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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社稷坛如何变身公园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1-11-17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孙中山先生的足迹踏遍全国,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园在全国有267座,而北京的中山公园历史最悠久,也是北京第一所公园。中山公园原名中央公园,又名稷园,1914年10月10日向市民开放,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的前身是皇家社稷坛,社稷坛作为“左祖右社”中皇家祭神之处,又是如何变身为公园的?社稷坛的社主隐藏在哪里?当年的第一社交场所留下过哪些名人印记?北京档案馆的档案中,记述了中山公园的往事。

  明清皇室在此祭神上千次

  辽代之时,中山公园的所在曾建有兴国寺,元代改称万寿兴国寺。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按照《周礼》“左祖右社”辟建为社稷坛。社稷坛是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也是皇权王土和国家收成的象征。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明清两朝皇帝或亲往或遣官,在这里举行过1300余次祭祀活动。

社稷坛

  观社稷坛,见空旷正方三层汉白玉五色坛,如档案所载:“社稷坛高四尺(1.24米),上成(层)方五丈(约278平方米),二成方五丈三尺(约312平方米)”,“出陛皆白石各四级,上成築(筑)五色土。中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五色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数千年来被赋予美好的寓意,五色土象征着中华民族幅员辽阔的疆土。五即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中五方,还代表着华夏五帝青帝伏羲、赤帝神农、黄帝轩辕、白帝少昊和黑帝颛顼 [xū] 。以五色土建成的社稷坛,包含着古人对土地的崇拜。

  社稷坛中所铺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每年春秋两季,“由涿州和霸州二州、房山和东安二县置办”,顺天府掌管铺垫新土,太常寺掌管验用。明弘治五年(1492年)将所铺的坛土厚度,由二寸四分改为一寸,后皆遵此制。明清时期,社稷坛对应的四周,分别有青红白黑四个门,“内壝四面各一门,色彩如其方坛内之色,朱扉有櫺(棂),门外各石柱二”。民国时期已不见门与扉柱,其它如旧制。

  五色土象征着“普天之下,莫非皇土”,遥想当年,这里珍藏着古代中国帝王们祈求风调雨顺,江山永固的无数祈盼,社稷也成为国土与国家的象征。而社稷坛的社主又是谁?

  五色坛中央有一土龛,明清时期所藏的社主,分别是一根代表社神的条石、和一根代表稷神的木柱,据档案记述,后合二为一石柱,名为社主石也称江山石。江山石在《大清会典》中并无详细记载,民国时期掘出后,丈量尺寸并录入档案:“社主石质高约三尺五寸,上顶为斜形,中高四寸二分见方,一尺五寸五分”,原本露在外面,后为保护古迹,藏于土中。

  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古人认为土壤与五谷是国家立命之本。祭祀时间为每年的春秋仲月(即每年农历的2月和8月)上旬,皇帝就把太社、太稷的神主牌位,从拜殿请出来,放在坛上,然后站北向南,对着神主牌位行祭拜礼。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社稷坛祭祀仪式有详细的祭仪图。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陈宗蕃在《社稷坛考》中专门描述了皇帝在社稷坛举行仪式:头一天,要由太常寺卿扫除,敷设五色土,恭设神座,燃明灯具,为太社与太稷各备好一牛、一羊、一猪等牲畜,备好簋等器物,乐部率太常协和律郎设中和韶乐于坛门内。祭祀礼仪按照一套迎神、升坛、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的仪式进行,仪式进行时,皇帝跪受福酒、福胙、三跪九叩等,完成大约需要二三个时辰。若赶上天气不好或刮风下雨,祭祀仪式便改在坛北的拜殿中举行。皇家有喜事大事,也在社稷坛举行仪式,如陈宗蕃先生记述,“雍正二年(年)平定青海、乾隆二十年定准噶、四十一年平定金川、皆告祭”。随着清帝的退位,社稷坛变身中央公园后,社稷坛的礼仪制度也退出历史的舞台。档案中曾留下民国时期先人中秋节在稷园望月,回忆当年春秋祭祀典仪的诗:“乱云苍莽浴冰轮,玉宇高寒净绝尘。异地风雷惊幻象(当晚北方有雷阵雨),旧时烟景忆芳春。”

