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图片来源：网络）

　　摘要：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源于春秋、发展于秦汉与隋唐、兴盛于明清，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实用价值。随着中国大运河步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对大运河的保护、利用、开发提上了新的日程，如何发挥运河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使其得到延续与发展，已成为民族、国家与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运河是人工开辟的水道，主要用来运输漕粮、物资、人员与货物，在古代社会因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所以水运成为了便利而简省的重要运输方式。当今世界，主要的运河有巴拿马与苏伊士运河，但它们的开凿历史与长度都无法与中国大运河相提并论，在文化价值与功能作用上更有天壤之别。中国大运河不但为专制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大量的漕粮与物资，而且促进了沿运城镇的兴起，加强了南北商贸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的碰撞，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运河的历史变迁

　　中国传统的漕运，即利用河流运输物资，并不仅仅是人工开辟的运河，所以早在远古时期，祖先的“刳木为舟”，即产生了最早的漕运活动。进入文明社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漕运的范围逐渐变得更为广泛，其内涵与外延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人工开辟的运河分布地域也更广、长度更长、运输量更大、功能更多，其管理、维护、开发也变得愈加系统与细致，成为了国家重点保障的经济大动脉。

　　中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运河为邗沟，由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凿。吴国地处水乡，有舟船之利，当地百姓熟于行水驾船，加上当时的国王夫差具有统一天下，争霸中原的野心，因此便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该段河道利用了射阳湖、白马湖、樊良湖等自然水域，主要用于运输军粮与兵丁，用于北上与齐国争夺霸权。邗沟人工开凿的距离并不长，在当时也缺乏细致的维护与管理，只是为了军事方面的作用，商业与经济交流的功能并不显著，但是作为中国大运河的源头，邗沟却为后世运河的开凿与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除邗沟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还有魏惠王开凿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齐国开凿的淄济运河；秦国在关中开凿的郑国渠及岷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些运河或水利枢纽具有以下特征，那就是多数都用于军事需求与农业灌溉，距离较短，主要利用了自然水道，其开凿与维护的成本较小，多数在后世得到了重新的利用与完善。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的专制帝国，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所以京城供给、边疆军需、农业灌溉对于运河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秦朝不但将大量漕粮与军需物资通过海运、河运与陆运输往北方地区抗击匈奴，而在沿黄河一线设立漕运仓储，存贮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漕粮，然后输往都城咸阳与其他军事要地，甚至为便于统一南越地区，开凿了沟通湘水与漓水的灵渠，从而间接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便利了中央政权对南越地区的开发与管理。两汉时期，国家重视水利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在维护与利用前代郑国渠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又修建了白渠、六辅渠、龙首渠、阳渠等关中水道，从而使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保障了首都的粮食需求。除此之外，两汉还对褒斜水道、三门峡水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因工程规模大、劳民伤财，最后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秦汉时期的运河，更多的作用是粮食运输与农业灌溉，因为当时国家趋于统一，无论是征战，还是京城人口、边疆军事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单靠某一区域的粮食产量显然难以满足，于是只能通过开辟水道，扩大粮食输送区域，来实现那些需要举国之力才能完成的目标。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因战乱的破坏，秦汉漕渠多悉数毁灭，国家漕运不通，因此这一时期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去大规模的开凿运河，但各割据势力或自保，或妄图统一天下，也纷纷在小范围内开凿运道，运输军粮与士卒，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如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就非常重视运河的开凿与利用，他曾开白沟、平虏渠、泉州渠，进击袁绍与北方乌桓等势力，最终统一中原地区，其继承者魏与晋，又相继开凿了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白马渠、鲁口渠、成国渠、车箱渠，从而扩大了农业灌溉水源，加强了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从而为灭蜀与吴，统一全国积累了力量，而吴与蜀虽偏安一隅，力量有限，但也分别开凿了破冈渎与徒阳运河，整治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后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亦对扬夏水道、浙东运河、邗沟、杨仪水道、泗水运道进行了整治与修缮，从而使区域水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农业水利设施得到了健全，从而为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与顺利运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隋唐两朝是中国大运河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不但开凿了连通长安、洛阳、杭州、涿郡的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而且在沿河一线设置了黎阳、思洛、河阳、含嘉、洛口等漕仓，用于蓄积漕粮，每仓存粮多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石，其数量非常可观。隋代开凿运河，耗费了大量的国力、民力、财力，这条运河东西南北纵贯2700 余公里，不但连接了数省，而且将中国的黄河、长江、海河、淮河等大江大河贯通起来，方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隋炀帝又好大喜功，仅用数年之力就完成了如此庞大的工程，乘着豪华的大船南下游览扬州，北上攻打高句丽，将国家积累的资财耗费殆尽，最终导致了身死国灭的后果。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因开凿运河而亡，但却为唐朝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唐重开广通渠、改造永济渠、整治汴渠，都是循着隋朝运河的路线，在沿河一线设置漕仓，也继承了隋代的经验。当然除了维护与完善隋运河的管理与使用外，唐还开凿了涟水新渠、湛渠、伊娄河、开元新河等运河，从而使河道的通航里程更长、运输量更大、南北交流联系更密切，特别是晚唐时期，刘晏对漕运的整顿与创新，曾在一定程度上使漕粮运输数量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

