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取士兴国(2)布衣宰相

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16-08-17

  导读:落魄书生成为一代名相,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年代,成就了无数的光荣与梦想。

  在贞观时代,命运出现大逆转的不只魏徵一人。

  公元629年,一道圣旨传到将军常何的府上,接旨的人并非将军常何本人,而是他的门客马周,唐太宗宣他立刻进宫晋见。

  这不寻常的情况令常府上下议论纷纷,因为这名门客马周性情古怪,恃才自傲,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又喝酒去了。

  不久,宫中来人催促马周立刻晋见,半天工夫,皇上竟然派人4次请马周进宫。马周的酒终于醒了,他意识到,等待良久的机会真的来了。

  原来,这天唐太宗召集群臣议事,商议治国之道,将军常何上了一个奏章,提出了20多条建议,颇有分量。唐太宗非常诧异,因为常何是个粗人,没有多大学问,怎么可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奏章?

  常何实言相告,这是他的门客马周代写的。

  皇帝立刻宣召马周进宫,马周一时未到,唐太宗心急地4次派人去请,才有了前面的一幕。

  如果没有这个奏章,马周的一生很可能在穷困潦倒中度过。

  马周出身贫寒,自幼好学,不到20岁就满腹经纶。他当过低级文员,因为觉得大材小用,整日借酒消愁,结果被地方官侮辱杖打。他一路漂泊到了都城长安,寄身在城外一家小旅店,却因为交不起住店钱,遭遇老板的冷眼和讥笑。万般无奈,他只得寄人篱下做了门客。

图10-4 〔唐〕殷仲荣《马周碑》局部

(马周碑,唐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刻,原存于陕西醴泉县烟霞乡上古村东约500米处马周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身首高3.58米,下宽1.16米,厚39厘米。碑额篆书阳刻“大唐故中书令高唐马公之碑”。)

  然而,在唐太宗眼里,马周是一个穿着简朴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他迫不及待地和马周探讨当时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马周侃侃而谈,对历代为政得失看法非常深刻,让唐太宗大为惊叹。他立刻委任马周到门下省任职,不到一年马周就升任监察御史。(图10-4)

  因为发现马周有功,常何得到了朝廷300匹锦帛的重赏。对他来说,可算是意外之喜。

  贞观时代,朝廷求贤若渴,鼓励各级官员大力推荐人才,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对于那些不愿提拔推荐人才的官员,则严令给予处罚。

  官员权万纪热心创收,他上书给皇帝称:“宣州、饶州发现银矿,派人开采,陛下每年可以收入数百万贯钱。”

  唐太宗听了却勃然大怒,斥责说:“我以天子之尊,所缺的不是钱。与其每年都收入数百万贯钱,不如每年都举荐一位人才。你从来没有推荐过一个人才,而只谈论开矿抽税的好处,这是大大的渎职。”当天,权万纪就被免职了。

  公元633年,朝廷为太上皇李渊兴建宫殿的重大工程忽然停工了,终止它的正是马周的一纸奏章。

  和魏徵进谏的强硬风格不同,马周善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称自己因父母早亡没有机会尽孝而一直伤心,而皇上孝敬父亲为他修建宫殿是对的,但是唐朝初建,百业待兴,老百姓还很不富裕,应该以发展国力为先,等到以后国力有余了,再修建宫室尽孝道也不为晚。李世民看到后觉得马周说得很对,除了停止修建宫室之外,还加封了马周的官职,让他更多参与朝政,马周也有了施展才干的更大空间。

  公元638年,马周又上书皇帝,分析朝代的兴亡。他认为有的朝代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就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一味地挥霍奢侈,对老百姓横加剥削,耗费了大量财力,失去了民心,而且统治者昏庸无能,不会用贤良的人才,国家最终灭亡。

  马周的这份奏章被毛泽东赞为“继西汉贾谊《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唐太宗从中领悟了王朝崛起和覆灭的奥秘,更加坚定了“能安天下者,唯在得用贤才”的方略,这也成为唐初帝王共同恪守的治国信条。

  马周辅佐唐太宗19年,成为名传千古的“布衣宰相”。公元648年,一直为国事操劳的马周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唐太宗非常忧虑,找来名医为他医治,甚至亲自为他熬药。他曾多次对左右的人表示:“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唐太宗心中地位之高。

  马周去世后,唐太宗授予他陪葬皇陵的荣耀。

  一介贫寒落魄书生最后竟能得到这样的殊荣,纵观马周的一生,是一段关于希望和梦想的传奇,这个传奇的前提是——朝廷不拘一格降人才。而这,正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公元630年,也就是贞观四年,已经晋为“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再次被唐太宗委以重任。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公元617年,李渊挥师占据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房玄龄拄着拐杖往李世民军营求见,两人一见如故,从此他跟随李世民转战南北。他的忠诚和才干很快受到了李世民的赏识,成为了秦王府的心腹和决策人物。

图10-5 〔五代〕周文矩《十八学士图》,〔宋〕刘松年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勖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房玄龄知道,一个国家的兴旺,往往在于人才的培养。为此,每次战胜敌人后,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寻求金银财宝,只有他在投降的敌人中找寻人才,并将这些人才收归到李世民的幕府中。要是遇到真正的谋臣猛将,房玄龄就会以李世民的名义对他们礼贤下士,悉心结纳,约定共图大计。(图10-5)

  房玄龄非常重视吏治,他认为吏治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否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而吏治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义。

  唐太宗主张大力简政,房玄龄忠实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思想。公元627年,在他的指挥下,朝廷开始裁减京师的文武官员,大规模合并州县,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640人。

  这些做法,对于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避免了十羊九牧,提高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上一节:第十章 取士兴国(1)以人为镜

  下一节:第十章 取士兴国(3)贞观精神

  回到目录:《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连载

 

社科普及活动

2017北京社科普及周

2017北京社科普及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社科普及活动。

扫一扫关注

京社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