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北京作为首都，它除了有一般城市所具有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职能，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是更好地履行首都功能的必然选择。首都发展需要把握好“都”和“城”的关系，“都”属于政治职能，是核心，“城”属于经济职能，是支撑，“城”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支撑“都”这一核心。

　　●北京在全国大城市中首先提出并扎实推进减量发展。北京减量发展是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工程，是主动响应提升首都功能、加强“四个中心”建设的核心战略，也是未雨绸缪应对北京“过度集聚”等“大城市病”的关键举措，更是以“减”求“进”、谋定后动的智慧方略。

资料图 北京日报记者 邓伟 摄

　　首都发展需进一步把握好“都”和“城”的关系

　　理论周刊：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落实首都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所实现的“四个转向”。该如何深入理解并把握这种转向？

　　李国平：《报告》客观分析总结了过去五年落实首都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所实现的“四个转向”，即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本质是首都功能的发展，根本要求是高质量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让人民生活幸福，标准就是首善。

　　北京作为首都，它除了有一般城市所具有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职能，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是更好地履行首都功能的必然选择。首都发展需要把握好“都”和“城”的关系，“都”属于政治职能，是核心，“城”属于经济职能，是支撑，“城”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支撑“都”这一核心。进入新时代，北京市在发展理念上，推进了从首都经济转变为首都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以首都发展为统领的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了首都功能，推进了首都高质量发展。

　　走向均衡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理论周刊：《报告》明确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高质量发展。面对诸如“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北京是怎样实现人居环境品质改善，从而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

　　李国平：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从消费型城市向重化工业城市转型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的“退二进三”经济结构调整阶段，新世纪以来的快速增长和空间极化阶段，以及2014年以来的走向均衡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始终处于聚集资源求增长状态，一方面发挥了集聚经济的作用，促进了北京人口和功能增加，带来了城市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出现了由于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大城市病”和因区域“虹吸效应”导致不断拉大了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针对这一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开启了走向均衡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世界来看，过度集中是导致“大城市病”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主要原因。在特大超大城市，城市功能过多，往往会出现经济和人口布局过度集中的“过密”现象。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的过度集中源于城市与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多种费用的节约，即集聚规模经济效益。然而，过度集聚也会产生诸多问题，并多以“大城市病”和“贫民窟”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过度集中也会带来区域之间产生“中心-外围”结构，一方面使得中心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愈来愈大，“大城市病”问题不断加剧，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区域的虹吸效应严重地遏制了外围地区发展，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性凸显，中心-外围二元特征突出。就北京而言，人口功能过度集中也是北京产生“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建立起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功能谋发展，有助于克服城市职能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各类“大城市病”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北京在全国大城市中首先提出并扎实推进减量发展。北京减量发展是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工程，是主动响应提升首都功能、加强“四个中心”建设的核心战略，也是未雨绸缪应对北京“过度集聚”等“大城市病”的关键举措，更是以“减”求“进”、谋定后动的智慧方略。2014年以来特别是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实施以来，减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北京在常住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双减量”的同时，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仍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全员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实现了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功能谋发展的重大转变，并在践行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也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

　　以首善标准开拓首都发展各项事业新局面

　　理论周刊：过去五年，首都功能发展特别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都有哪些生动的实践？

　　李国平：北京市通过制定和实施《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和大力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基本上完成了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大规模疏解任务，截至2021年底已累计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累计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以及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京津冀PM2.5浓度由2014年的93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1年京津冀三省市均低于40微克/立方米，北京更是从2014年的86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1年的33微克/立方米，天蓝了，雾霾少了。以轨道交通为主的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络也已基本形成，区域间出行更方便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京哈高铁、京张高铁、京雄城际建成通车。产业升级转移工作扎实开展，合作共建科技园区初见成效。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天津滨海—中关村园区等重大产业合作平台建设不断推进，京津、京冀、津冀之间的产业投资项目和资金都有大幅度增加。京津冀三地建立多层级、常态化的对接协调机制，特别是三地建立起来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联防联控联动工作机制，有力地支撑了应对疫情的工作。在空间结构优化方面，实现了“一核”——首都核心功能优化提升；“双城”联动引擎作用不断凸显；“三轴”人口产业集聚作用显著；“四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多节点”城市综合承载力逐步增强。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大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新“两翼”加快建设，更加凸显了协同发展的效应。

　　理论周刊：《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从哪些领域发力？

　　李国平：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支出强度、数字经济占比等代表经济和创新的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在北京率先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中，仍需进一步集中力量扎实推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不断提升首都功能；需要加强创新驱动，以效率提升为导向优化经济结构，加强制造业-服务业联动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空间，减少碳排放，着重解决大气、水、城市绿化等直接影响民生底线的突出问题；需要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扎实解决民生建设的痛点难点，加强超大城市精细化和智能化治理；需要持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增强平原多点地区产业与高端要素集聚和创新转化能力；需要强化北京对津冀地区的“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加快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进一步纵深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努力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责任重大。因此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频共振，与国家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同向发力，以首善标准开拓首都发展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再铸首都发展新辉煌。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7月18日，第9版；图片来源：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