　　两宋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都未完成全国的统一，同时经常受到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干扰，因此无法在全国区域内开凿运河。北宋的运河主要集中在都城开封附近，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等，其中汴河的地位最为重要，江南所产粮米、物资，西山薪炭均需通过这一河道输往京城，岁运江淮菽米达到了 400 万石，而惠民河仅 60 万石，广济河 12 万石，其数量远远落后于汴河，金水河更仅仅作为京城的水源供给与观光之用。为维持运河的通畅，宋政府十分重视泥沙疏浚、堤坝加固、闸座设置等水利设施的修建，并实行了导洛通汴、方城运河开凿、楚扬运河改造等工程，从而使运河在长时期内得到了顺利的使用。南宋偏安江南，运河治理多集中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仓储也主要分布于长江一线，输往临安的漕粮运输距离较短，运河水源丰富，漕运效率较高。两宋是中国漕运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先后创建了转般、均输、直达等方法，中央设有管理漕运与河道的发运司、转运司、排岸司、催纲司等机构，监督全国漕粮的运输与运河河道的维护，从而达到集中全国财力，维持京城稳定的目的。

　　元明清是中国运河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鼎盛时期，其河道管理之系统、漕运运作之完善，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漕运、河道、仓场之总督，运军、旗军、水手之运粮队伍，夫役、河兵之看守制度，天津、德州、临清之水次仓储，支运、兑运、长运之运法，南旺、高家堰之水利工程，无不体现着国家政权对运河与漕运的重视。元代开济州河、会通河与通惠河，改隋唐运河之弯曲，将运河线路变为直线，直接连接了北京与杭州，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但终元一代，因运河分水口设置不合理、规划不科学，导致运河经常淤塞不通，朝廷不得不实行漕粮海运，开胶莱运河连通黄海与渤海，海运漕粮的数量远高于河运。明建立后，先定都南京，后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北京，对于江南漕粮的需求异常迫切，先后疏浚会通河，建南旺分水枢纽、开清江浦，从而使京杭运河的利用效率大为提高，明后期，为避黄河之险，又开南阳新河与泇运河，使每年 400 万石漕粮源源不断的运往北京与通州仓，保障了京城皇室、官员与卫所军丁的粮食需求、平衡了市场粮价，对于明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满清入主中原后，继承了明代的漕运制度，并开中运河，对清口进行了综合治理，设置直隶、河东、江南三河道总督管理黄、淮、海、运等河流，每年投入数百万两白银疏浚河道、修建水利工程、导引海口，虽然花费巨资，但因黄河频年冲决运河，加上河道部门腐败现象严重，所以河患频繁、洪灾泛滥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给国家与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清末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厢，将山东张秋段运河拦腰截断，导致北方运河不能顺利通行，加上此时清政府忙于应对内忧外患，没有足够的财力让黄河回归故道，对运河更疏于管理，迄至光绪年间，随着漕粮完全改折、河道与漕运总督的裁撤，加上火车、轮船等新兴交通工具的兴起，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漕运终于走向了末路。民国初年，曾对江北运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因军阀混战，导致资金与技术方面都难以满足要求，其后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运河位于沦陷区，更无法进行管理与整治，很多河段逐渐淤塞与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对运河航运非常重视，先后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一系列大型船闸，每年对运河进行疏浚与整修，使济宁到杭州段的运输能力大为提高。