  朱启钤 [qián] 募款筹建公园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初,南北军代表会同订立清皇室优待条件。依据南北军代表订立的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清帝逊位之后,皇室应搬迁至颐和园,由于各种原因仍居故宫。故宫及左祖右社仍是皇室禁区。当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协助处理皇宫善后事务。他发现社稷坛周边古柏参天,西南边苜蓿疯长,许多坛户在社稷坛边饲养牛羊,皇家风水宝地,变为荒置之地。作为古建筑学家,他感到十分痛惜,于是提出整治社稷坛的建议,但未被采纳。

中央公园水榭、四宜轩、唐花坞旧照(资料图)

  朱启钤,字桂莘,号蠖 [huò] 园,清光绪年间的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和北京外城警察厅厅长、内城警察总监等职务。1913年冬,朱启钤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同年春天,热河行宫内的古物陆续迁至京城,需要安置。朱启钤建议国民政府与清廷交涉,将三殿以南划出归国民政府管理,便于安置古物,另外将三殿后左后右等门堵塞,清皇室改由神武门出入三殿,除南面的太庙仍由清室祭祀外,提出整治社稷坛,建设公园的建议。

  至1914年夏季,朱启钤任职内务总长和市政督办时,着手进行中央公园土建工程的筹建。公园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在他建议下,向社会各界发起募捐。在募捐的倡议书中,陈述社稷坛建公园的理由:“京都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向无公共之园林,京都之宜建公园……查城内名胜地方者南城之先农坛、天坛;北城之积水潭、什刹海,其它如西山小汤山等处虽属名胜,或嫌地点之僻远……惟有旧社稷坛地址恢廓、殿宇崔(宏)巍,松柏之古茂即欧美公园亦不多见,且近国门,滨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便利……”倡议中还提出“邦人君子,热心公益,群策群力”将社稷坛整治成公园。

  第一次募捐的发起者有朱启钤、汤化龙、梁士诒、王士珍、萨镇冰等60名政府官员,均以个人名义捐款,其中朱启钤捐款1000元。半年后,共募集到款项4万余元。

  朱启钤作为京都市政公所的市政督办,每日必到公园,督办工程的建设与改造工程,他在南坛门的小屋内现场办公,直到工程竣工后,交由京都市政公所委托京师市民暨旅居商绅组织董事会,管理公园事项,并且订立了《中央公园管理章程》,章程共有12条,其中包括公园内的道路建筑营业事件应由董事会报京都市政公所;中央公园设立公园警察派出所维持园内秩序;如有游人违反法令及公园规则,由该董事会知照公园警察随时取缔等规定。

  《中央公园管理章程》颁布后,董事会公推朱启钤为董事长,负责管理公园事务。中央公园除募捐款外,还得到京都市政公所补助的1.32万元,除移用千步廊材料及利用内务部及京都市政公所的工役不付费外,中山公园一共建设用洋6万余元。

  此时,朱启钤还对千步廊进行改造,千步廊是明清中央机关办公之地,在正阳门之北,中华门的南侧,东西两边各有110余间房。他将拆除的天安门千步廊废料,修葺南坛门和左右废屋各三间,在大门内建售票所三间,抱厦一间,修葺宰牲亭、建鹿棚十四间、移建习礼亭、建茅亭两处,辟临河大门建大木桥一座,建投壶亭、碧纱纺、来今雨轩、董事会等等。建春明馆及绘影楼、上林春、国华台、唐花坞、扇面亭等处,堆砌荷池沿岸山石等在天安门西面,开辟了面对长安街的正门,凿开了东坛门的围墙,修成了今天依然未变的月亮门的样式。1913年9月,中央公园竣工。公园面积为陆面303.4亩、水面58.7亩,共362.1亩。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正式开放。这一天,身着黑衣的警卫布满各路口,数以万计的市民涌向公园,踏入昔日的皇家圣地御道,在古柏参天的公园享受快乐的休闲时光。

  唐花坞建于1915年

  在朱启钤的推动下,昔日的皇家社稷坛,改为百姓的休闲乐园。此后,公园内相继增建了诸多景点,著名的唐花坞就是在1915年开始修建的。

唐花坞

  唐花坞位于原中央公园南坛门的西面,最初建有14间房,整体呈现飞燕展翅的形式。其中有一间饰五色玻璃顶房,有五间左右燕翅式玻璃顶房。室内靠墙的花架上,四季都有鲜花放置。五颜六色的鲜花中间, 有涵石放置涵水池中,日久天长苔绿如茵,喷水器可随时灌溉,由于蒸气浸蚀,木制花架多处糟朽。1936年,唐花坞在原址重建。重建后的唐花坞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琉璃瓦檐顶。平面为燕翅形,当中部分做成重檐八方亭形式。整个建筑古朴庄重典雅。

