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故事|14明帝之梦

来源: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  发布时间:2019-07-24

  【编者按】

  2019年4月25日—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为使市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一带一路”在开创发展过程的优秀历史故事、人物事迹,本网在“高校青年教师社科普及基层行”栏目,特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张小锋教授撰写《古道驼铃入画卷、宝船洒香越海洋——话说“一带一路”》系列文章。

  “高校青年教师社科普及基层行”栏目,是为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鼓励青年社科专家积极参与社科普及活动而开设的,为高校青年教师深入基层研究、加强实践锻炼,进一步增强“四力”提供平台,主要邀请首都优秀青年社科专家撰写稿件。


 

  “一带一路”不仅是商贸之路、外交之路,更是人文交流之路、思想交融之路。没有“一带一路”,中华文明将黯然失色,世界文明将索然无味。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佛教就是循此路径传入中土的。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是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坚信苦、集、灭、道“四谛”教义。“谛”是真理的意思。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严格恪守“四谛”,才能最终摆脱痛苦。

  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5——公元前236年),阿育王统一南亚次大陆,大力弘扬佛法。此后印度佛教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传入大夏,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经在大夏滞留一年之久,对佛教已有所闻。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孔道后,西域各国与中原内地的政治往来和文化经济交流始终十分频繁。《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浮屠经》”,这是目前所知的佛教东来的最早记载。但是,这是一例孤证材料,真实性要打折扣,说明西汉末期,尚未有信奉佛教的人。

  《后汉书》记载了一个“传说”,汉明帝作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他梦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白光,在皇宫的殿庭里飞来飞去。第二天立即召集大臣来解梦。有大臣向明帝上奏说:“臣听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样子。”明帝听后非常高兴。对于汉明帝的这一不同凡响的“梦”,早于《后汉书》问世的《后汉纪》也有记载,甚至更为详细,说“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佛经有“数千万”“无所不统”。

  白马寺

  王浮《老子化胡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慧皎《高僧传》以及《隋书·经籍志》典籍记载说:汉明帝梦佛发生在永平七年(64年)的某个夜晚,为汉明帝解梦的是博学多才的大臣傅毅,而被派往西域寻佛的是中郎将蔡愔、秦景、汪遵等一行十八人。蔡、秦等人西行到了大月氏,遇到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前往中土,二僧欣然应允。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67年)返回洛阳。汉明帝先让二僧暂住鸿胪寺,同时择地建庙,第二年,寺庙建成,这就是洛阳城内的白马寺。两位高僧住在白马寺译出了佛经,这佛经就是《四十二章经》,通常被民众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经。

  《太玄经》【汉】扬雄 撰

  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

  梦,人人皆有,但帝王抑或名士的梦,就往往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因“梦日入怀”而生了“雄才大略”的武帝,汉景帝因梦高祖刘邦“托梦”而给汉武帝取名为“彘”,扬雄因梦凤凰而作《太玄》,董仲舒因梦蛟龙入怀而作《春秋繁露》,司马相如因梦一黄衣翁而作《大人赋》,汉明帝因梦而迎“佛”,隋炀帝因“梦江南好”而开凿运河……梦往往是一个人日思夜想的曲折反映,是对某件执念太深的潜意识表达。从某种角度看,汉明帝的梦并非全然荒诞不经。

  对于汉明帝求法,很多人有质疑,特别是《老子化胡经》中有诸多史实记载错误,显然是伪书,它的出现,正揭櫫了佛道之争的极端化、公开化。但是《后汉书》忝列“前四史”之中,其作者范晔史才史德绝非浪得虚名,其史料采择绝非空穴来风;《后汉纪》早于《后汉书》,其作者袁宏文章绝美,倚马千言,堪称一代史学大家;《隋书》是公认的“二十五史”中水平较高的一部史书官修史书,参与修撰者均为饱学之士,特别是《经籍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这些史籍记载绝不是什么郢书燕说,自然不能轻易否定。

  汉明帝时代,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并得到了当朝天子和大臣的认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如汉明帝最为亲爱的楚王刘英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史书明确记载“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浮屠,也就是佛陀,简称为佛。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曾经颁布诏书,让天下死刑犯可用向朝廷缴纳缣的方法来赎死罪。诏令一出,别人的反应不知道,但是刘英的反应却有点过度了,他派出中郎令带上上好的黄缣白纨三十匹来到洛阳,为刘英的“过恶累积”赎罪。刘英是明帝“特亲爱”的兄弟,这下可难住了国相,立即向明帝禀报,明帝对这位弟弟恩宠有加,再下一道诏书,对楚王信奉佛教的行为予以表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同时把这道诏书颁布各诸侯国,好让他们深刻领会精神。这里的“伊蒲塞、桑门”就是男女佛教徒。从此之后,刘英有了皇帝哥哥支持的诏书,便“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更加痴迷地开始信佛礼佛和弘道了。东汉“明章之治”时代的大科学家和大文学家张衡《西京赋》就有“展季桑门,谁能不营”的词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笃信浮屠、口诵黄老的楚王刘英竟然利用传道弘法之际,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意在谋逆,触碰了皇帝哥哥的逆鳞底线,被朝廷追查,自杀而亡。看来,刘英笃信佛教也不是真信。

  更不可思议地是,汉明帝之后百余年间,佛教似乎陷入沉寂状态,没有多大发展。直到东汉末年,由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佛教成为一种精神的“慰籍”,在劳动人民中逐渐传开。

  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一心向佛的安息王子安世高沿丝绸之路来到洛阳,“宣译众经,改梵为汉”,二十余年,共翻译出三十五部佛经,四十一卷,是东汉时期最成功的佛典翻译家。汉桓帝末年(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来到洛阳,他先后翻译佛经三部,十四卷。佛经的翻译和宣讲,为佛教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佛教盛行的情景: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佛教怎样传入中原内地,是穿越流沙,从西边传来;还是乘着海风,翻山越岭,从南边传入内地?这始终是有争议的历史谜案。事实上,佛教既有从西边陆路传入的记载,也有从南边海路传入的佐证,二者并行不悖,同时进行。

  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对中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也引起封建王朝统治思想和宗教本身的巨大变化,譬如佛、道尊卑高下之争和儒、释、道三教合流融摄等,中国的思想文化因此变得更加生动而精彩。

  (作者:张小锋,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社科普及活动

2017北京社科普及周

2017北京社科普及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社科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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