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明朝毁于崇祯皇帝?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9-11-27

《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 ,樊树志著,中华书局出版

  谈及明代崇祯帝,无论学界民间,可谓众说纷纭。想要甄辨已有之论,并得出公允认识,必然先要理解传统史学的评价体系。

  首先,传统观念非常重视人的动机,从孔孟到宋明理学,皆论“人心之所向”,只要动机纯善,则评价趋好;其次,重视道德水准,有才华与能力固然重要,然而有才无德,终难堪“修齐治平”,司马迁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次第,正是如此;三者,以开疆拓土为最尚,经济富足次之,保境安民再次之,而丧失领土,乃至亡国,是绝不被接受之事,由此汉武唐宗当属典范,而宋明皇帝常陷诟病。

  以此观之,崇祯是典型的动机趋好、私德微瑕、竭力保境之人,可问题是只关注动机不足以全面考量事实,崇祯动机虽好,却难以规避他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的用人水平低下与急功近利之势,随后,明朝失土亡国的终局,自然可窥端倪。

  樊树志的“重写晚明史”系列之四——《内忧与外患》,便用翔实的史料、细致的剪裁、合理的逻辑,讨论了崇祯朝的阉党、辽东、党政和起义四大问题,勾勒出崇祯、群臣、满清、起义军的形象,其中尤以崇祯本人为重点。

  《内忧与外患》遵循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理路,史料征引极多,喜简者、初读者不免恼其繁复,而笔者以为,虽然自《春秋》至《文史通义》,皆注重“史义”,可这并不意味着“史事”等而下之。生活于当下时代,信息过载,观点多元,其实不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遑而论道的现象,以此观之,“有实方有识”的态度应当推崇。

  本书第一章论述崇祯继承其兄熹宗皇位,循序渐进地处理魏忠贤—客氏集团,魏忠贤是前朝独揽权柄的大宦官;而客氏为熹宗乳母,熹宗对其病态地依赖,此二人内外呼应,党羽满朝。崇祯按部就班,逐步剥夺其权利,剪除其爪牙,基本清除阉党,同时销毁颠倒黑白的《三朝要典》,为牺牲忠臣昭雪。

  户部郎中刘应遇曾上书指陈“天下六大苦情”,崇祯深刻地意识到“权奸窃柄,煽虐惨毒异常,所奏诸臣苦状,朕为恻然。”然而,崇祯的用人之道,却往往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后来放任温体仁一党做大,更似重蹈前朝覆辙。

  本书第二章着重讨论辽东问题,辽东总兵李成梁坐镇辽东22年,虽军纪败坏,邀功请赏,却可震慑女真。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后,辽东边患问题积重难返,后继者杨镐、袁应泰御敌不力,熊廷弼有所建树,却遭小人诋毁。

  辽东边患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饷银不足、用人不当、士兵畏惧。其后镇守辽东的孙承宗和袁崇焕,都颇有战略,整顿军纪、修城造炮、核查钱粮、推进防线,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袁崇焕甚至提出五年复辽的宏伟计划,然而朝廷党政严重,又中皇太极反间计,袁崇焕被构陷治罪,惨遭磔刑。

  其实,从辽东走马灯式的换将之举,便可见崇祯求功心切。刘宗周说其“用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崇祯朝内阁辅臣多至50人,更迭频繁,任职大多一年半载,难以施展,而竭力打击钱谦益的温体仁,排挤贤良,揣摩圣意,居相位竟达八年,其任内助长横征暴敛,粉饰太平,导致大厦将倾,本书第三章便详论温体仁一党夺权与掌权的过程。

  正如《明史》所说:“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晚明并非无良才良将,然终不得用,或用之而不久,崇祯所信之人,又是倾轧之源,虽除阉党,又立温党,其用人水准绝非贤君。

  最终断送明朝江山的农民起义军,是本书第四章论述的核心。崇祯面对饿殍遍地、流贼炽巨的局面,本想以“抚”安定,然则无法解决农民根本生存问题;后继者名将洪承畴主张围剿,然而中原五省互有芥蒂,惟以将敌人驱入邻境为能,只图守住城池,推脱失事之责,皆纵敌而不顾,本可消灭的农民军日益强大;虽有孙传庭力挽狂澜,杨嗣昌“十面张网”策略,终究无法平叛,败局显而易见。

  本书塑造的崇祯形象,虽有好恶之评,亦有史实之资。姑以所引《明史》作崇祯“盖棺定论”,再合适不过,崇祯“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读罢本书,可谓信然。

  (来源:《北京晚报》2019年11月25日28版; 作者:赵慕宇;图片: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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