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出版90周年与史诗性创作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3-02-17

  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1月正式出版,至今有90周年。90年来,这部作品的接受与阐释经历了跨世纪、跨时代、跨国界的历程。回望《子夜》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可以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弥足珍贵的启示。同时,以茅盾先生为名的茅盾文学奖今年再次开评,这是当前国内最重要、最权威的长篇小说评选活动,寄寓着读者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期待。在这个重要节点,重温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可以感受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当下的赓续、创新和提升。

  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在此前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发表署名“侍”的《介绍〈子夜〉》:“中国新文坛自有长篇小说以来,大多数的题材尚属知识分子的青年男女生活,这部《子夜》虽也有青年男女生活的描写,而主要题材却是广阔得多了。”这应该是对《子夜》最早的接受和评价。第一位接受者的评介往往在以后的接受链条中代代相承,并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一部文学经典正是在不断地被解读、被阐释中建构起来。

《子夜》1933年初版

  《子夜》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茅盾后来回忆说,这部小说“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3000部,此后重版各为5000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据当时的“文坛消息”和“出版消息”记载,某一书店一天内竟售出百余册,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四百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子夜》插图版插图 叶浅予绘

  《子夜》不仅畅销,评论者的反应也相当迅捷。仅1933年一年,报刊上发表有关《子夜》的介绍、评论等就有30多篇,其中虽有不同的声音,但占据主流的是对《子夜》的高度评价。比如,禾金在《读茅盾底〈子夜〉》一文中认为:“从中国的新文艺产生以来,到现在为止,《子夜》还是一部在含量上突破一切纪录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吴组缃【xiāng】在评《子夜》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吴宓则从艺术、美学上盛赞《子夜》的“如火如荼之美”,认为《子夜》是“结构最佳之书。……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尽管近年有学者考证该文未必出自吴宓之手,但不管出自何人,这种评价的存在确定无疑。到1934年又有多篇评论《子夜》的文章,此后几乎是不间断地出现,一直延续到1949年,《子夜》也从“畅销书”成为“常销书”。到1949年3月,《子夜》就印行了22版,总印数在10万册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陈思广《〈子夜〉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统计,到2019年,《子夜》共重版50多次,总印数已达2523800册。新时期以后,《子夜》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两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子夜》1979年英文版

  与此同时,《子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并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誉。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虽然认为在技巧方面《子夜》并没超过茅盾作品《蚀》和《虹》的成就,但也承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顾彬在看到中国文学批评界个别人否定《子夜》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茅盾是“符合时代的、创造体制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成功者”,并认为“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在日本,《子夜》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现代小说之一,小野忍、竹内好、松井博光等日本知名学者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日本文学研究学者筱田一士还把《子夜》编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

  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

  和鲁迅的《阿Q正传》相似的是,《子夜》一问世即刻被经典化。以后,在长期的接受历程中被不断地解读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子夜》进入学院派的研究,并进入文学史,获得高度评价。王瑶认为《子夜》“是《呐喊》以后最成功的创作”,刘绶松认为“是继鲁迅《阿Q正传》之后出现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巨著”。丁易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茅盾研究专著,都对《子夜》给予重点关注。王西彦出版《论〈子夜〉》,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子夜》的著作。到新时期和新世纪,先后又有孙中田、李城希等人的专著问世。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子夜》一直是茅盾研究和评价的焦点、重点和热点,经历了“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历程。从《子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其经典地位基本确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去经典化”的声音,个别研究者否定《子夜》,曾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子夜》的文学史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子夜》的关注热情。到了新世纪,研究者重新捡拾《子夜》,对《子夜》进行了多种解读和多元阐释,这也是“再经典化”的过程。研究者不仅从文学性,更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伦理、文化、人性、传播、现代性、先锋性等多重视角对《子夜》进行再解读,同时,也将《子夜》与都市文学、左翼文学运动、海派的另一种传统等诸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再阐释,体现出宽广的“大文学”视野。这种多重视角的再解读和再阐释正反映出《子夜》丰富的内蕴,从而延续了《子夜》的生命。

  经典作品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的成果和文化记忆,需要被不断地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学者詹福瑞在《论经典》中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经典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并同经典文本一同流传。因此,经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层之外,又累积成了经典的次生层。”这种次生层拓展了经典的价值内涵和意义空间,从而让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因为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阐释、被建构的过程,所以说,经典不仅“百读不厌”,而且“百说不厌”。这也可以说是经典延续生命的奥秘。《子夜》正是这样。

  “未尝敢‘粗制滥造’,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新时代呼唤着新文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温《子夜》、梳理《子夜》经典化进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春末夏初的上海,主要讲述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筹组经营信托公司,兼并八个小厂,既受困于劳资冲突,更受到金融资本家的围堵,最终失败的悲剧故事。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小说中被镶嵌在1930年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时间里。这个时间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正如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中所说:“茅盾在《子夜》中所选取和诠释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他对所处的‘当代’的一些重要倾向的关注。”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当代作家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职责,需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子夜》的创作在反映时代、书写时代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茅盾总是以自己的创作感应时代脉搏,展开时代思考,与时代同行。

  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回顾从1927年到1932年的创作经历,总结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和修养的小说家,正如叶圣陶所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善于社会剖析是他的优长。《子夜》日译者之一的尾坂德司说这部小说“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高度肯定《子夜》的社会性品格。社会的表象层层叠叠,社会结构纷纭繁复,作家要锤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能力,让作品富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茅盾说自己喜欢规模宏大、文笔绚烂的作品。这正是史诗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创作追求。日本学者筱田一士之所以将《子夜》列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看重的就是“全社会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诗性。当下的中国小说创作,呼唤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作品。有一个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非理性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坠入庸常,这显然是偏颇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文艺家的创作追求。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2月15日,第14版;作者:王卫平、曹庆慧,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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