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故鼎新(2)变法初试

来源:《中华文明五千年》  发布时间:2019-11-18

  导读:十年苦读,一朝登科,王安石进入大宋官场,发现这里遍布“潜规则”,针对冗官的改革箭在弦上。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绘了科举放榜,举子们观榜的盛况

  公元1042年,东京金明池边,万头攒动,热闹非凡,这一天是科举发榜的日子,也是无数人改变命运的时刻。“我中第了!”随着一声欢呼,这位新科进士立刻被众人围住。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一天的金明池畔,风光旖旎,红裙拂动,衣香鬓影流转,路边的少女们大胆地向新科进士们投去爱慕的秋波。在身穿绿袍、意气风发、赶赴琼林宴的进士队伍中,有一位就是21岁的王安石。这一年,他在800多名应试者中考取了第四名,这个父亲早亡、家境窘迫的贫寒书生终于迎来了生命的转折。

  王安石只是宋朝众多的“励志神话”之一,出身寒微而终成国家栋梁的名臣在宋朝不胜枚举,例如“断齑画粥”的范仲淹,“以荻画地学书”的欧阳修,“孤贫力学有远志”的宰相张齐贤……宋朝是个名副其实的“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较唐朝更为完善并严格的科举制度,为大批平民士人打开了功名和理想的大门,大量中下层文士通过科举进入政府机构,并被委以重任。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是历经“文治”的宋朝新气象,史学家描绘这个时代的图景是“白衣秀オ平地拔起”。在此表象背后,隐藏着唐宋之交深刻的社会变化——延续了几个朝代的门阀士族政治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不问出身,但更具智慧的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背后不再是家族利益,而是国家兴亡,宋朝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改革意识成为有別于前代的新的时代精神。

  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的成绩步入仕途,展现在他面前的大宋官场,是一个层层叠叠、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体系。

  一次科举数百人入仕此时已经很平常,比宋初时多了10倍不止,最多的一次录取竟达1600多人。科举中第者即授予官职。到仁宗时代,内外官员总共有17300余人,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荫补”制度使大量中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门人都可以得到官职。“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北宋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成为无事可做的“寄禄官”,而且待遇之优厚,为历代之最。官员只要不出什么大错,每三年就可以晋升一级,俸禄也水涨船高。

  王安石从一个地方小官起步,迈上仕途第一级台阶,随即发现这个官场充斥着各种“潜规则”。

  暮春时节的群牧司衙门,牡丹花开得正盛,一群官员在花丛中摆设酒席,推杯换盏。坐在席首的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他的职位是群牧使,而席上一个年轻官员沉默寡言,他就是王安石,此时在包拯手下任职。

  兴致颇高的包拯向同僚、宾客们一一敬酒,大家无不尽欢,可是敬到王安石这里,却冷场了。他自称不善饮酒,面对包公数次劝酒,竟然坚持滴酒不沾,搞得包拯真的黑了脸,非常下不来台。

  王安石不喜宴饮,看到席间有官妓表演,他调头就走。在宋朝的官场,他的确是个异类。同时代的士大夫们,每日觥筹交错,迎来送往,已经成为一种官场常态,而且用的通常都是公款。

  苏轼曾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做通判,他称杭州为“酒食地狱”,因为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公款接待,实在是吃怕了。

  作为交通枢纽的扬州,宴请接待的场面更是让人心惊肉跳,馆舍每天宾客满堂,官员根本认不清谁是谁,吃喝费用不计其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就要花费10多万贯。

  《宋史》记载,宋朝设有“旬设”之制,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费宴犒,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各衙门动用公款宴请都有公开账本,这种用于公务接待的公款叫作“公使钱”。

  此后,公款吃喝之风愈演愈烈。四川一个官员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竟然花掉45万贯,这笔钱在当时可以建造普通农民住房135000间左右。

  此时,一张揭露北宋官场积弊的《百官次序升迁图》在朝堂上下引发轩然大波,绘制这张图的人是在开封府任职的范仲淹,他在图中详细描绘了哪些官员是按照制度正常升迁的,哪些是因“潜规则”而被提拔任用的,弊端源头直指当朝宰相吕夷简。范仲淹上书宋仁宗,希望朝廷认真审查官员任免,制止这种官场歪风。

  欧阳修、富弼等人也上书痛陈当时的吏治腐败。欧阳修说:“有的官员年老多病,有的懦弱不才,有的贪财害物,这样的官员遍布州县,没有升降的制度,因循积弊,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

