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

来源:《中国文化报》  发布时间: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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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

  (一)大运河文化中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结合是“和”文化在大运河文化中的最高体现。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这种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农业的周期较长,而且主要受土地和天气的影响,所以,农业需要安定的环境和对自然现象的丰富经验。这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在绝大多数时期采用“重农抑商”政策的最大原因。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华民族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京杭大运河最初是为军事目的而开凿的,但在王朝稳定之后,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有利于中央王朝的稳定,而封建中央王朝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京杭大运河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尽管历代对商人都采取抑制态度,但京杭大运河沿线不仅出现很多富甲一方的商人,也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而且很多商业城市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整个运河沿线形成比较成熟的商业分工。本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将农业和商业对立开来,但京杭大运河将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并促进了两种文明的发展。这是大运河文化“和”的最大体现。

  (二)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结合是“和”的集中体现。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二者密不可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其开放性是指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和”的集中体现。“和”体现运河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学流派、哲学思想、艺术形式等主要在运河流域交流。甚至,在明清时期,运河流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例如,旅行家马可·波罗、传教士利玛窦都是通过运河来到京城。马可·波罗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回意大利,引起了西方社会的“中国热”。利玛窦沿运河流域传播天主教,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和”的集中体现。如前所述,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上;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这几个方面都体现大运河文化“和”的精神内涵。

  (三)大运河文化的外柔内刚性是“和”文化的生动体现。

  大运河文化有“外柔内刚”的特性,“柔”和“刚”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怎么是“和”的生动体现呢。这个问题实际是“和同之辩”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但争论的结果认为“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在西周末期的太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和谐才能生长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

  老子也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刚”和“柔”就是相反的两个面。大运河文化的表面是以阴柔的形式表现的,但大运河文化的内核却是刚毅的,两者表面看似很矛盾,实际上,正是外柔和内刚相互作用才形成独特的大运河文化。所以大运河文化的外柔内刚性是“和”的生动体现。

  (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杨家毅,单位:北京通州区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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