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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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所是” ,看轻“所有”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8-11-23

  人生,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虽然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却是永恒的。在创造的过程中,有的人希望自己成为物质丰富的“我”,这种“所有”心理可以理解;但做人更应保持一股积极进取的青春活力,使自己成为人格完美的“我”,这种“所是”目标更值得追求。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做人,“所是”比“所有”重要得多,也更为本质得多。古往今来,大凡志士仁人在事关人生的“所是”与“所有”面前,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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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名臣于谦身居高位,忧国忘家,常以“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自勉,曾作“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志。于谦在河南、山西等地任官时,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体察民情。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极少,常常用来救济贫穷的百姓。于谦为人堂堂正正,每次进京奏事,从不携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他甩甩两只袖子吟道:“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素来生活简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皇帝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他坚决推辞,表示国家多难,臣子怎敢自己安居。后来,于谦遭人嫉妒,被诬陷而死,抄家时,竟然“家无余资”,而皇帝赏赐给他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存放在家中,丝毫未动。做人能如此“所是”甚多,“所有”甚少,怎不令人见贤思齐?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认为,君子所得于自然的仁义本性,即使行政于天下,却不能增加分毫;即使穷困于家中,也不会减少分厘。一个人的品德与才能等“所是”,是任何力量也剥夺不了的一种真实的拥有;而一个人的财富与权力等“所有”,却是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一种暂时的占有。因此,人的一生,还是应该通达大行,见素抱朴,把“所是”看得重一些,把“所有”看得轻一些,物质上如果保持恬淡的心态,精神上就能有更大的空间去丰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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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时期有位杨震,在任莱州太守时留下了“暮夜却金”的佳话。杨震平时家教甚严,他的子孙常常蔬食步行,生活俭朴,杨震的一些老友或长辈,要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人被称为清白吏的子孙,把这留给他们,不是很好吗?”杨震把“清白吏”作为做人目标,惕厉自己,诫喻后辈,如此注重“所是”,看轻“所有”,不正是体现了一位贤者的心清如水、意淡如云?

  《荀子·修身》中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这种“所有”式的人生价值还不完善。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品德,掌握服务社会的知识和才能,这种“所是”式的人生价值必不可少。生活中,“我有什么”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而“我是什么”却较少为人们所关注。这种重“所有”、轻“所是”的现象,是对人生幸福的一种误解。孔子的高足曾参虽然敏慧饱学,但在“所是”与“所有”的认识上,也曾犯过糊涂。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齐国有位贤士黔娄,从小饱读诗书,专攻道家学说,曾著书四篇,取名为《黔娄子》。黔娄不但阐扬道家主旨,而且身体力行,尽管家徒四壁,仍然励志苦节、安贫乐道。黔娄去世后,曾参前往他家吊唁。曾参流泪问道:“先生去世,有什么谥号吗?”黔娄妻子回答说:“谥号为‘康’。”曾参不解地问道:“先生在世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死后被子太短都没有盖住全身,祭奠连酒肉都没有,他生前没有安乐,死后没有荣耀,为什么谥号为‘康’呢?”黔娄妻子说:“先生生前,鲁国国君要任他为相,但他辞而不为;齐国国君欲聘他为卿,但他辞而不就,这算是显贵有余吧。鲁国国君曾赐很多米粟给他,齐国国君也屡次要给予重金,他都辞而不受,这算是富足有余吧。先生粗茶淡饭,甘于清贫,追求仁而得到仁,追求义而得到义,死后谥号为‘康’,不是很合适吗?” 曾参感叹说:“只有黔娄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妻子啊。”黔娄夫妻洁身一世,“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这种“所是”,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人世间,生活的底色总是那样的自然与纯正,尽管“所是”那么朴实无华,“所有”往往光耀炫目,我们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把脚步踏在德业兼修的节奏上,努力成就一个最好的自我。人的生命,唯有创造与奉献,才能赋予生活以意义、以永恒的价值。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精神世界中把握自己,其物质生活无论如何富有,又怎么能够进入自由王国呢?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史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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