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闻舆论史学体系探索

来源:《团结报》  发布时间:2022-04-08

《中国新闻舆论史》 林语堂著

  近代新闻舆论史主要是指舆论在新闻纸乃至广播上的呈现和展示,分析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纵向关系呈现及规律性的展示。所以书写涉及历史与现实交融互释。就学科构成而言,新闻传播史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共同构成了新闻传播学学科最根本的内容。老一辈的学者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属于历史学,后又称新闻史属于历史学的同时也是文化史学的一部分。这种转变和老一辈学者常将新闻史视作一种科学有关。将学术史看作是一种科学,为新闻史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新闻舆论史探索现状

  新闻舆论史和传统新闻史书写有明显的差别,它尤关注新闻舆论在这些媒介上如何呈现及展示,及其关联的历史语境与传媒生态。首先聚焦舆论在新闻纸等媒介上客观呈现,其次是主观意图等展示。呈现主要是指客观性的存在,展示指主观的动机和意图。探究近代新闻舆论史要寻求的规律,这是中国新闻舆论史系列要探讨等重要内容。另外,聚焦新闻与时评分析。简言之,首先,聚焦新闻舆论怎样在新闻纸等传媒上展示,其次,注意新闻与时评的关系分析。就目前学术史的回顾而言,从舆论的维度探索新闻史,仅见1936年林语堂所撰《中国新闻舆论史》,时间截至20世纪20年代,篇幅仅十余万字。自1932年始,林语堂主持《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系报刊界闻人。该书分两编,即古代、现代部分。古代涉及中国古代新闻事业、 古代歌谣、 汉朝的“党锢”和公平批评、 魏晋时期舆论的凋零、 宋朝的学生请愿、 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等六章;现代部分含括现代报业的开创(1815-1895)、革命前的维新报业(1895-1911)、民国时期的报刊(1912年之后)、 报界之现状、 当代期刊、新闻检查制度等六章。可见,所谓新闻舆论史大体上是编年史学意义上的新闻史。林语堂在引言中称:“现在中国报业仍处在发展的初期。在技术层面上,从新闻收集、发布和编辑艺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报业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报刊被视为舆论工具的同时正走向腐化,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而某些独裁政权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报纸在这方面可能引领着潮流。”该著受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白瑞华著《中国的报刊:1800—1912》的影响。作者林语堂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重复他们研究成果的细节,“除了引用他们著作中某些有用的图表作为参考之外,我将主要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限定在宏观的发展视野上”。他认为:“中国新闻史就是民间舆论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大体而言,该书对近代新闻传媒与舆论场域等的探讨并不充分。

  基于舆论演变轨迹及其关联场域,分析舆论呈现、展示及其与新闻传媒关系,有必要完成一部较为系统的学术著作,在报刊史学基础上探索新闻舆论史。中国近代新闻舆论史学主要划分为四个时段:中国近代报刊产生与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1815—1898)、清末民初传媒格局变迁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1898—1915)、民初政治架构发轫到形成与社会重构中的新闻事业(1915—1937)、全面抗战语境中政治架构强化与国家重建语境下新闻事业(1937—1949)。前两部分侧重传媒与舆论建构的关系,后两部分在家—国关系重构中分析传媒建构乃至动员。

  学科危机语境下中国新闻舆论史探索的学术价值

  面对媒介化社会及全球化语境,“中国新闻舆论史”专题系列的书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撰写书稿内容的过程中,我们借鉴老一辈学者相关研究经验的同时,从时代与舆论结合的角度,重新切入近代新闻史。新闻舆论史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撰写思路与章节编排方式,同笔者在复旦大学传播学流动站的相关研究存有一定的联系,同时在学术理念上受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家龚书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庆成、复旦大学新闻史学家宁树藩老师等学者的影响,同时也注意研读新闻学界历史学界时贤的著述。

  首先,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书写,涉及所谓“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等说法。而新闻史学的重审及其书写,有着现实的语境。近几年的新闻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有很多的学者,包含很多的院长,不断开会讨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教育如何做,还有很多谈学科规划的文章陆续发表。此外,面对世界格局变动及其一些西方大国选举中所谓“黑天鹅事件”冲击传统的社会调研及其分析,有很多有关“网络时代”“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处境的探讨。实际而言,这是“新文科”语境下任何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都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诸如以前历史学不也有史学危机吗?除了历史学有史学危机以外,其他的学科都有类似的性质。历史学面对现实冲击而有史学危机,但是历史学学科没有被取消掉。目前,国内一些重点大学有意识加强了文史哲等学科基础,此涉及历史学学科的建设。诸如清华大学等高校越来越重视利用传统书院的方式培养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人才,浙江大学设置文史哲方面的学院。总体而言,互联网的冲击下新文科、新工科面临学科重构,我国重点高校趋向加强了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建设,而理工科也再次加强了数理化在内的基础学科发展。另一方面,面对互联网时代所谓知识碎片化以及传统学科的框架的现代变动,我们再度强调基础学科建设,强调文史哲,强调数理化等传统学科分类意义上夯实基础。

