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永:北宋,运河繁盛的一个王朝

来源:“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8-11-16

(图片来源于中新网)

  宋代东京城(今开封),大面积散居的水域为帝都佩戴上了一副精致的项链。因为有水,城市才有活力。东京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都城。

  公元前362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市西北),第二年就开挖鸿沟。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运河,不但使济水、颖河、淮河、泗水和黄河互相贯通,构成了鸿沟运河系统,还可以灌溉大片农田,形成了这一流域农业丰产区。据《史记》记载:“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自此,黄河和淮河间构成了一个通航水系。鸿沟的开凿,促进了大梁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战国策》里面记载鸿沟的作用是“粟粮漕庾,不下十万”,可见魏国的水运是多么的发达。大梁也因为鸿沟的便利交通,成为全国商业中心。大梁城成为“诸侯四起,条达辐辏”的中原重镇,巩固了魏国在战国中的地位。

  后周疏浚汴河、五丈河、蔡河,北宋在此基础上又开发了金水河,形成了所谓的“四水贯都”。在柴荣的苦心经营下,一个环绕汴州的运河网形成了,这对于汴州城的发展非常有利。无疑,奠定了北宋的基业。对于北宋而言,后周宛如柴荣栽培的一棵大树,原本缺少水源,后来引来了水渠,枝繁叶茂之时被赵匡胤全部移植到自己家中。

  宋人认为汴河乃建国之本,不同于一般水利河渠。北宋政府“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北宋由汴河每年运输江、淮、湖、浙粮米到开封,多达八百万石。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都对汴河的繁盛进行了细致描绘。孟元老说:“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 汴水是城开封的一条生命线。

  北宋汴河主要负责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等路和四川一部分物资的运输。北宋主要实行转般法,与唐制基本相同,东南物资运送至淮南上的真州、泗州、楚州、扬州等地转仓,再运送京师。

  《宋大诏令》中说:“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汉唐”。由此可见,北宋依赖漕运,也反映出北宋漕运数额巨大。北宋东京依靠四大漕河: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建立以东京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除了满足京师物资需求,还在战争中作为后勤补给线。如从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北宋常与西夏作战,关东的物资就是通过黄河运输,供应关西军饷。北宋与金结盟攻打辽国的时候,就是通过汴河、黄河转运军用物资的。无论是花石纲还是赈济受灾地区的民众,漕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京师多商贾大户,天下富商聚集在东京城,百万居民加上驻军,所需消费品和粮食,大都是经过漕运抵达东京。富商们从江淮区域便宜购买稻米,“转至京师,坐邀厚利”。北宋的时候,饮茶之风盛行,茶叶需求量大。茶商每年从湖北、福建等地经过汴河、惠民河把大批茶叶运到到京城,除了供应京师消费之外,还把茶叶深加工之后运销到西北等地。

  《鸡肋篇》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石炭就是煤,东京城部产煤炭,依靠漕运从山西产煤区运到京师。《宋史·食货志》载,开国不久,宋太宗就“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这是以我国黄金和丝织品为诱饵招邀外商,结果使海舶至 者倍其初,珍货大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9就说:“天圣以前,使由登州入,熙宁以来皆由明州入。”

  北宋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三座名窑(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的产品也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 运往海外各地。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国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

  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入汴京市场出售。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萍洲可谈》 (卷二)说: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商船,多载辎重,泛海而至宁波,由浙江溯汴河而上至京都开封。将金银、铜器、绫罗、良马运入中国,换回大量宋缎、漆器、茶叶以至铜钱。频繁的对外交往,更使汴河商运日趋繁盛。北宋王朝对外关系中的贡赐和贸易量相当可观。一些外国使臣用宋朝回赠的大量银钱,在京师开封或其途径之地,购买许多所需之物,特别是丝绸和瓷器,运河沿岸的城市都是他们的交易之所。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此事曾受到宋朝政府的关注,当时苏轼称:“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即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宋太宗时,日僧成寻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晋谒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数年后寂昭、元灯诸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作者:刘海永,开封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开封省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开封散文学会秘书长。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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