  取名唐花坞的原由是:“唐”与“煻”通,“煻”是用火烘焙的意思。“唐花”,就是在暖房里培育的花,亦叫“堂花”。《燕台口号一百首》有句云:“最是唐花偏烂漫,却烘地窖借春开”。从夏历二月至冬初十月,唐花坞内鲜花常开,民国时期董迁曾留下一首诗:“修禊 [xì] 名园上已时,五云楼阁望参差。春城雨后春光好,一角斜阳万柳丝”。

  档案记载了民国时期唐花坞的花卉,春季的桃花称为报春花,每年3月1日开放至4月,为春季开放最早之花,中央公园种植后山麓有红桃、碧桃数种达百余株。杏花继桃花开放,沿河岸多种之,有白杏、红杏、绿萼杏数种。海棠花原种于习礼亭之东及东坛门外迤北,约二百余株。榆叶梅,花粉色,似梅叶,如榆普,继桃杏花开放,每年4月20日开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央公园河岸土山路旁为多。

  春季还有丁香花,花似茉莉,花型较小,有紫色和白色两种。而到了牡丹开花时节,也是中央公园的游客全年最多的时节。中央公园种植牡丹达三十余亩,民国历史学家夏仁虎曾留下一首壬申年(1932年)在稷园赏牡丹杂诗:“年年芳讯报君知,叶底偷开第一枝。不信娇容三变后,夕阳犹抹淡胭脂……”

  6月下旬进入夏季,盛夏季节在公园内可观赏荷花,盆栽的荷花多陈列于唐花坞。其中有香妃莲、孩儿莲、佛座莲、小碧莲、卷叶莲、楼上楼莲、白卓莲、大白莲、芍药莲、深粉莲、霞莲、碧绛雪莲、千层莲、用台莲、锦边莲、重台莲、英武莲。

  初秋时节,有凌霄花开。凌霄花为北地产,蔓生京郊外古刹,城内罕见。深秋季时节,有菊花盛会。中央公园曾在1916至1917年举办过赛菊展览之盛会,娇红姹紫供游人玩赏。

  冬季有大梅花盛开,梅花似杏而小香韵独优,每年春分后开始,花清香浓,亦北地罕见之品,民国前人留下一首满庭芳的咏梅词:“疏影临风,水边清浅,却来点缀春光。碧枝红萼,冰蕊似凝霜,管领群芳更谁,又何必,管领群芳。更谁料,满园景色,输与了寒香。”

  克林德碑移到公园

  沿中山公园的南门入园,矗立着一座宽17米,高10.9米,四柱三楼蓝琉璃瓦顶的青石牌坊,牌坊上镌刻着郭沫若所题“保卫和平”的镏金大字。这座牌坊见证了晚清以来多起重大历史事件。

保卫和平坊 摄影:姜宝君

  1900年6月初,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大举入京。美、英、法等国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军队进抵北京,在使馆区积极备战,多次向义和团挑衅。19日,清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24小时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20日上午,脾气暴躁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怒气冲冲地决定由自己和翻译前去总理衙门讨说法。

  途经东单牌楼时,克林德遇见清军神机营霆字队八队章京(清廷正五品武官)恩海在此巡逻。双方发生冲突后,克林德首先开枪,恩海出于自卫,开枪击毙克林德,翻译受伤,是为克林德事件。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同时向英国、美国等十一国宣战。8月,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恩海被抓捕,在克林德身亡处被斩首。

  档案记述“德人要求于克使被害之地之东单牌楼北竖坊纪念。”这个要求写在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条内,并要求醇亲王载沣亲赴德国谢罪致歉。1901年6月25日,克林德碑动工修建,1903年初竣工,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大街正中。牌楼为四柱三间七楼式的牌坊形制,宽约4.7丈,高约2丈,牌坊的坊心刻有以皇帝的名义撰写的碑文:

