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摄影师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

　　1919年初，法国巴黎召开了由一战战胜国出席的所谓“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中国的这些合理要求不但被和会拒绝，在1919年4月30日签订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上，西方列强甚至还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送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居然打算在这份和约上签字。

　　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昂。1919年5月4日一早，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他们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向列强表示抗议。学生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将目标直指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因为曹汝霖参与了“二十一条”等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卖国贼遭到大家的声讨。

　　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然后沿着户部街北上，折入富贵街来到东长安街，再到东单路口后向北转，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到赵家楼，一路上，爱国学生们用自己的热情唤醒着沉睡的人们。他们在所经之路上，也目睹了当时中国受到的各种屈辱。

　　如今，历经沧桑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在纪念五四运动103周年之际，不妨再次沿着当年先驱者们的路线做一次“云”探访，在感受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北京城巨大变化的同时，对当年的历史也会有更深刻的感悟。

　　户部街沿线见证政局变幻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周日，天气晴朗。当时北大的学生杨振声这样记载：“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风云。”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曾经这样回忆道：“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爱国学生队伍沿着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一路向南，一路上，爱国学生们所见到的景致，基本还保留了晚清时期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门内的千步廊被拆除。根据记载，千步廊拆除后，在原址栽种了两排丁香树。五月，正值丁香绽放的时节，但忧国忧民的学生们没有心情去欣赏初夏的美景，一路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向东交民巷走去。

　　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了阻拦，学生遂推举代表请求会见外国公使。但是，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等国使馆均以公使不在为由拒绝学生们的请求。爱国学生们只好绕路而行，直奔位于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

　　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转而沿着户部街一路向北。户部街的位置大致相当于如今广场东侧路靠西一点，当时这条路没有如今这般宽阔，户部街左侧是红墙，右侧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几个衙门旧址。从南向北分别是礼部、户部、吏部和宗人府。不过，当时这些衙门早已改作他用，户部改为警示警备司令部，吏部则改为京师警察厅，爱国学生们就是从这两处警署中间的夹道转而向东，这条夹道便是富贵街。

　　清代，这条夹道因位于户部衙门北侧而被称为户部夹道，清末民初，为了图吉利改名为“富贵街”，但当时中国以一战战胜国的身份，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富贵”，反倒是将山东的主权从德国人的手里让给了日本人。

　　爱国学生队伍沿富贵街走到尽头左转，走上东公安街（原兵部街），爱国学生队伍的右侧是已经被拆改为洋兵操场的兵部和工部旧址。东公安街尽头是一座新建不久的水泥牌楼，名为“履中”。该牌楼处原为东公生门，拆门改牌楼的事发生在1916年，目的很明显，是袁世凯为了自己称帝造势。行至此处，爱国学生们一定会对这十年间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场景感慨万分。从履中牌楼沿着红墙东行不远，便来到了长安左门外的东三座门。明清两代这一带是科举考试放榜的地方，因此长安左门也被民间俗称为“龙门”，然而当时中国这条巨龙仍然处在沉睡之中，没有丝毫觉醒的迹象。

　　由此向前没多远，便会路过御河桥，御河桥两侧当年基本都是洋人的天下。一路上一直到东单，路北有洋人修建的北京饭店，路南是各国的操场，如英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奥匈帝国等，当时的学生们边走边大声疾呼，希冀唤醒沉睡的国人。当时有报纸这样报道，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

　　最终队伍在东单路口左拐，进入米市大街（今东单北大街）。当年的长安街远没有今天的气派，东单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北边是观音寺胡同，南边则是羊肉胡同，东单牌楼就在这个丁字路口的北侧，即米市大街的南口，参照今天的位置，大概就是银街天桥附近。

　　东单牌楼向南远眺，能看见崇文门，向北则能看见东四牌楼，由此也能明白东单和东四两个地名的得名由来：在丁字路口有一座牌楼，因此称为“单牌楼”，又因为位于京城东部，故名东单牌楼。而东四则是在十字路口的东西南北各有一座牌楼，且位于京城的东部，故名东四牌楼。

　　外交部街留下历史回响

　　从东单牌楼向北，学生队伍会经过总布胡同西口。此时爱国学生们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半年前这里一座石牌楼被拆除时的情景。

