列大纲，首都博物馆展工部负责陈列设计。从图片到文物，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从而使北京地区7000多年前的自然环境和上宅先民的生活，在陈列馆情景重现。

　　上宅文化陈列馆从设计到建成，用了不到两年时间。1989年9月，作为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项目，陈列馆正式开放。

上宅文化陈列馆

　　周昆叔评价，“这是一座颇富匠心和特点的建筑，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建筑。”他在《北京市平谷区20世纪末两件文化盛事》一文中写道：“上宅文化陈列馆在设计中既要防搭架的渗漏，又要体现搭架的观赏效果，以此强调建筑的回归。展厅外墙饰河卵石和展厅上方悬挂着类似捕鱼网状物等，都是建筑师为追求展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良苦用心。”

　　考古大咖为此纷至沓来。苏秉琦为展馆大门上题书“上宅文化陈列馆”，侯仁之先生为陈列展览撰写前言：“以上宅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与陈列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旧石器文化，东西辉映，生动地体现了首都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北京地区首先被发现有原始农业兴起的上宅文化，可以看作是北京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

　　陈列馆建成后，徐子旺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但由于陈列馆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没有任何财政拨款，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张剧团演《沙家浜》的道具桌子和两把道具椅子，还有宿舍的一张木板床。”回首当初的艰辛，徐子旺仍历历在目，“我和书记卢维信是仅有的两名正式员工。卢维信比我年长十多岁，所以让他睡在床上，我就铺张草席睡地上。”

　　开馆第一年，陈列馆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前来参观，门票收入约4万元。但仅靠门票收入，无法维持陈列馆的运营，徐子旺急得团团转。

　　“陈列馆历史意义重大，不能在我手里砸了”。徐子旺想出开源节流的办法，建设陈列馆主馆的同时，四处筹钱，在主馆南侧建了一座地下餐厅。

　　1990年，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亚运会水上比赛项目赛艇、皮划艇，在平谷金海湖举行。当时，平谷还建设了亚运会分村，数百名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汇聚于此。金海湖热闹非凡，游客络绎不绝。

　　陈列馆的地下餐厅距离金海湖不远，因为地理优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餐厅能同时接纳二三百人，生意好的时候，挤得满满当当。”徐子旺算了算，“第一年净赚利润24万多元，不仅解决了职工工资，还置办齐全了陈列馆的办公用品。”

　　随着上宅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陈列馆不断更新。2019年，张冬伟任馆长期间，曾邀请王武钰作为顾问，对上宅文化陈列馆进行改陈。

　　如今，金海湖畔这座马架子窝棚式的陈列馆，吸引着人们前去追古寻根。那些看起来粗糙简陋的器具，和生趣盎然的雕塑品，就像浩渺星辰的微芒，传递着上宅先民的智慧，令人充满遐想。

　　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了由国家文物局确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平谷上宅遗址被列为001号。未来，平谷区将围绕“一河、一址、一馆、一园”的规划，筹建上宅文化博物馆和上宅考古遗址公园。

　　填补北京史空白

　　中华文明如何起源？这是研究人类文明史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考古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同时，由于仰韶遗址位于中原中心地带，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即“中原中心论”。

　　改革开放后，中原之外的地区也发现了很多史前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在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社会已经明显分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玉器文化和随葬大量玉石器的大墓。这些都给“中原中心论”带来很大冲击。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这些史前文明比作“满天星斗”，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独照；严文明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四方辐辏。

　　但在“满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北京地区却“黯然失色”。作为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交通枢纽，北京地区是否存在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年代相近的史前文化，一直未能确定。

　　此外，北京地区自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之后，远古人类从洞穴走向何处，在当时也是未解之谜。北京地区史前发展的链条，缺失一环。

　　1984年，上宅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史的这段空白。正如侯仁之所说，“上宅遗址正好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的空白，从而为建立北京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奠定了基础。”

　　由此，北京地区的先民，大致可以连接起这样一条轨迹：在从北京猿人开始的脚步，经过山顶洞人的时代，逐渐来到王府井人的河滩和东胡林人的营地，然后就是上宅先民的定居。

　　上宅遗址的发现，表明中国史前文明的“满天星斗”中，也有来自北京地区的光辉。

　　北京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和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地带。它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三面重山环绕，东南一面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展开，因而名之“北京湾”。

　　“北京湾”的东西从北京近郊的西山到蓟县、平谷之间的盘山约有一百五十里，南北之间自湾口到北山最远的距离也有一百里。从周围山区发源的大小河川，蜿蜒流经北京小平原，滋润草木繁盛的沃土，滋养早期人类繁衍生息。

　　据环境考古学家研究，随着环境变迁、生产发展，北京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寻找新的居住地。他们从山地走向平原，由居高台地走向河床低谷。农业就兴起于平谷上宅的台地上，从此出现文明的曙光。

　　上宅文化是迄今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有原始农业萌芽状态的史前文化。

　　农业意味着人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史前人类从采集者、捕猎者变为生产食物者，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革命性的转变。上宅文化，为研究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产生、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重要资料。

　　上宅文化见证了南北文化在北京交相辉映。

　　北京所处的燕山南麓地区，是多种文化交流的舞台之一。自古以来，北京便与辽西、内蒙古中南部、冀中、鲁西的古文化相互碰撞、密切往来，成为沟通华北、东北、西北的文化枢纽。

　　苏秉琦曾总结，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发展规律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

　　上宅文化介于南北考古文化系统之间。有迹象说明，上宅文化早期曾先后受到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影响，其晚期又受到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

　　时至如今，上宅文化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北京与内蒙古兴隆洼，在新石器时期是否有物质和技术交流？上宅先民是否有鸟图腾崇拜？鸟图腾和“燕山”“燕地”有没有联系？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发现。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5月17日，第9、12版；作者：张小英；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