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法图强(3)徙木立信

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16-07-18

  导读:商鞅和屈原分别在秦国和楚国施行改革,成功者,国强民富;失败者,国破人亡。

  正当黄河流域诸国蓬勃发展之时,位于长江流域的老牌强国楚国却落后了。公元前402年,楚声王为盗所杀。楚声王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使楚国内不能限制权贵,外不能与魏国争霸中原,几代积累的成果付之东流。随后即位的楚悼王迫切想重振楚国的雄风,他派出父亲留下的腐败军队北上与魏国争雄,结果大败而归。楚悼王希望,有一天楚国的士兵也能像魏国武卒那样雄姿勃勃地出现在战场上,以重振楚国的威名。

  楚悼王也曾照猫画虎学着魏国的样子进行改革,可始终与理想状态相距甚远。这时,恰逢受到魏国君臣陷害的军事家吴起来到楚国。楚悼王欣喜若狂,任命吴起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在楚国全境实施变法。作为魏文侯变法集团的中坚力量,吴起在楚国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改革,可谓切中时弊,干净利落。

  然而,新法中那些废除世卿世禄制、强制贵族迁徙至蛮荒的边境地区等做法,为贵族们所不容,以至楚悼王一死,变法的成果就因吴起的被害和旧贵族的重新掌权而丧失了。

  楚国就这样失去了再一次崛起的机会。而位于西北边陲,同样属于“戎狄”的秦国,却牢牢抓住了改革的契机,并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原的格局。

  公元前361年,秦国新国君——秦孝公嬴渠梁发布了《求贤令》。

  秦国原来是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的。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秦国的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秦孝公决心寻找人才施行改革。

  这时的商鞅还是个叫卫鞅的年轻人,他看到《求贤令》后,便怀揣着李悝编写的《法经》,决定入秦。

  前两次会见,卫鞅先后谈帝道和王道,秦孝公不停地打瞌睡。第三次见面,卫鞅谈霸道,秦孝公越听越有兴趣。说了一半,卫鞅戛然而止:“今天我累了,改天再谈吧。”卫鞅以自己的行动告诉秦孝公,你看中了我的才华,我还得看看你有怎样的政治抱负和气度。第四次谈话,不是卫鞅去求见,而是秦孝公正儿八经把卫鞅请了来。

  这4次交谈,也是君臣之间的一个双选过程。有了秦孝公这个坚实的靠山,卫鞅就要施展多年来研究刑名之学的成果,在秦国变法了。

  公元前356年的一天,秦国都城南门最热闹的广场上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旁边的告示上说,若有人能把木杆搬到北门,赏五十金。围观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可以得到这么高的奖赏,太不靠谱了吧。终于,有一个男人壮着胆子站了出来。他扛起木头就走,看热闹的人跟着他一路走到北门,见卫鞅早已等候在那里。卫鞅派人把赏金给了这个男人。这件事迅速被传开,在秦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说卫鞅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通过“徒木立信”一事,卫鞅打消了人们对新法能否贯彻落实的疑虑,也完成了自己的闪亮登场。

  卫鞅颁布了新法,针对秦国的现状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革。然而,部分贵族还是看出了卫鞅最终要向他们的命根子——领地下手。为阻止变法的推行,他们针对卫鞅设计了各种陷阱。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他就是秦孝公的儿子——当朝太子。贵族唆使太子在公开场合攻击新法。新法规定,攻击新法是犯法,要治罪。当时太子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又是国家未来的君王,卫鞅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最终,卫鞅认为太子犯法的责任在于管教他的两个老师,因此对太子的师傅用了刑。

  卫鞅执法严苛、不留情面的铁面执纪作风清除了变法初期有法不依的积弊,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数年之后,新法的效果开始显现:秦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家家富裕。社会上更是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凡有功于秦国国家利益的人,才是真正荣耀和尊贵的。此时,卫鞅的第二次变法也呼之欲出。

  第二次变法之前,秦孝公还做了一件大事,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往东迁移到富裕的渭河平原腹地——交通便利的咸阳。这一举措是秦孝公在向东方诸侯国表明态度:秦国不再萎靡渺小,它将东进扩张了。