　　这座石牌楼叫“克林德碑”，是清政府为被清军神机营将领恩海击毙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修建的。说起这起刺杀事件，作为执行任务的恩海将军完全属于自卫，但无能的清政府却迫于列强的威胁，不但派出了专门致歉的使团前往德国，而且还应德国的要求，在克林德被枪杀的场所修建起这座汉白玉的石牌楼。

　　其规模和样式与清代著名铁帽子王怡贤亲王胤祥陵寝前的牌楼一致。克林德牌楼上为汉语、德语和拉丁文写就的光绪皇帝的谕旨。一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拆除了这座耻辱的牌楼，并将其移建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改名为“公理战胜”坊。然而当天参与游行的学生们心里都很清楚，国家贫弱哪里有什么公理可讲？旧中国所谓的“公理”无非是政客们手中的一张牌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地区和平会议，为了纪念这次和平的大会，“公理战胜”坊被更名为“保卫和平”坊，以纪念来之不易的和平。

　　总布胡同向北不远便是外交部街。队伍在此处右转，穿过外交部街。当年五四运动游行的路线之所以选择这条路，也是有深刻含义的。

　　这里在明清两代被称为“石大人胡同”。这位石大人是明英宗时期的一员武将，名石亨。英宗率领大军北伐被瓦剌俘虏，石亨曾经在于谦的领导下为北京保卫战做出了贡献，后来他又在英宗重登皇位的“夺门之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他居功自傲，甚至有些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后来英宗对他忍无可忍，最终将石亨下狱。石亨死后，当年规模宏大的府邸几次易手，到了清代，这里作为中央铸币厂宝源局的办公地点。

　　乾隆十六年，清廷占用了宝源局的一部分兴建起了双忠祠，以纪念傅清和拉布敦，这两人都是在清政府平定边疆的叛乱中殉国。傅清是乾隆皇帝原配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因此乾隆为他们专门建立的祠堂规模尤为宏大。留存至今的祠堂大门从规制上来看非常特殊，其面阔三间，外观类似一座二层的阁楼，屋顶覆盖黑色琉璃瓦，两旁还有八字影壁。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极为特殊的建筑结构，才使得这座大门在清末民初兴建外务部迎宾馆时得以保留，并作为迎宾馆西院的大门继续使用。

　　外务部迎宾馆同样规模宏大，最初是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皇太子来华访问而兴建，分为东西两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有由美国设计师主持建造的西洋楼，两楼之间还有天桥连接。

　　20世纪初，袁世凯从河南回京重主朝政后搬到了这里居住，后来他在这里宣誓就任民国总统，所以这里曾短暂做过他的总统府。

　　后来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谈判，为了体现自己大度，袁世凯将此处让出来给孙中山做行辕，自己则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居住，即如今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孙中山离京后，袁世凯将外交部设置在此处，因此石大人胡同便更名为“外交部街”。如今，双忠祠大门和迎宾馆大门还保留在胡同里，它们诉说着当年的历史烟云。

　　曹宅大火 惊醒国人

　　爱国学生队伍沿着外交部街走到东口，穿过朝阳门南小街，便走进了羊宜宾胡同。羊宜宾即老北京人口中的“羊尾巴”，地名雅化后改名为羊宜宾。当然也有说法是宜宾应做“仪宾”，这是“驸马爷”的又一种说法。因此羊宜宾也可以理解为“杨仪宾”，即当年这里住过一位杨姓驸马爷。到底是羊尾巴，还是杨驸马如今已经不可考。

　　羊宜宾胡同走到尽头便是赵家楼了，说起这个地名，其来历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种说法流传最广，这里曾经居住过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位名叫赵贞吉的大臣，而这位赵大人家里估计是有一座规模比较宏阔的楼阁，故而周边邻里以“赵家楼”而名之。

　　曹汝霖的宅院便位于此，下午4时许，学生涌至曹宅前。当时此处有三四十名军警把守。不过愤怒的学生早已经不顾一切，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匡互生，从窗户一跃而入，打开大门，随即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当天，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32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学生。6月7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被捕学生。经过国人的努力，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来源：《北京晚报》2022年5月4日，第14版；作者：杨征；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