　　中国运河与漕运的历史变迁，也是其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与系统化的过程，从局部运河到京杭大运河，从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从单纯的军事需求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突出反映了中国运河对国家、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要，对于华夏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及其延续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二、中国古代运河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运河是与长城相媲美的华夏民族两大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与智慧。但是与长城这种防御性质的静态遗产相比，运河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包容性与延续性，其创造的文明与社会财富，更是长城难以比拟的。运河始于春秋，延续至现代，已具有2500 余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民族融合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交通运输、物资交流、文化传播的作用，其历史、文化、实用价值不可估量。

　　首先，运河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功能。中国运河开凿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运输粮食与军队，以便于统一与争霸战争的需要，吴开邗沟、秦凿灵渠、曹操开平虏渠与泉州渠就是类似的例子，利用运河运输军事物资，不但可以减少陆地的长途奔波与开支消耗，而且对于保障军士的体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运河的漕粮运输、商品交流、文化传播的功能逐渐超过了军事，成为了其作用的主流，但军事方面的意义亦始终没有消失。其次，运河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京城稳定、皇室与官员粮食供给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无论是秦汉时期的东西方向漕运路线，还是明清时期的南北路线，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便于将全国的漕粮输往京城与边防要地，以实现统治者对国家的控制与物资的调配。从漕运初行时期的无定额到明清时的 400 万石之数，这反映了国家的政治需求与制度变革，正是因为社会现实对漕运所造成的冲击，所以国家才会适时调整漕运政策与漕法政令，使运河的运行更加符合国家的需求。另外，运河的兴衰也会对国家政治局面产生冲击。在国家大一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河道顺畅的前提下，无论是漕粮的运输效率，还是漕河的管理程度，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对国家产生的正面影响也越大，而一旦运河改道或淤塞，不但京城粮食不能自给，常常造成最高统治者的恐慌，而且赖以为生的皇室、官员、卫所军丁、百姓也常常陷入困境之中，甚至因此而导致动乱与社会秩序的失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运河能否运转顺畅，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局面，是国家兴衰的风向标，其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其次，运河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商贸价值。