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海上浮沉(3)宝船宫殿(下)

来源:《中华文明五千年》  发布时间:2020-04-24

  (接上文)1946年中国收复西沙、南沙诸岛后,南沙群岛中最大的礁群被命名为“郑和群礁”,其中,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面积约0.43平方千米;费信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小的岛屿,面积约0.04平方千米。同时,西沙群岛西面、东面的岛屿分别被命名为“永乐群岛”“宣德群岛”,永乐与宣德正是郑和下西洋跨越的两个年号,而这两个群岛的海域,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路。

邮票中的郑和宝船(图片来源于网络)

  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七下西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涉沧溟十万余里”。其造船技术之先进、船只吨位之大、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2002年,英国的前海军军官、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一一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不是哥伦布,最早实现环球航行的人也不是麦哲伦,而是郑和。

  目前这一观点还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但无论如何,郑和七下西洋已足够在世界文明史和航海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郑和率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具有“所向无敌”、可以“为所欲为”的实力。但郑和却坚定地奉行明朝“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没有侵略过一个国家,没有建立过一块殖民地,没有掠夺过他国的任何财宝,更没有为自己圈定一片海域和占据一座岛礁,甚至没有为自己建立一座纪念碑和在外国水域留下一个中国地名,还为沿途国家剿灭海盗,广播仁爱于友邦,开创了海上和平友好往来的世界范例。郑和下西洋期间,访问中国的使节达到了300多人次,有的使团甚至由国王亲自带队,有的国王甚至病逝于中国。

  船队在所到之处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了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在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路线上,至今还有大量的友好交往的历史遗存。郑和七下西洋中有5次以马六甲为中转站,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郊的三宝山,就是因为郑和当年曾驻扎过这里而得名。山下青云亭有口三保井,传说为郑和所凿。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宝垄市,就是以“三宝老爹”命名的,当年郑和船队登陆的地方,建起了三宝庙,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郑和送给齐亚王子的铜钟。每年农历六月三十,是“三宝大神”纪念日。

  公元1415年,郑和船队抵达麻林地、蒙巴萨等东非沿岸城市,这是中国人到达东非的最早记录。

  位于环印度洋航线交通要道的肯尼亚拉穆群岛,是郑和船队前往东非沿岸城市的必经之路。拉穆群岛的居民至今认为自己是郑和船队的后裔。2005年7月,时年19岁的拉穆群岛女孩姆瓦玛卡・夏瑞福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中国太仓举办的纪念郑和的活动。

  公元1430年,郑和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航。出发之前,他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竖立了两块石碑,记述自己“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的航海历程。

  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只是,在海上漂泊半生后,郑和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满鬓斑白的老者。这次能活着返回故土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将军最好的归宿是战场,他最好的归宿或许就是海上。公元1433年,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西南沿海一带)病逝。

  郑和并不知道,在他和他的船队把中国的航海事业推升到全球最高峰的同时,朝廷对民间航海活动的禁止越来越严厉,百姓出海受到严格限制,两桅及以上的海船被毁掉,兴盛数百年的民间海上贸易成为非法行径,被迫走上走私和武装走私的畸形发展道路,国家航海的活力源泉逐渐堵塞。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官方的航海活动也停止了,这支没有对手的船队突然消失于海上,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霉烂着、腐朽着……

  对此梁启超感叹道:“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明代实施海禁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最关键的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强化。公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道敕谕,清楚地说出了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苟不禁戒,则人有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可以看出,实施海禁的目的是防止臣民受海外影响,危及其自身的统治。

  一直到100多年后的公元1567年,面对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的现实,隆庆帝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这一调整,带动了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当时中国的产品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并进一步扩大到欧洲、美洲,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据有学者估计,公元1573年至公元1644年的72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白银资本》的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甚至认为,从公元16世纪开始已经有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

  但是,这个开放仍然是消极控制而不是主动开拓海外,而且来得太晚了,随着几十年后明王朝的覆灭,这次短暂的开放成了昙花一现。(完)

  (资料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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