  《百官次序升迁图》引发了一场朝廷“地震”,一批官员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支持范仲淹,成为有志革除弊端的士大夫们的一次集体大联合,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改还是不改?宋仁宗的心中无比纠结。

  此时的大宋,历经80多年的文治,正处在“仁宗盛世”,在宋人眼中,这是超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黄金年代。

[宋]佚名《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北宋王室每年都要在皇宫宣德楼前举行盛大的车骑演象活动,用来烘托歌舞升平的气氛

  当时的宋朝堪称独步全球,“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宋仁宗时全国人口1246万户,仁宗一朝新増379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4400万贯,仅商税就达2200万贯,这项收入是“开元盛世”全部货币收入的10倍还要多。

  虽然危机已经潜伏于盛世的表象之下,但帝王将相们大多还沉醉在盛世的美梦中,直到外敌的号角越来越近。

  公元1041年,好水川大战,宋军被西夏军队诱入战阵,中伏大败,死伤1万余人,好水川的土地上遍布宋军尸体。退兵路上,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号哭,抛散纸钱,向空中哀诉:“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将军一起回来!”哀恸之声震天动地,主将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当时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其同主持与西夏的战事,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战事颓败使诗风也沉郁优伤,完全没有了唐朝边塞诗那种意气风发、建功立业的豪情。无数个“长烟落日孤城闭”的黄昏,面对一杯浊酒,想念万里之外的亲人,悠悠羌笛声中,时间所积淀下来的,只有将军头上的白发和士兵眼中的泪水。

  宋夏3次大战皆以宋朝战败告终,范仲淹只能采取筑城防御的战路,使西夏不敢再肆意进扰。

  当时宋朝军队数量达历史之最,禁军加上厢军有125万之众,每年消耗的军费高达四五千万贯,几乎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然而多年“重文抑武”,民间流传“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招募来的士卒多为无业游民,军纪废弛,吃喝嫖赌之风在军内盛行,军队不堪一击。

  北宋被辽、西夏、吐蕃夹击,每年付出大量的岁币购买和平,国家安全岌岌可危。朝野上下呼唤改革之声越来越高,宋仁宗终于下了决心。

  宋仁宗把戍边的范仲淹急召回京,任命了一批新官员,几乎全是青史留名的正直贤良之士和文化名人,时人把当时群贤毕集于朝廷的景象称为“旷绝盛事”。改革箭在弦上。

  当湖北钟祥的地方官刘依出现在钦差大臣面前时,欧阳修惊呆了。这人年过70,耳聋眼花,苍老不堪,问他地方民情如何,治安如何,农业收成如何,一问三不知,居然连当朝宰相是谁也不知道。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的前任连路都走不了,不也在这干满了3年吗?”

  这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施行时发生的一幕,刘依这样的官员充斥着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新政第一要改的就是腐败的吏治。定期检查,严格监督,罢免不オ,新政试图进行一次内部的自我清理。

  范仲淹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一笔画下去,一个不合格官员的姓名就被从班簿上勾掉。

  范仲淹判定官员去留,从不手软。有人从旁劝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了!”范仲淹反问道:“是一家哭好,还是一路的百姓哭好呢?”

  范仲淹此举可以说是“挑战天下第一难”,很快,来自官僚阶层的弹劾来势汹汹,贪污、谋反的罪名给他扣了一堆,皇帝将信将疑。最后,有人上书控告范仲淹等人“结党谋私”,触动了皇帝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也触碰了皇权的底线。

  不久,一场大清洗开始了,一大批人受牵连被贬官,矛头直指范仲淹。范仲淹看到大势已去,自请外调。皇帝从殷切期盼到翻脸清算,不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新政初见成效即遭废止。

[明]安正文《岳阳楼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岳阳楼立于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楼上镌刻着范仲淹的千古文章《岳阳楼记》,这是范仲淹在被贬邓州时写下的诗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此时仕途已坠入谷底,心中却依然充满对国家命运的担优。

  当初写下《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新政纲领时,范仲淹为国家描绘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改吏治,革冗员,厚农桑,减徭役,重法令,修武备,办学校……他没想到,改革之梦破碎得如此轻易,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为后世树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这种“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成为士大夫们的最高道德标准。

  如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其精神价值远大于实际功效,甚至超越政治、学术的立场差异,成为其后数百年间士大夫的精神寄托。

  史学家称之,“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此时,一个20岁出头的地方小吏,一直默默关注着京城的一举一动,庆历新政的失败与教训,将决定他后半生道路的选择,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来源:资料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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