在农业发展上，早期的运河多具有农业灌溉与粮食运输的双重功能，像战国时期的郑国渠、都江堰，西汉时的关中诸漕渠，都是为了发展农业水利而开凿，通过人工力量沟通各自然河道，将大量水源引用到水利环境相对匮乏的地区，从而实现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经济财富的积累。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明清时期，运河的灌溉作用逐渐削弱，反而成为了农业发展的掣肘者，这是因为当时山东运河段水源匮乏，漕船负重难行，只能将汶、泗等水，泰安诸泉、南旺等湖的水源全部引用到运河里，而对农业灌溉实行严厉的管控政策，如漕运水源不足用，那么农业用水便无从谈起。另外，当运河水大时，政府为防止决堤，威胁漕粮运输，便往往开闸泄水，这又造成百姓的庄稼被淹、庐舍被毁，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灾难。所以明清政府单纯保漕的目的，一方面破坏了山东地区的自然水道环境，将所有水源集中到了运河，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与河流布局，另一方面禁止运河附近农田用水的策略，又使农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利之利，对于沿河百姓来说也是一种损害。在经济与商业交流上，运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运河虽是国家为了政治目的而开，但却间接促进了南北物资与商货的交流，刺激了商人商帮的兴起及沿运城市与乡镇的开发。运河在古代社会相较于陆运与海运，具有很大的优势，不但安全省力，而且运量较大、运输方便、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所以很多商人往往将全国的货物贩卖于运河沿线，如安徽、山西、陕西、黄县、洞庭诸商帮就利用国家的盐运与茶运政策，在沿河诸城市从事商业交流，并迅速积累了大量财产，成为了影响全国的商业势力，他们不但设会馆以联络乡谊、加强商业利益的平衡与协调，而且参与地方公共事业，对当地的文化与习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沿运一线的天津、临清、德州、聊城、济宁、徐州、淮安等城市商业繁荣、物资殷富，属全国著名的漕运码头、商贸重地、物流枢纽、河政要地，形成了经济总量大、商品种类全、人流密集的东部运河经济圈。除商人外，运军与水手也是造就运河商贸繁荣的重要力量，为补贴运军生计，明清政府规定其可以利用漕船携带一定的免税货物，在运河沿线发售，其所得归运军所有，并且这一货物的数额不断增长，最后达到上百石。数量近十余万的运军与水手为谋求利益，往往违禁装载超过国家规定数额的商货，在漕船停歇时，发卖到路径市镇，从而使当地的商业市场物品更加齐全、经济更加繁荣。除漕运船只外，航行于运河上的民船、商船、客船更是不计其数，大量货物的流通对于国家财政税收也是一项重要的福利，明清政府在运河一线的崇文门、天津、临清、杭州等地设立钞关，专门向过往船只征收商货税收，以此增加国库收入，征税的货物种类繁多，但主要以粮食、布匹、杂货为主，其中仅粮食一项，其流通量每年就达上千万石。另外因运河交通便利，其往往成为国家平衡粮价、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京城、北直、山东等地农业丰歉不均，常常发生农业灾荒，为赈济灾民，稳定区域社会秩序，中央政府经常将仓储或外地的粮食通过运河输往受灾地区，用于赈灾与平衡市场粮价，以此保障民生。总之，运河在古代社会既是一条漕运线路，又是一条商业线路，通过运河不但连通了全国各地的商业交流，刺激了沿运城镇的崛起，而且当地百姓也纷纷利用交通之利，从事手工业与服务业等工作，从而增加了额外收入，提高了本地人的生活水平。 