  德国使臣男爵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恶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德国成了战败国,中国作为协约战胜国之一,举国欢庆。如此一来,见证了一段耻辱历史的克林德碑就被拆除了。协约国责令德国把已拆除的石牌坊材料,移到中央公园,再建一座新的牌坊,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当时,协约国战后的宣传口号是“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石碑坊遂被改名为“公理战胜坊”。档案简要记述了迁移克林德碑的经过“经协约国提议,移克林德碑于公园正门内,改名公理战胜坊。民国八年(1919年)夏间……奠基典礼”。

  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表达与会国家广大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会决定将“公理战胜坊”改称为“保卫和平坊”。

  名人足迹遍布园内

  中山公园内有一对石狮立像,姿势雄骏。档案记述,这对石狮为“京市鲜见之品,且其音响敲之一作铜声,一作铁声,尤为稀有。鉴赏家或谓为汉唐遗物云”,有文物鉴赏家称石狮为京市上罕见的汉唐遗物,两石狮敲击后一个发出铜声,一个发出铁器声音,成为园内镇园之一宝。

社稷坛南门外石狮 摄影:梁欣立

  1918年11月,这对石狮从河北大名镇某古刹遗址被发掘出来,重8800余斤,当年任大名镇的镇使王怀庆,从大名用牛车经魏县、北彰等处运至邯郸,改乘京汉铁路火车运至北京,经中央公园董事会议决,放置于南坛外。

  中山公园的槐柏参天,在中山像的北侧,有一株古柏开裂的主干中间,寄生着古槐,形成“槐柏合抱”的古树奇观,古柏500多岁,古槐也有200岁,同为百岁寿星,这只是几代同堂的重孙辈,最老的古柏,是7株已有千岁的辽代古柏。自辽金至元、明、清、民国时期,历代都有新种植的槐树和柏树,据档案记述,至1936年,中山公园有古柏909株,古槐23株,1936年,种植松柏4100株、槐树和柳树257株等,中山公园至今现存古槐和古柏有600余株。

  唐花坞迤西,有座用八根石柱筑成的重檐蓝色琉璃瓦八角亭,取名兰亭,亭匾为“景自天成”,亭内置有一块兰亭碑,兰亭内置八根石柱。八根柱石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收集历代书法家《兰亭帖》墨迹六帧,合为兰亭八柱,其中第四柱刻有书法家柳公权的《兰亭诗》墨迹,第五柱刻为戏鸿堂临柳公权《兰亭诗》、第七柱为刻有明代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并跋,第八柱为乾隆临摹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序》。

  兰亭和八柱,原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被移至此。兰亭碑一面刻有乾隆御笔题诗,一面刻有兰亭修禊景,宣统二年(1910年),八根石柱被移至颐和园,民国六年(1917年),兰亭八柱一同被运至中央公园。

  来今雨轩,是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社交场所,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活动场所。1919年7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成立,两年后,文学研究会也在此成立。来今雨轩位于中央公园东南隅,当年为五楹环厅四出廊,后置太湖石,增建铅铁罩棚以避雨。

  据《鲁迅日记》中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鲁迅先生曾27次到来今雨轩就餐、饮茗、交谈、阅报、翻译小说,他翻译的小说《小约翰》便是在这里完成的。另外,陈垣、陈寅恪、萧乾、蔡锷、冰心、叶圣陶、李大钊、高君宇等社会名人,多次到来今雨轩饭庄,邀友聚会,这里是名人社交最佳场所之一。

  著名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便诞生在来今雨轩。1929年5月,张先生在来今雨轩举办的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宴会上,与《新闻报》严独鹤先生相识,严独鹤先生向他约稿,张恨水爽快地应了下来。一曲爱的悲歌,在此诞生。

  1925年,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逝世,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灵榇于移至社稷坛北的拜殿停灵,4月2日移厝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榇在西山碧云寺停灵四年。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将中山公园的拜殿,改为中山公园纪念堂,在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等提议下,将中央公园改为中山公园。1929年5月23日在碧云寺奉安公祭,26日迁孙中山灵榇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举行安葬仪式。

中山堂

  1929年,朱启钤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地址设在中山公园,学社下设法社式组和文献组,法式组由梁思成担任主任,文献组有林徽因。

  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将中山公园改为北平公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公园才迎来新生。

       (来源:《北京晚报》2021年11月16日,第26、版;作者:沙  敏;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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