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过有一位部朝鲜人写中国的奇书，尤其是对浙东地区，写得极为详尽，对研究地方史者有极大的帮助，可惜一直不得此书。不久前，终于从一位学友处借得此书，赶紧翻阅，果然不错。书中所记有极多的不为宁波人所知的宁波地名，可以说是研究明代浙东地方史的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事件的发生是这样的：

　　距今520年前，即我国明代弘治元年（1488）的闰正月，朝鲜一位中层官员崔溥，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的过程中，不幸遭暴风袭击，偕同船42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海域。开始时被当地官员怀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终于弄明了身份，才得以排除嫌疑，随即受到中国当地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友好接待，后经由浙东走陆路送至杭州，再由杭州走水路，沿江南运河至镇江，自镇江渡长江至扬州，再沿北京杭运河直往北京。最后，由北京经陆路送至辽东九连城，渡鸭绿江返回朝鲜，行程八千余里。据崔溥实地踏看，自临海县狮子寨至桃渚所一百六十余里间，自桃渚所至宁海县四百余里间，俱是沿海僻地，没有官设的驿站。自宁海县越溪巡检司开始有驿站铺位，即白峤驿。自白峤驿过西店驿、连山驿、四明驿、车厩驿、姚江驿、曹娥驿、东关驿、蓬莱驿、钱清驿、西关驿等驿站至杭州府武林驿，行程一千五百余里。过了杭州府之后，崔溥等即南向北，行程八千余里，直达北京。崔溥离京返回朝鲜，沿途经过山海卫、山海关、长城、长墙等关隘要冲，亦逐一记述了这些地方的历史、地理以及当时的情形。据崔氏所见，驿有驿丞、驿吏，临近边境的驿站“有甲兵警戍，如防御所”。

　　崔溥一行在中国共约停留约四个半月，回国后，崔溥叙写这一经历，作为向朝鲜国王的“内部报告”，名《漂海录》，全文五万四千余字，内容包罗万象，文字简练生动。他将沿途所经山川、湖0堰、驿站、铺栈、村镇、里屯、桥洞、亭台、楼阁、庙宇、门坊以及里程与设施，无不载录，尤其对我国关隘要冲、各地驿馆、水路交通、军备防务等情况的记述更为详细。内容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多个方面的情况，对于是一部研究我国明代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两国关系等，是一部很有参证价值的典籍。

　　当时，崔氏一行于弘治元年闰正月被风漂至中国浙江牛头外洋，在台州府临海县狮子寨登岸后，在中国官员的陪同护送之下，于闰正月二十九日过宁波府，二月初一日过慈溪县，入夜，又溯江而行，至鸡鸣时，泊于岸边等待天曙。崔溥曾问此江之名，陪同者告诉他是姚江。江边有驿，乃是车厩驿，驿丞名叫秦高。就在这一天，崔溥一行开始进入现在的余姚境域。二月初二日，即进入当时的余姚县境域。他将经过余姚县境时的情境，在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二月初二日，过余姚县。是日阴。早，发船溯西北而上。江山高大，郊野平铺，人烟稠密，景物万千。日夕，过五灵庙、驿前铺，姚江驿、江桥，至余姚县。江抱城而西，有联锦乡、曹墅桥，桥三虹门。又过登科门、张氏光明堂，夜三更到下新坝，坝又与前所见新堰同。又挽舟过坝，经一大桥，有大树数十株列立江中。将曙，到中坝，坝又与下新坝同。又挽舟逆上，江即上虞江也。

　　二月初三日，过上虞县……二月初四日，到绍兴府……二月初五日，至西兴驿……二月初六日，到杭州……二月十三日自杭州登程，北上赴京。

　　崔溥对经过余姚县境内经历写得极为详尽，他所经过地方，有现在尚在沿用的地名，如江桥、下新坝等，但大多如五灵庙、驿前铺、姚江驿、联锦乡、曹墅桥、登科门、张氏光明堂等，时至现今已很难确定它的具体位置了，只知道姚江驿约在酱园街的姚江边上，在清代探花朱兰的探花墙门附近。

　　崔溥《漂海录》既然有如此重大之价值，当然引起人们之关注。日本早在1769年，即清乾隆三十四年，已由清田君锦将《漂海录》译成日文，名为《唐土行程记》。美国则于1965年由约翰•迈斯凯尔将《漂海录》译成英文出版，名为《锦南漂海录译注》。作为近邻的中国，又是这部“摹写中原之巨笔”的书，却长期鲜为人知，这是很可惜的。迟至1992年，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崔溥漂海录》点评本。笔者今天所见的即是这一本子。

　　作者：诸焕灿，余姚市社科联理事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我身边的运河故事"（浙江段）征集发布活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