　　再次，运河的文化交流功能也非常重要。运河既是经济带，又是文化带，大量人群在运河上航行，将自己家乡的各种习俗、信仰带到了运河一线，并与当地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贯通南北、杂糅东西、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在运河区域，因经济较为发达，所以又刺激了文化的兴盛，明清时期不但运河流经地区出现了大量文人与骚客，产生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震铄古今的文学作品，而且市井文学也异常发达，这正是经济繁荣在文化方面上的体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此外，天津、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沿运省份刻书业发达，在运河城镇分布有大量的书社与书店，很多官员与学者都爱好刻书与藏书，形成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等著名藏书楼，对运河区域的文化兴盛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另外，运河上的人群还将自己的信仰与饮食起居习惯带到了所经之处，像明清时期的金龙四大王、天妃、关公信仰，就是因为运河贯通后，各地的商人、船工、水手、百姓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带到了沿河区域，并与当地的神灵文化相结合，在当地生根、发芽、成长，逐渐成为了区域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南北服饰、饮食习惯、戏曲、杂技也在运河的流通作用下，迅速在运河一线传播，不但扩展了 26 其影响力与辐射区域，而且使沿河百姓的精神与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与开放，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养。

　　最后，运河的贯通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国际交往。大运河连通南北、纵贯东西，便利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与商业交流，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速度加快，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如明清两朝，很多回族商人往来于运河沿线，在天津、沧州、临清、济宁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甚至很多人选择在当地定居与通婚，修建宗教设施、热心公益事业，逐渐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和谐共处、友好交往、平等互重的民族交往氛围，从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运河还是国际交往的通道，外国使者往往通过运河前往北京觐见明朝与清朝皇帝，以谋求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商贸的往来，像明永乐年间的菲律宾苏禄国东王就率领着庞大的使团沿着运河北上，与成祖朱棣进行了商谈，确定了两国相互尊重的关系，当他沿着运河南下返回家乡时，却不幸病逝于运河沿岸的德州，最终埋葬于此，他的子孙也时代居此守陵，与周边百姓和谐共处，谱写了一曲华夏民族与异国友好往来的颂歌。除东南亚国家外，日本、朝鲜，甚至英国也派遣使者通过运河前往北京，利用这条交通线路来扩大与中华帝国的外交与贸易合作，以谋求经济与商业方面的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运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外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河道的管理与漕运的运行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耗费了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与修缮，但运河政治方面巩固国家统一；经济方面扩大了南北商品交流，促进沿运城市兴起；文化方面加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的功能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开支耗费，而其流传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

　　三、运河申遗成功后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中国大运河延续数千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造就了运河沿岸一颗颗璀璨的城市明珠，像一条玉带一样贯穿了中国的数省与大江大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举。如今运河的作用虽然早已不复往日，但两岸遗留下来的闸坝、钞关、码头、会馆，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与手工艺品却依然在诉说着大运河的功绩与伟大。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利用时间最长、创造价值最大的人工水道，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非常罕见，所以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大势所趋与理所当然。建国后，大运河曾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沉积时期，不但其管理、利用、开发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连学术方面的研究也陷入了低潮。2005 年，我国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城市规划专家郑孝夑、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首次联名提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呼吁，并向沿岸 17城市的市长写信，倡导保护运河、联合申遗。2006 年 2 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58 位政协委员集体响应，提出了《大运河申遗提案》，5 月国家公布大运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社会，都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使濒临绝迹的诸多文物得以保存与维护。如今 8 年过去了，2014 年 6 月，在卡塔尔首都举行的第 38 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终于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对多年来致力于保护运河的国人是一个回报与收获。但申遗成功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的保护运河，发挥其历史与现实价值，让其继续造福于运河两岸民众与华夏民族，已成为国家与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但关系到运河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延续，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

　　首先，在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因中国大运河申遗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与浙东运河，所以其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需要不同城市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运河流经地区遗留的河道、水利设施、碑刻、码头、衙署、会馆更是不计其数，如何整合运河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财富，是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繁琐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运河诸城市除了要大力宣传运河的保护思想外，还要加大对区域社会群众运河知识的普及力度，让普通百姓参与到运河的保护、宣传、开发中来，将运河与经济发展、生态平衡、旅游振兴、民生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全民运动与长期事业。

　　其次，在运河旅游开发上，要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不改变运河文化遗产本色与原生态的政策。在某些运河城市，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布局，往往存在着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毁灭性开发的弊端，他们不关注运河文化遗产历史价值，更不重视人文环境与文物古迹的协调统一，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与城市品牌效应的扩大，对运河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运河申遗的成功，对于沿运城市发展旅游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将运河旅游资源与其他资源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生态、民生效益的多重提高，是运河城市面临的重大问题。开发不是毁灭，更不是推翻旧的，建立新的，而是需要科学布局、适度引导、合理利用的长期规划。只有这样，才能让运河旅游开发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最后，2014 年 6 月 24 日，“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召开，运河沿线 18 城市积极参与，这对于整合运河旅游资源、强化城市旅游合作、打造运河旅游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运河旅游想要真正搞活与做大，绝非靠一个联盟或运河申遗成功的好机遇就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与持久的工作。运河城市因经济发展实力、交通位置、文化环境不同，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难题，所以突出特色，体现地域优势，找到与其他运河城市不同的发展思路，做到吸引人、留住人，让城市的魅力不断展现，才能让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真正发挥出其价值。

　　（作者郑民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运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