  公元前350年,卫鞅再次变法。卫鞅第二次变法最核心的举措,就是令贵族们深恶痛绝,但却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废井田”,并向全国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至此,周朝以来的井田制彻底崩溃,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郡县制行政区域划分正式形成,卫鞅完成了对国家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几乎与卫鞅同时,公元前359年,在遥远的古希腊西北部一个内乱不止的小国马其顿,高瞻远瞩的国王腓力二世(也译为菲利普二世)同样开展了一次除旧布新的改革。他削弱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建立新城市,开放出海口;以重金聘请希腊学者到马其顿讲学,其中包括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发明了一种战斗力极强的“马其顿方阵”,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

  腓力二世的一系列改革改变了马其顿贫穷落后的局面,使之一跃成为希腊半岛上的强盛国家,并最终接过希腊文明的大旗。秦国与马其顿王国,都是曾经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在困境中抓住了机遇,并坚决彻底地进行改革,最后走向强盛。

  公元前340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今非昔比。秦孝公命卫鞅率军伐魏,秦国发动了变法后第一次扩张战争。秦国出师大捷。卫鞅凯旋时,秦孝公不仅亲自出城迎接,还把於和商地区的15个邑封给他,尊其号为商鞅。

  至此,战国七雄中的燕、魏、韩,或因为改革不彻底,或因为所处地势不利,在长期的攻伐战争中纷纷衰落,只剩下老牌大国楚、齐、赵还可与秦抗衡。位于东部沿海的齐国受地理位置所限,争雄的重头戏便落在了相邻的秦、楚两国间。但由于楚怀王的昏聩,楚国错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图强的机会,失去了与秦国相抗衡的资格,灭亡成了它最终的命运。

  屈原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一心要使楚国强大起来。他不仅说服了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到楚国郢都结成联盟,以制止强秦的扩张,更极力主张改革政治,举贤任能,进而打败秦国,一统天下。

  屈原的改革主张虽然不如商鞅般暴风骤雨,却也有条不紊地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屈原同样遭到了旧贵族的嫉妒挑拨,很快受到了楚怀王的冷遇。悲愤交加的屈原写了一篇长诗《离骚》,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壮志难酬的情绪倾泻笔端。

  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屈原被放逐于江南,长期流浪于沅、湘一带。目睹楚国政治日益腐败,国土沦丧,人民疾苦,他感叹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向苍天和大地表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一番表白,足见其对楚国的深厚感情。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楚国被迫迁都。屈原眼看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破败不堪,亡国在即,内心悲愤交加。农历五月初五,披头散发的屈原来到汨罗江边,脸色憔悴的他就像枯死的树木一样毫无生气。渔父看见屈原,问他为什么来这里。屈原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又说:“整个世界都混浊,为什么不随大流呢?”屈原叹了口气:“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与其如此,宁可投入大江葬身鱼腹。”于是他写下《怀沙》,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而死。从此,每年五月初五,人们便用在江中划龙舟、包粽子等方式纪念屈原。

  公元前256年,秦国灭周朝。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相继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6个国家,结束了春秋时期以来长达500余年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为逃避贵族的迫害,商鞅连夜出逃。跑到秦魏两国边关处时,商鞅想住旅店,却被店主严词拒绝了。因为若让没带证件的人投宿,店主要连带获罪。我们可以揣度当时商鞅的心境是多么复杂,但也足以让他欣慰:秦国的法令已经如此深入人心,无人敢违背了。后人也因此送给商鞅一个词——“作法自毙”。

  然而,这就是法治的力量。整个国家在法律的严格约束下有序地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昏君佞臣的破坏作用。因此,继任的君主们对国富兵强的事实心悦诚服,始终实行着商鞅制定的法律。 

  结语:中华民族这种自发求变图强的改革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发轫了。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延续5000年而保持完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中华民族精神中所内蕴的“鼎新革故”“求变图强”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精神息息相关。古往今来,因变革而图强、因守旧而消亡的事例比比皆是。顺应时势、全面深入的改革,可以让一个国家不断革除弊端,发展壮大。“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第一个君主集权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秦朝,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面对有史以来最广阔的疆土和最复杂的人口构成,秦朝是如何让这台巨大的社会机器运行的?它又怎么会短短15年就迅速覆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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