  其次,结合时隔十年的两次在国外访学的经历,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在“互联网+”语境中诸多学科都在重新夯实基础。诸如2011-2012年及2019年笔者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格林威治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时,感觉时下经济学重回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的学理分析,诸如伦敦亚非学院的发展经济学院派学者到非洲调研,调研的过程中所应用的方法和遵循的理论路径,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亚当·斯密展示的学科智慧。中国一些文科类基础学科重新回到了文史哲。这些都是我们科研团队从新闻舆论层面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促动因素。

  再次,新闻学学科危机意识及其现实应对,涉及以史为鉴。相比较新闻学学科发展及其曲折而言,社会学在学科发展史上也曾遭遇危机。历史上社会学遭受危机的时候,社会学创始人斯宾塞撰写一本题为Study of Sociology(《社会学研究》)的著作,斯宾塞提及那些认为“社会学不是科学”的七八种偏见,并一一批驳。比照当下,在历史学在遭遇危机时,牛津大学学者理查德·艾文斯撰写了In Defense of History(《捍卫历史》)的著作。而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些大学首先取消了本科招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新闻学界的学者自身学科反省有关,特别是一些学者写文章谈互联网背景下如何重建新闻学理论。实际上,其他学科也存在这些问题。提及这些内容的目的,笔者主要是想讲,我们过去的模式和当今遇到的问题,决定了作为学科基础的新闻传播史的重要性。如果新闻史学没有梳理清楚,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就有可能被取消。

  以历史学为参照:中国新闻舆论史学体系探索的意义

  新闻史学系历史学的分支或整体意义上一个构成部分。中国史学南北各有特色,以北京、上海为中心明显区分为两大地域流派,而北派中有代表性的有北大、北师大等。目前北大的模式仍然是非常独立的。相比较而言,北大历史学系培养人才,强调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育,诸如中国史学通史涉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等等。从北大教学视频来看,每一个时段的教学都花费了很多的课时数,每一个朝代都讲得很精细。北大以断代史为主,学科基础很牢固。从教学通则来看,断代史讲授太多,教学课时上很少有经济史等其他内容的摄入,中国的通史教学涉及这种情况。相比较而言,中国历史教育体系亦存在白寿彝、龚书铎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学模式。北师大为师范类大学,重视学科模式与教学特色,也在情理之中。白寿彝是民族史学及其史学史等学科领域大师级人物,他主持中国北师大历史学的建设,是史学史学科的重镇。一度担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的龚书铎在教学认识论上接受了白寿彝老师的建议并进行了教学方案的规划,认为本科四年时间不能全部用在讲授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应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压缩到两年时间左右,剩下的时间开设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史等选修课程,这种教学方案后来成为国内师范大学乃至综合性大学历史专业示范的模式。目前的史学界基本是以北师大历史系乃至历史学院的改革为基础进行相关教学方案的安排,但北师大改革的成功,不能排除北大的教学模式的业绩,因为北大世界史及中国近现代史学都有很好发展。北大一些教员曾多次给相关领导讲授历史,培养的骨干在史学界出类拔萃,足以证明至今北大的教学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两相比较,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及其教学也存在类似一些问题。比照新闻传播学专业发展史可见,改革开放之初,新闻传播学学科在诸多综合性大学得以开设,很多大学一直将其挂靠在中文系,由此新闻系本科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等课程的专业训练。因新闻专业挂靠在中文系下教学,学生接受了严格的写作能力训练,这个模式在培养“名记者”写作能力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另一方面,2000年前后,国内诸多高校有关新闻传播学教育纷纷剥离中文系,开始把传播学理论正式纳入教学大纲中,然后又引入了“文化研究”,有少数大学从海外引进并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课程。海外及国内的一些学者,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名校培养的一些华裔学者,他们都对“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进行研讨。与此对应,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也出了一些文集,但媒介新陈代谢很快,比如互联网时代,有关电报内容及其作为载体的分析与研究,已关注甚少,亦很少有人专题研究。所以以往出版的这些文集的阅读者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坚持论从史出,夯实新闻传播史的基础。面对新闻传播所谓“有学”“无学”,以及“学”与“术”之争,我们确信,学科史学夯实将使得新闻传播学科得以牢牢确立。

  (来源:《团结报》2022年4月7日,第8版;作者: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该文为安徽大学文科学术创新团队“新闻舆论史”A类成果的一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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